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夏天，合肥火车站热得像蒸笼。61岁的万里拎着旧帆布包走下火车，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后背已经湿透。
他抬头看着站台上褪色的“农业学大寨”标语，眉头皱成了川字。这位曾在铁道部以“铁腕整顿”出名的干部，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派到安徽这个“贫穷大省”来收拾烂摊子。
当时安徽穷到什么程度？全省28万个生产队，三分之一连温饱线都够不着。
万里上任第一天就收到报告：金寨县有户人家，七个孩子饿得皮包骨，最大的姑娘才13岁就得出门讨饭。
第二天他带着三个硬馒头下乡，在漏风的茅草屋里撞见个冻得直哆嗦的小女孩，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棉大衣脱下来裹在孩子身上。
回程路上，这位打过淮海战役的老前辈红着眼眶对秘书说：“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老区百姓还穿单衣，我们欠的债该还了！”
1978年3月，中央要求各省一把手去山西学大寨经验。万里却称病没去，只派了个副书记去应付。
他私下跟人说：“大寨那套人造梯田、放卫星的玩法，安徽学不起。老百姓饭都吃不上，还搞什么形式主义？”
这话传出去后，省里炸了锅，有人说他“右倾”，有人骂他“拆社会主义的台”。万里把烟头往地上一摔：“拆台？我是在补台！补老百姓的饭碗台！”
同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在村民严立华家的土坯房里，油灯昏黄，18双长满老茧的手在分田契约上按下红手印。
严宏昌媳妇抱着孩子直哭：“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啊！”严宏昌把烟袋锅子敲得当当响：“饿死是死，掉脑袋死也是死，横竖是个死，不如搏一把！”
他们把生产队的耕牛、农具全部分到户，约定秋收后先交公粮，剩下的各家各户自己支配。
几乎同时，肥西县山南镇也在悄悄搞“借地三分”。区委书记汤茂林顶着“单干风”的帽子，让农民在旱死的田埂上种绿豆。
结果绿豆丰收，家家户户添了荤腥。消息传开，周边村子纷纷效仿，有的生产队甚至把队里的仓库钥匙都交给了农民。
1979年开春，小岗村的麦苗蹿得比人还高。严宏昌蹲在地头数麦穗，突然被省委书记万里派来的调查组堵个正着。
调查员举着录音机问：“你们搞分田到户，不怕走资本主义道路？”老农民们梗着脖子喊：“管他什么主义，能吃上白面馍馍就是好主义！”
这话传到万里耳朵里后，他乐得直拍桌子：“说得好！老百姓的肚子就是最硬的道理！”
可是当时的《人民日报》并不这么想。1979年3月15日，头版头条刊发评论员文章，标题火药味十足：《分田单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道路》。
文章警告说，包产到户会“瓦解集体经济，动摇社会主义根基”。更要命的是，报社还点了安徽的名，说肥西县“借地三分”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万里看到报纸当天就火了。他连夜召集省委开会，把报纸往桌上一摔：“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山南镇去年6万斤的产量，今年翻了快一倍，这难道叫危害生产？”说着掏出厚厚一沓调查报告：“肥东县搞包产到户的村，社员家里都添了新棉被；滁县那边分田的队，拖拉机都换成新的了！”
第二天，万里亲自带队到小岗村。看着金灿灿的麦浪，他蹲在地头抓起一把泥土：“这地分到户，怎么就越种越肥了？”
严宏昌搓着手笑：“以前磨洋工，现在天不亮就下地，自家地谁不心疼？”万里当场拍板：“从今天起，安徽边远山区可以搞包产到户！出了问题我担着！”
这话像捅了马蜂窝。省里连开三天常委会，有人拍桌子骂万里“破坏人民公社”，有人阴阳怪气说他“想当陈永贵第二”。
万里把茶杯往桌上一墩：“陈永贵是大寨的功臣，我万里是人民的罪人？去年全省饿死1300人，这个账怎么算！”他甩出一份内部报告：1978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触目惊心，其中80%是农民。
关键时刻，邓小平出手了。1980年5月31日，邓公在中央会议上突然发话：“农村政策要放宽，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为什么非要扭着来？”
说着掏出安徽的调查材料：“你们看看，凤阳小岗村三年粮食产量翻两番，这难道是资本主义？”
有了尚方宝剑，万里干得更起劲了。他跑到皖南教农民种板栗，在黄山脚下推广茶树嫁接，还搞出个“傻子瓜子”年广久当典型。
有干部嘀咕：“这不成了资本主义大观园？”万里哈哈一笑：“管他黑猫白猫，能让百姓吃饱的就是好猫！”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消息传到小岗村，严宏昌带着全村老小到田头烧纸钱，哭着给祖宗报喜：“咱老严家终于不用要饭了！”
而万里早已调任中央，临走前他只留下一句话：“记住，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动谁就是历史的罪人！”
如今再回头看，那18个红手印和万里的乌纱帽，就像两根铁轨，托着中国农业驶出了计划经济的隧道。
就像万里常说的：“社会主义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是老百姓锅里的热馒头，是孩子身上的新棉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有时候，最朴素的真理，往往就藏在沾满泥土的脚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