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黎不是普通人，他是八路军里的干部，是教导员，是共产党员。
他不是敌人送进来的特务，而是从延安出来的红色种子。
他叛变的那一刻，毁了一个连的性命，也撕裂了根据地一整个防线。
孙黎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孙黎，出生于1914年，山东人，家里有地有房，他的父亲孙尚儒，是当地出了名的粮商，他不是那种穷人家的孩子靠着吃苦爬上来的。
他从小读私塾，家里供得起。
他家有佣人、有地窖，小时候的玩伴是地主家的少爷，不是放牛娃，但就是这样一个人，1936年加入了共产党。
这一年，他已经读过县里的中学，会讲普通话，写一手好字。
入党介绍人是县委的负责人，给他贴的标签是“觉悟高、执行力强”，1938年，他到了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
这是八路军干部的黄埔，能进去的人，都不是普通士兵。
回到博山，他直接被安排做了县大队的教导员，也就是这个时候，他真正接触到了战争，没有物资，没有弹药，甚至没有鞋子。
“我们打了一个伏击，缴了几杆枪，但没有子弹。”这是他在一次作战汇报中的原话。
一个月后，他给亲戚写信，要了两双皮靴，一床棉被，他不适应，他吃不了糠咽菜，也受不了大雨夜巡，他和战士们一锅吃饭，一铺睡觉，却始终是个异类。
他不讲脏话、不喝烈酒，夜里写日记，写的是“什么时候能回城里洗个澡”。
没人当回事，因为他打仗还算有章法，写报告、整理伤员名册一套一套的，县委书记还表扬过他“思想过硬、文武兼顾”。
但没人知道，他早已在家门口犹豫过一次。
他的堂叔孙志书，当时是博山县伪军武装特务队的小队长，专门干活的是刺探八路军情报，和日军联络。
1939年冬，孙黎的奶奶过寿宴，孙志书和几个伪军头头都来了。
席上喝了三巡，孙志书当着全家的面把一只金镯子摆在桌上，对孙黎说：“你们那边太苦，回来吧，你念书人，咱这边更值钱。”
孙黎没接话，只是放下了筷子，但这句话，他记住了。
叛变前的所有征兆，其实都被忽视了
1942年6月，孙黎开始筹划第一次叛变，他带着6个班的兵，驻扎到朱家庄三皇庙，说是去破袭敌后交通线。
但这个地方太奇怪了。
是博山县伪军出没的区域，离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太远，电话线也接不通，而且，他只带了6班兵，没带指导员、没带医护。
他安排了几个亲信守夜，却不设岗哨。
这在八路军的战术手册里，是严重违规的，指导员阎发苍起了疑心，他带人夜里突围，到了安全区域一查，发现孙黎在驻地画了防线图，标了路标。
而且有两个战士不知去向。
孙黎回来后，说是走错了路，上级也只是小范围谈话，没人追究，一个月后，他再次带队，这次驻扎在盆泉南庙。
这个地方更荒，离公路只有两公里，伪军能从两面包围。
而这一次，战士们被集体叫去“整训”，武器被统一上缴，岗哨撤掉，联络兵被遣走，当天夜里，伪军就包围了整个驻地。
孙黎没有组织反抗，他只说了一句话：“大家别动。”
亲信王化月打开了南门，伪军进来，没费一枪一弹，俘虏了79个八路军士兵，第二天，这些士兵被押往县署，名单上写着“主动投降者”。
但这批人，大多数并非主动，只是在突围无门时被迫放下武器。
他们很快被分批送往东北的煤井，有些人在那里死于塌方，有些人直接饿死，至此，孙黎叛变事实彻底暴露。
但更可怕的是，他不是一个人。
他手上有名单，有地形图，有八路军的地下联络站信息，他知道谁是交通员，谁是家属掩护点，谁是上级联络人。
不到两个月，青杨杭、南博山的党组织就相继被破坏。
