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华历史上阶级最固化的时代，莫过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魏晋南北朝，而现象则要从汉末三国时代说起。
面对天下震动，袁绍、袁术、袁遗、袁胤、袁叙兄弟们振臂一呼，函谷关以东就姓袁不姓刘了。
曹操、曹仁、曹洪、曹纯、夏侯惇、夏侯渊振臂一呼，孙策、孙贲、孙香、孙辅、吴景、孙权振臂一呼，河南与江东就不姓袁了。
刘备虽没有什么兄弟，但他以汉室宗亲的血脉，吸收了幽州牧刘虞、陈王刘宠、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璋，一大批忠于刘汉王朝的基本盘。
熟读历史就会明白，哪有什么伟业是靠一代人的努力就能成功。
相比于袁曹孙刘的家族创业，有些家族则选择了分侍多主，分担风险。
诸葛亮是蜀国的丞相，诸葛瑾是吴国的丞相，诸葛诞是魏国的大将军。
兄弟们分仕三国并非刻意的安排，也没什么默契，但却是家族传承的一种必然选择。
或者说，只有这么选择的家族，才能在一次次的搏杀过程中侥幸的把基因和姓氏传承下来。
夷陵战前，强烈反对开战的“鸽派”诸葛亮和诸葛瑾，就作为刘备、孙权之间的秘密谈判通道。
刘备死后的吴蜀罢兵联盟以及多次联合北伐，也是诸葛亮和诸葛瑾（诸葛恪）家族的暗中联络。
而名垂千古的“后出师表”，并没有出现在魏蜀两国的文献中，却被吴国记录了下来，应该是诸葛亮通过诸葛瑾的秘密通道，给正在筹备北伐的东吴重臣们“展示”的一封家书。
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掌大权，曹魏的高级官员诸葛璋，就像“司徒王朗”那样奉命暗中写信劝说诸葛亮投魏。
这种秘密信件自然不可能见光，因此也意味着这种家族之间的私下联系，是一种敌国之间秘密的情报传递方式。
而这种情报，往往也都是各国君主们极为依赖的。
在赤壁战后，孙刘需要联合抗魏的大背景之下，能相互勾兑的诸葛亮、诸葛瑾兄弟必然会在各自阵营的内部竞争中拥有巨大的优势。
面对蜀吴两国的最高执政者都是姓诸葛的，曹魏这边也把诸葛诞、诸葛绪推到了对抗吴蜀的一线，诸葛璋也成为了曹魏外交部负责人......
甚至家族之间的分散与合作，往往也是保存各个分支的重要手段。
吴国诸葛瑾一支因诸葛恪被灭三族，但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乔被过继给了诸葛亮，从而得以幸免于难，其孙诸葛攀凭借着“诸葛亮”孙子的身份，过继回来续上了诸葛瑾一脉的香火。
魏国诸葛诞一脉斗争失败被灭族，但诸葛靓一支在吴国混了下去，等到后来西晋东渡，以诸葛恢为代表，让诸葛家族又再次崛起成为顶级家族。
这些套路，在各个顶级家族之间都玩得很溜，譬如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在袁曹之争、曹魏代汉和司马代魏的过程中，也都是将筹码分散开来，兄弟们分别支持不同的利益集团。
官渡对决时，荀湛和荀彧分别是袁绍和曹操的首席谋主，曹魏代汉时，荀彧和荀攸分别支持汉、魏，司马代魏时，司马懿的亲兄弟司马孚却站在了曹氏宗亲这边。
可以说，越是在内卷的局势下，这种家族分散投资的利益越大。
毕竟，从基因概率的角度来看，谁也无法保证老子英雄儿好汉，无论是确保家族的势力传承，避免风险和意外的出现，还是生出一个超级精英，带领家族崛起，都需要靠数量去堆。
荀氏八龙、司马八达、马氏五常......这些策略都基于一个前提，人丁兴旺。
随着生意的越做越大，需要的兄弟子女就越来越多，用来进行投资以及利益捆绑。
孙权的长女嫁给了周瑜的长子，长子娶了周瑜的长女，孙策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顾雍的儿子顾邵、陆骏的儿子陆逊、朱治的儿子朱纪。
也就是孙策死的早，少生了一个女儿，否则吴郡四姓“顾陆朱张”肯定雨露均沾。
生意做大了，兄弟实在是不够用了，那就只能自己亲自上马。
曹操成为了三国最著名的寡妇收容站，刘备也是从徐州糜夫人到江南孙夫人再到巴蜀吴夫人，每到一处就换个媳妇，孙权更是接盘了袁术的女儿，以继承袁家的势力和法理的正统。
保障利益共同体的最佳方式，就是一起生孩子，多生孩子，形成复杂的联姻网。
而这种历代门阀崛起的必然炒作，却被一场会议打断了。
1980年3月，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办，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此后，国家计生委成立，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
从陈慕华到彭佩云，计生委也成为了国务院的权重部门和快车道。
硬币都有正反两面。
虽然计划生育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劳动力红利，导致如今老龄化的急速到来，但也同时制约了第一代权贵集团的迅速扩张。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新人，1949年左右诞生的“天命N胎”，虽然遭遇了一系列无情镇压，却在80年代的改开、混改过程中享受到了最大的红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受益者。
