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东野战军的发展历程中，1948 年 10 月 5 日至 24 日，一场至关重要的前委扩大会议于山东曲阜第二次召开。此会议地位举足轻重，它是淮海战役前夕，华野所举行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会议。
当时，按照毛泽东的明确指示，由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承担主持此次会议的重要使命。会议进行当中，饶漱石作为华东区党政最高领导，讲话风格犀利直接，毫不含糊：
“对于此次济南战役，我们事先就预估到它将是一场规模空前且极具影响力的重大战役。中央始终密切留意着各个兵团对中央以及前委领导的服从情况，并且有着深刻的认识。中央曾多次严肃地指示全军必须无条件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安排。但令人惋惜且不容忽视的是，一些同志公然暴露出无纪律无政府的不良行径，对前委的领导未能给予应有的敬重，对粟裕同志的指挥也予以违抗。鉴于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央责令华野前委务必召开此次会议，全面深入地针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展开坚决的斗争，大力强化纪律性，以此作为坚实可靠的保障，推动战役最终胜利的顺利达成。”
那么济南战役到底发生了什么？饶漱石为什么表现出如此坚决、不可回旋的态度呢？
一、华野全军重归粟裕统领
1947 年 8 月，毛泽东指令陈毅和粟裕率领华野司令部以及七个纵队转战中原，支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至 1948 年初，庞大的华东野战军被分成了三块。其中陈粟大军负责经略中原；许世友的山东兵团留守山东，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韦国清和吉洛领导苏北兵团，在苏北转战，该兵团由陈粟指挥。这便是我们所熟知的“七月分兵”。
“七月分兵”虽然加强了各部队的主动性，但同时也滋生了独立性以及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时间一久，就不大愿意重新接受统一指挥。这种情况不只华野独有，中原野战军也曾出现过。比如陈赓、谢富治曾一度在军委的领导下独立作战，后来又回归到刘伯承、邓小平的麾下。虽然两军合兵，但配合上一度不是很理想。刘伯承、邓子恢和张际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批评陈谢兵团：
“四纵（陈谢兵团）干部中，有的背了与陈粟、刘邓并列的所谓陈谢大军的包袱，要求单独行动。”
在这方面，华野大军也不例外。华野主力与山东兵团长期各自为战，配合上也出现了问题。
1948年1月22日，粟裕发出了著名的“子养电”，向毛泽东“斗胆直陈”，否定了主席要他带领3个纵队跃进江南的战略规划，而是将主力留在中原，与刘邓大军、陈谢兵团采取“忽集忽分”的方法，将国民党军主力全歼于江北。这样一来，江南之地就可传檄而定。
对于粟裕的战略计划，毛泽东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而粟裕也立下了“军令状”，即在8个月之内歼敌12万，同时还要把邱清泉的第五军给灭掉。
为了让粟裕兑现“军令状”，毛泽东给予粟裕空前巨大的权力。首先，毛泽东给了粟裕充分的指挥权，决定将陈毅调离华野，前往中原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由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由此华野完全由粟裕一个人说了算。
在各路统帅中，司令员兼政委、前委书记，并领导战区党政军工作的，除了彭德怀和林彪，就是粟裕了。
粟裕得到任命之后，立即发动了豫东战役。此战之中，粟裕巧妙转用兵力，攻克河南省首府——开封，全歼区寿年兵团，打残了邱清泉的第五军以及黄百韬的整编25师，歼敌9万多人。
毛泽东给粟裕定下的8个月12万人的歼敌指标，粟裕仅用2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75%。豫东战役，国民党军主力可谓是倾巢而出，而且还改变了以往“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恶习。友军一旦被围，都奋力支援。然而即便如此，国军依然在这场大会战中落败。从此以后，国军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豫东战役前，蒋介石认为让一个兵团单独行动，解放军肯定是吃不掉的。然而豫东战役之后，蒋介石绝望地发现，一个兵团单独行动也不安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