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有记者去采访小岗村。此时，距离“大包干”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多年，小岗村并没有脱离贫困。
有人劝记者不要去：“去了会失望，那里没什么变化。”还有人说：“小岗村是政治意义的小岗村，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小岗村。”
据悉，小岗村最早开展承包制，但是小岗村的面貌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而那些发展得比较好的农村，往往是没有包产到户的农村，最有代表的包括，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
小岗村没有走好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搞联产承包还不如搞集体经济”，它是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导致的。其中的缺陷，需要人们专门研究，这不是普通人就能得出结论的。
关于当年“大包干”签字，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当时的队长严俊昌。其实，还有两个姓严的，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小。
那些年，小岗是最穷的村子，村里20户人家，几乎每家都当过队长。这个当两天，那个当两天，最后谁都瞧不上谁。
1978年8月，新的领导班子诞生了：队长是严俊昌，副队长是严宏昌。两人相比之下，严宏昌才是整个事件的“推动者”。
严宏昌比严俊昌小8岁，两人是堂兄弟的关系。整个村子里，严宏昌的学问最高，是唯一读过高中的人。严宏昌有一次放学回家，发现家人都逃荒去了，妈妈带着妹妹，爸爸带着姐姐分道走了，严宏昌知道，他也必须要离开了，否则可能会被饿死。
但他要离开村子，是没那么容易的。经过商量后，严宏昌要给生产队每月交15块钱，这些钱抵150个工分。
严宏昌出去后，联系了一个工地干体力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包工头混熟后，日子就好起来了。严宏昌有文化，得到了上面认可，让他做小包工头。严宏昌采取了“分包制”的办法，规定时间完成任务量，完成给钱，完不成扣钱。
这种方法也影响了后面“大包干”，分田理论就是从这儿来的。
公社觉得严宏昌是个有本事的人，想让他回来搞生产，但严宏昌说什么都不回去。没法子，只好给他上压力。从15元涨到45元，严宏昌一个月挣100元，多交30元也干。
再后来，直接增加到100元，严宏昌只好回来了。
村里的一位老大爷见到严宏昌后，说：“你回来以后当干部，你一定要带着我们过几天好日子。”
那时候，村里人都捏不到一起去。尽管后来有媒体报道，小岗有觉悟，先知先觉，但根本的原因是，只有一家一户单干，才能有活路。这就解释了，别的村子能合起来，小岗村却不能。
当时是把18户农民分成2个生产组，合不到一起后，又分成4个生产小组，到后来弄成8个，2户人家都不行。有人说，小岗村的穷，有“窝里斗，不团结”的因素。
严宏昌知道此事的后果，但他觉悟不低，说：“我唯一想的是能多打点粮食，能吃饱肚子。别老吃国家的供应粮，我们脸上也有光。”严俊昌作为队长，也是这种想法。
之后，严宏昌私下打听别人是什么意见，结果一问，都说愿意干。
在“大包干”签字上，村里的会计严立学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严立学当年的态度非常鲜明，他对严俊昌说：“枪打出头鸟，我是属马的，我是一匹野马！”18户人家签字地点，最后也是选在了严立学的家里。
当时，众人进屋后，都是在讲要饭的经验，没人说分田的事。严宏昌见状，点破了此事。严宏昌把结果考虑到最坏的情况，然后坦然地与在场的人摊牌了。相比于当下的穷困，尽管有人心存担忧，但最后还是选择加入其中。
严立学从孩子的作业本上，撕扯了一片纸，让众人按了手印。
1982年，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来到小岗村，找到严立学，向他要走了那张契约，准备拍摄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当1983年摄制组来到小岗村，拿出印着红手印的契约时，严宏昌提出异议。
他认为会计的契约没有写会议内容，不能用。严宏昌给出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再写一个，然后让大家再按一次手印。导演心想，表达的意思一样，复印件也可以。
后来，原件、复印件搞不清了，陈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的是复印件。对此，严姓三干部起了很大的分歧。最后，严俊昌说：“原件是严立学写的，复印件是严宏昌写的”。
摁完手印后，一家一户开始长时间泡在田里。时间久了，消息还是传出去了。公社书记把严俊昌叫去问话，严俊昌开始不承认，后来说了实话。为此，他还被公社“扣留”了4天。
公社书记赶紧上报给凤阳县委书记。就这样层层上报，到1980年5月，此事才算是彻底没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