不过，“天命N胎”也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繁衍制约，1980就是一条线，不能生出“天命N*N”，将积累的庞大红利传承下去。
举两级别稍低的例子。
1951年的王石（副部背景），创立了万科，但只生了一个女儿，使得这家中国最强大的地产公司没有了实际控制人，变成了社会型企业。
1954年的王健林（副厅背景），创立了万达，但只生了一个不愿意继承家业的儿子，使得这家国家最优秀的商业地产公司给予了职业经理人大量的机会。
不同于民营企业家的孙宏斌，王石和王健林们，依靠着政治红利在崛起于改开，但也受到了严格的政治生育束缚，让他们的权力与财富无法形成垄断式的家族传承。
这就像刘强东没管好拉链损失的根本不是钱，张艺谋三胎被罚也不在乎那点钱，这位北京奥运的总导演跟东哥一样，吃着政策饭，丢失的是政治形象与机遇。
这也使得如今的中国，没有出现隔着门阀日本和财阀韩国的模式，老爷子要从一群子女当中选出最合适的接班人。
不是王石和王健林不想搞百年传承的家族企业，而是他们被限制生育之后，根本没得可选。
这也使得中国，没有了家族传承的使命，企业家也就不会刻意制造行业垄断和企业控制权垄断，该退隐的时候就会退隐，把控制权交出来。
没有了血缘的紧密纽带，企业接班人不会像日韩那样靠身份上位，摆脱了人身依附的职业经理人们，借此得以大规模的崛起，高级职务成为了大家比拼实力的赛场。
国家对于顶层的限制生育，变相完成了一次商业层面的反垄断反并购重组。
国企领导们尚且不敢逾制，更不要说体制内的大员。多生一个80后孩子，面临的是政治前途的灰飞烟灭。
这就引发了一个权力的结构性变化。
试想，如果认罚个千八百万，就可以光明正大生孩子的话，那么吊打王思聪的80后“赵公子”们，就会大规模涌现在我们身边，纷纷把70后的祁厅长们当狗使唤。
哪怕祁同伟都官居汉东省公安厅厅长，跟老婆梁璐闹别扭之后，有大局意识的吴慧芬也劝告省委副书记高育良，让他劝祁同伟别闹了。
吴老师的原话就是，“梁璐的两个哥哥都不是等闲之辈”。
70后的梁璐，老爹是前汉东省委副书记，这两个兄弟的位置自然也不会低。
明显气短的现任高副书记，也就乖乖的去劝告省厅祁厅长“以和为贵”去了。
这就是时代，70后的普通人祁同伟，只要跪了，那就得跪梁公主一辈子，给赵公子当一辈子的狗。
50后的“天命N胎”可以凭借着老爷子打下的基础，从路线到政策再到计划然后方针最后完成，兄妹们相互扶持助力，只要一人得道，就可以鸡犬升天。
更多的家族通过少爷、姑爷、师爷形成了庞大的组织架构，形成了对众多行业的垄断性侵蚀，形成贾史王薛的大家族。
他们的70后的子女们，不需要通过努力，就可以凭借血缘和相互帮衬，占据优渥的生存空间和领地。
可是，80年代的生育一刀切，不能用权和钱搞定的生育权，彻底断绝了“天命N胎”成为财阀、门阀的可能。
家有80后独子的家族们，不仅无法建立广泛的联姻网络，无法分散站队。
甚至一旦独苗出了变故，或者不成器，那么百年基业的传承会毁于一旦。
试想，如果赵瑞龙有几个兄弟，其中有人娶了钱郡主，有人娶了孙县主，有人娶了李瓮主，相信汉东省的赵老爷子也不会那么容易出事儿。
一个高级官员的陨落，会导致下面无数的官员有机会调整位置晋升。
一个利益集团消失，会引发整个行业出现繁荣。
再加上当时流行的出国潮，让80后的赵公子们被送出国，断绝了政治力量的传承。
鲸落万物生，垄断的力量无法传承甚至毁灭，必然会使得底层的机遇倍增。
而且，由于圈子内数量的大幅减少，“天命N胎”的独生子女很难寻找到匹配的同阶层理想对象，不得不向下寻求伴侣。
也使得80后获得大量通过婚姻直线飞跃的机会。
最后，说点实际的，回到个人的选择。
首先，80后，一生都有可以逆天改命的机会。
这不单纯是改革开放的红利，更是因为上层生育限制引发的权力真空，避开了垄断巨头的鲸吞和权力维度的打击。
这是结构性的红利，是80后独有的红利，是以整个国家民族劳动力出现拐点为代价，带来的红利。
他们从生到死，在同龄人竞争中，都不会遇到降维打击。他们是新中国最幸运的一代人，这代人任何时候奋斗都不晚，都拥有了无尽的机遇。
其次，98后至15前，虽然商业阶层放开生育，但权力阶层的生育没有放开，使得这代人还没有遭遇顶层的天花板。
所以，98后依旧是富裕中产的黄金时代。
富裕中产以上的孩子们依旧有着无尽的可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的投入和拼搏，尤其是建立圈子，这是新中国向上迈进阶级的最后机会。
但是对于普通中产来说，面临的局面却是越往后越艰难。富裕中产规模的急速扩张，让普通阶层向上跃进之路越来越激烈。
最后，从15年开始，随着天命二胎和天命三胎的大规模出现，顶层资源的归集，导致上升通道将会以幂次函数级别的锐减，出现了不可逆的上层阶级固化。
这也会逼迫富裕中产无力上冲之后，以极大的动力建立护城河，保障自己的阶级不下坠。
这更将导致普通中产的跃迁难度激增，不得不迎接与底层的全面搏杀。
最后，有一句话不吐不快，80后的成功模式，是不可复制的。父辈们在路径依赖之下，盲目复制同龄人的成功模式，有可能会害了下一代。
就像哈耶克说的，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