二十多名党员和家属被捕，其中五人当场枪决，据幸存者回忆，抓他们的不是日军，而是会讲山东话、知道村里暗号的人，而这些信息，只有孙黎知道。
孙黎死的时候，连一条狗都没有叫出声
孙黎叛变后的两年时间里，鲁中军区损失了三批交通员、六个联络点、一整条物资线，博山、莱芜、南部泰安三角区域。
原本是八路军的重要补给带，几乎成了“不能进、不能出”的真空地带。
在一次鲁中军区的战时分析会上，政委罗舜初第一次直接点名：“孙黎还活着，我们就天天得死人。”罗舜初说了句狠话：“除掉孙黎，等于消灭敌人一个师。”
不是比喻，不是夸张，是明确的判断。
那是1944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军区召开了一次小型闭门会议，没有传达记录，没有会后总结，会后，敌工部长张炳玉接到一项任务：在三个月内，解决孙黎。
这不是抓捕，是“解决”，任务明确，目标只有一个：干掉他。
张炳玉找到博莱县公安局局长夏新生，两人夜里密谈，定下了三点：1. 不准走漏风声，2. 行动只限六人，3. 必须在博山完成，就在孙黎老家。
他们不打算等他在外出差、在伪军营地。
他们要在他最放松的时候杀他，执行小组里有个关键人物，叫李子平，他曾是伪军，但早在两年前就被我方策反。
他是孙黎安插在地方联络处的耳目之一，一直以“警备队队员”的身份活动。
李子平拿出一份孙黎近期的生活轨迹，他回老家了，脚伤严重，在家养着，身边只带两个警卫，而亲信王化月，恰好回乡探亲了。
时机成熟，只有三天窗口。
特遣小队由李子平、赵子明、尹玉发带队，从南山口进入博山县东南的张庄子村，行动在夜里进行，那是1944年农历三月的最后一晚。
他们没有直接破门，先在后院下药，毒死了孙黎养的那条狼狗。
狗是东北带回来的，性子凶，一般人不敢靠近，狗倒下时发出一声呜咽，但屋里没人动，赵子明翻窗进屋，尹玉发堵后门。
李子平带人撬开了东厢房的门，房间黑得像墨，只有床头有一盏小油灯。
一个人叛变的后果，不只是投降那么简单
孙黎刚洗完脚，正准备睡觉，衣服还没穿好，他看到人影，第一反应是：“你们谁？”赵子明没吭声，一枪打在他胸口，血一下子溅在墙上。
孙黎扑过去，试图抢枪，李子平一脚踹开他，补了第二枪。
第三枪没响，没必要了，孙黎死的时候，睁着眼，他没喊救命，也没喊娘，只是挣扎了一下，脸上的肉抽动了几下，就不动了。
屋子里没人说话，只有他身边的女特务田甜，缩在床角哭。
田甜没死，她被捆了，押送到鲁中军区，最后的结局没有记载，但她从此在战场上消失了，第二天，全村人才知道，那个“伪军的恩人”孙家少爷，被人“夜里杀了”。
很多人不信是共产党干的。
因为干得太干净，没惊动村里一户人家，连狗叫都没有，孙黎死了，但他的案子并没有就此结束，鲁中军区随后清理了整个博山区域的潜在叛徒线索。
重新建立了党员备案制度，此前仅靠口头介绍、地方背书的干部提拔体系被彻底改写。
不是因为制度问题，而是因为孙黎太像“自己人”了，没人防他，他入党8年，受过延安培训，写材料、带队伍样样精。
他不是不称职的干部，恰恰相反，他是当时鲁中军区最受器重的教导员之一。
这才是问题，在他叛变之前，没人质疑他，在他第一次逃跑失败之后，也没人追责他，他太懂组织的运行逻辑了，太懂如何掩盖漏洞。
而当他叛变时，带走的不只是战士，还是信息、信任、和一个根据地的防线。
罗舜初沉默很久，没有写信，没有通报，也没有开大会，他只是批示了一句话：“对内加强防线，对外反间反策。”
这是一次教训，不是政策的教训，也不是组织的教训。
而是人与人之间信任被撕裂后的代价，历史没有记住孙黎太多，他的档案后来被归入“特殊类”，只在某些内部讲解材料中作为“典型案例”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