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故居
58岁的陆游，在故居山阴三山别业的书房写下不无自得的《书巢记》：吾室之内……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或至不得行，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邪。”
风雨晦明，以书籍相伴——陆游构筑了一个自得适意、徜徉徘徊的精神天地，自可躲避或驱除外界的风风雨雨，“任从人笑作书颠”。那陆游到底有多少藏书呢？又为何这般倾情、痴情于藏书呢？
陆游应该庆幸，庆幸生活在一个中兴、承平时期，让他能够足以完成一己藏书、静静读书的热望。其藏书主要源自两处：一是传录抄写，二是购买。
他抄写或描摹的，如淳熙元年（1174年）对罕见的绍兴中再刻版黄庭坚《三荣集》“录藏之”；对著名的《瘗鹤铭》书帖，不远万里从蜀州“亲至焦山”（镇江焦山江心岛）摹之。总之，陆游不辞辛苦，“蝇头细字夜钞书”。嘉泰二年（1202年），已77岁高龄的陆游感慨陆子强家书教育、训示的价值，特“命（陆）子聿钞一通，置箧中，时览观焉”。随着年事已高，目力不及，60岁以后的陆游基本不再抄书，而是让自己喜爱的幼子陆子遹（陆游54岁有子遹）代抄。
当然，也有祖父辈抄的书，如陆游的叔叔陆宦“平生凡抄书至数十百卷”“性喜抄书，尝抄王歧公《华阳集》百卷，笔笔无倦意”；陆佃“年六十时，传（传抄）吴棫才老本”，至老不倦。
这些都是自抄，非请人代抄。据说，当时抄书的价格，平均抄11字合一文钱，算比较低廉了。在雕版兴盛的南宋，抄书仍是主流的一种书籍生产方式。陆游之所以没请人，当是经济紧张的缘故。
再说陆游买书。陆游购买的最便宜的书，当是《刘随州集》十一卷。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以“百钱”买到了“佣书（代人抄书）人韩文”支头睡觉的《刘随州集》。这与时日动辄五贯、八贯的书价相比，确实是极其便宜了，难怪他甚是喜悦，特意记载下来。
问题是，陆游到底能有多少钱来购书？这牵涉到对陆游经济状况的整体衡判。
看一下陆游的俸禄。隆兴二年（1164年）任职的“通直郎”，月俸18贯；乾道七年（1171年）任职夔州通判的“奉议郎”，月俸20贯；淳熙十三年（1186年），任严州知州的“朝请大夫”，月俸35贯；绍熙五年（1194年）任职的“中大夫”，月俸45贯，时陆游70岁，已到了致仕的年龄。本俸之外，还有补贴，即添给。不管怎样，就数贯的书价来说，如仅用俸禄来购买，显然不无困难、甚是紧张。但是，他还有不菲的“馈遗”（朝廷规定知州150贯，通判80贯，但往往超过此数）和“上下马费”，友人会聚间的赠送等不那么正规的“灰色收入”，还是很能购买一些书的，所以史书载其能“尽买蜀书以归”。
当然，还有润笔费。陆游作为名声显赫的诗人兼官员，在《渭南文集》中仍能见到一些他给当地府学、宫观寺庙撰写的记文，以及为达官贵人或亲朋好友等撰写的墓志，这些自是少不得丰厚一些的润笔费。
整体上，陆游出仕做官时的经济状况要比后来强许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免官、隐居山阴时，特别是晚年近20年的隐居，这么一长时段就极其不易了。
这至少有两方面的证据：其一，陆游居住在山阴时，所写的诗歌中一再吐露贫困的窘境，如“颓垣破屋镜湖滨”“老夫读书蓬户间”“海内虚名不救贫”等。其二，多次请祠。按照南宋官方的规定，30个月为一任期，期满后，最多再申请一次。庆元四年（1198年），73岁的陆游决意不再请祠——因他已申请三次，超过了最高限额。至其待遇，陆游自言“祠俸钱、粟、絮、帛，岁计千缗有畸”。这对陆游一再自诩的百口之家显然难以为继，因即便按当时的普通人标准，一口一日平均需百文钱算，一月就需300贯。照此，1000贯也就是仅维持三个多月，显然很有些捉襟见肘了（至其不多的田租，暂且不论）。
总之，抄录和购买构成了陆游藏书的主体。或者说，任职时经济宽裕一些，尚能购买一些一己心爱的书籍，归隐后就只能靠抄书来获得典籍了。除此之外，就是友朋的赠送与自己的刻书。不过，这些赠书、刻书的总数毕竟有限，至今能考的不过二三十种，这对藏书丰富的陆家来说，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本文原载于《解放日报》（作者丁红旗），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