注：本文根据真实案例改编，部分情节来源于网络，情节有润色；图片来源于网络，部分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仅为配合写作效果；部分人名为化名；请感性阅读，理性看待。
王文庆家里除了他，还有一个比他大四岁的姐姐。他的父母为了生计，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南下去了珠海，在一家电子厂里打工。自此，王文庆就和姐姐一起，成了村里众多留守儿童中的两个。
平日里，姐弟俩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倒也还算热闹。只是每逢过年过节，看着别家孩子都有父母陪伴，热热闹闹地准备年货，王文庆心里总会羡慕和失落。
姐姐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后来也顺利考上大学。相比之下，王文庆的成绩就显得有些差强人意了。高考成绩出来，果然不太理想。看着成绩单上惨淡的分数，王文庆知道自己与大学无缘了。
那年夏天，王文庆和几个同乡一起南下深圳。经过一番周折，王文庆在宝安区的一家模具厂找到一份工作。工厂包吃包住，这让初来乍到的他省去不少麻烦。
工作之余，王文庆很少和家里联系。他性格内向，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每次打电话回家，听到父母的声音，他心里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酸楚。
在深圳打工的第一年，春节的时候，王文庆回了一趟老家。他给爷爷奶奶带了些深圳的特产，也给姐姐买了一件新衣服。
时间一晃就过去几年，这几年里，姐姐结婚成家，姐夫对她很好，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后来，姐姐怀孕了，王文庆得知消息后，也由衷地为姐姐感到高兴。
就在姐姐怀孕的第五个月，王文庆突然给她打了个电话。电话里，王文庆一反常态，详细地询问姐姐的身体状况，还反复叮嘱她各种孕期的注意事项。
姐姐一一回答他的问题，又问了问他在深圳的情况。王文庆简单地说了几句，就匆匆挂了电话。
这通电话之后没几天，姐夫也接到王文庆的电话。这更加让姐姐一家感到奇怪，因为王文庆几乎从来没有单独联系过姐夫。
“姐夫，我手机不小心摔坏了，屏幕都碎了，暂时没法用了，这段时间你们可能联系不上我，跟家里人说一声，别让他们担心。”
姐夫也没多想，只是嘱咐他赶紧去修手机，别耽误了联系。王文庆答应着，又寒暄几句，就挂了电话。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两通电话竟然成了王文庆与家人最后的联系。从那以后，王文庆彻底失去音讯。
他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工厂那边也说他早就辞职了。
远在珠海的王建民夫妇接到女儿的电话后，老两口连夜向厂里请了假，第二天一早就坐上前往深圳的火车。
到了深圳，王建民夫妇四处打听儿子的下落。老两口又去了附近的派出所报案，希望能得到警方的帮助。然而，由于王文庆已经成年，且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遭遇危险，警方也只能进行简单的登记，无法立案调查。
王建民夫妇在深圳待了一个多月，几乎跑遍整个宝安区，但依然没有找到儿子的任何消息。盘缠用尽，他们不得不暂时回到珠海。
长时间的奔波劳累和精神压力，让王文庆的母亲病倒了。由于伤心过度，加上身体过度劳累，她的右眼突然失明。
后来，女儿在城里买了房，想把父母接过去一起住。但王文庆的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坚持要守在老家，她说：“万一哪天庆儿回来了，家里没人，他该怎么办？”
就这样，王建民夫妇一直留在老家，守着那栋空荡荡的房子，等待着儿子的归来。
就在王文庆失踪后的第十一个年头，邻居老张急匆匆地跑到王建民家，神色慌张地说：“老王，不好了，我好像在电视上看到文庆了！”
王建民夫妇一听，连忙问是怎么回事。老张喘着粗气说：“我刚才看电视新闻，说是在深圳那边的一个下水道里发现一具尸体，好像都……都腐烂了。然后，然后在现场发现一个身份证，我一看，那身份证上的名字和照片，不就是你们家文庆吗？”
王建民夫妇连忙打开电视，找到老张所说的新闻节目。
新闻画面里，现场已经被警方封锁，只能隐约看到下水道口围了一群人。记者正在报道这起案件的最新进展，虽然没有直接播出身份证的画面，但报道中提到死者的姓名和籍贯，确实和王文庆的信息完全吻合。
看到这里，王建民夫妇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王建民夫妇通过各种渠道核实这条新闻的真实性。最终，他们不得不接受儿子王文庆，可能真的已经不在了。
王建民夫妇按照当地的习俗，为儿子举办一场简单的葬礼。他们没有儿子的遗体，只能用他的衣物代替，立了一个衣冠冢。
处理完儿子的“后事”，王建民夫妇又去了当地派出所，为儿子办理户口注销手续。
时间又过去四年，王建民夫妇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不会再有任何关于儿子的消息。但生活总是充满戏剧性。
一天，王建民在田里放牛。突然，手机响了。他掏出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显示是江苏。他犹豫一下，还是接听电话。
“喂，请问是王建民同志吗？”
“是我，你是哪位？”王建民疑惑地问道。
“这里是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我们这边刚刚处理一起酒驾案件，当事人自称叫王文庆，我们查了一下他的身份信息，发现他是湖南人，户籍信息上的父亲一栏写的是您的名字，所以打电话跟您核实一下。”
听到“王文庆”三个字，王建民的心猛地一颤：“同志，你们搞错了吧？我儿子王文庆已经死了十五年了，怎么可能还酒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