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事件为真实事件稍加改编，但并非新闻，情节全来源官方媒体
为了内容通顺，部分对话是根据内容延伸，并非真实记录，请须知。
55岁生日那天，我冉秀兰刚从学校捧回退休金和一束鲜花，满心欢喜地想着跟丈夫骆建国开启新生活。
推开门，他却坐在沙发上，眼神冷得像冰，低声说：“离婚吧，我要跟初恋在一起。”
我愣住了，手里的花掉在地上，心像是被狠狠捅了一刀，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30年的婚姻啊，我攒钱买房、操持家务，就换来这句轻飘飘的话？
我还没回过神，第二天，他真把邸丽梅领进门，那女人踩着高跟鞋，得意地瞟我一眼：“冉姐，时代变了，你老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退休的开心早没了，只剩满腔怒火堵在胸口，发誓绝不让他们好过。
几年后，骆建国得了绝症，瘦得像个影子，上门求我复婚，哭着说：“秀兰，我错了，回来吧。”
我站在门口，冷冷看着他，心里却痛快极了——这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我攥紧拳头，心想：你当初扔下我，现在后悔了？晚了！
人情冷暖我算是看透了，这口气，我得争回来。
我叫冉秀兰，出生在1960年代的南方小城，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家庭。
父亲是厂里的电工，母亲在食堂烧饭，姓冉在我们那儿不算多见，但也不至于稀奇到让人侧目。
小时候，家里条件紧巴巴的，冬天一件棉袄穿到开春，袖口都磨得发白。
可我打小就倔强好学，攒着几分几毛的零花钱买课外书，晚上借着煤油灯熬夜读书。
父母常说：“秀兰啊，你得争气，咱们家就指着你了。”
我没辜负他们，考上了省里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小城，当了小学语文老师。
这一干，就是30年。
教书那会儿，我是学校里出了名的“温柔刀”。
学生们都喜欢我上课，讲《西游记》时绘声绘色，连后排打瞌睡的小胖子都能竖起耳朵听。
可我也有严厉的时候，谁作业偷工减料，我准得把他拎到办公室，罚抄课文到手软。
同事们笑我：“冉老师，你这性子，温和里带着股狠劲。”
我听了只笑笑，心想，做人做事不得有点骨气吗？
这些年，我教过的学生不少，有的后来考上大学，逢年过节还给我寄贺卡，信里写着“冉老师，您是我人生第一盏灯”。
每次读到这些，我心里都热乎乎的，觉得这辈子值了。
25岁那年，我经人介绍认识了骆建国。
他是本地厂里的技术员，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姓骆在我们这儿有点特别，听着挺新鲜。
他话不多，第一次见面就红着脸说：“秀兰，我家条件一般，但我想好好对你。”
我看他眼神真诚，手上还有干活磨出的茧子，就觉着这人踏实可靠。
交往半年，我们结了婚，婚礼简单得不行，就在厂里的食堂摆了几桌，亲戚朋友凑了点份子钱，算是把日子过起来了。
婚后第二年，我们生了女儿骆欣，小丫头长得像我，眼睛大大的，我一门心思扑在她身上，教她认字、背诗，盼着她将来能出息。
结婚后，我和骆建国的日子不算富裕，但也过得下去。
我工资不高，他厂里效益时好时坏，可我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
90年代房价还不高，我咬牙攒了几年，贷款买了套两居室，总算有了自己的窝。
骆建国那时候还算体贴，下班回来会帮我洗碗，周末带骆欣去公园玩，我忙着备课改作业，他就在旁边削个苹果递过来。
那会儿我觉得，夫妻不就图个相濡以沫吗？
日子平淡点也没啥，只要一家人齐齐整整就好。
教书这些年，我攒了不少荣誉，优秀教师的证书拿了一摞，退休前学校还给我开了个欢送会，校长亲自送了我一束花，说：“冉老师，您是咱们学校的顶梁柱。”
我听着这话，心里挺得意，觉得自己这30年没白干。
退休那天，我特意穿了件新买的毛衣，红色的，显精神，打算回家跟骆建国商量以后的事儿。
我想着，女儿大了，工作也稳定，我们俩可以跳跳广场舞，去趟海南看看海，日子还能再美几年。
谁知道，这一腔热乎劲儿，刚到家门口就凉了半截。
我这人，性格里带着股韧劲。
年轻时为了考师范，天天啃书啃到头晕；婚后为了养家，熬夜改作业也不吭声。
朋友都说我是个“硬骨头”，外表看着温和，心里却不服输。
30年的婚姻，我没少吃苦，可从没想过放弃，总觉得家和万事兴，只要忍一忍就过去了。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股韧劲儿，最后竟是用在对付骆建国身上。
人生啊，真是说不准，我攒了一辈子的力气，却在55岁这年，迎来了最狠的一场仗。
退休那天，我满心欢喜地回了家，却撞上了骆建国扔下的离婚炸弹。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像是被掀了个底朝天。
我收拾了几件衣服，搬进了学校分配的老职工宿舍。
那房子年久失修，墙皮剥落得露出灰白的砖头，窗户一到冬天就漏风。
我站在窄小的客厅里，看着自己带来的两只行李箱，心里空得像被掏了一块。
30年的家啊，说没就没了，我攒下的房子被骆建国和邸丽梅占了，我却只能窝在这儿，连个像样的沙发都没有。
女儿骆欣知道这事后，特意请了假来看我。
她坐在我对面，皱着眉说：“妈，你别跟爸耗着了，他不值得。”
我摆摆手，硬挤出个笑：“没事，妈还扛得住。”
可她走后，我一个人对着昏黄的灯泡发呆，眼泪还是掉了下来。
骆欣工作忙，一个月能来看我一次就不错了，平时就靠电话联系。
我不想让她担心，电话里总说自己过得好，可挂了线，我连晚饭都没胃口，随便煮碗面对付过去。
退休金一个月两千多，扣掉水电费，剩不了多少，我开始精打细算，连菜市场买菜都挑最便宜的。
离婚的消息传得快，单位的老同事们见了面总爱问东问西。
有次在超市碰上教务处的刘姐，她假意关心地说：“秀兰啊，听说建国跟别人跑了，你咋不早点看住他？”
我低头挑着土豆，没吭声，心里却像被针扎了一下。
回到宿舍，我照着镜子，看见自己眼角的皱纹和花白的头发，突然觉得自己老了，连被人议论的资格都没了。
我试着给骆建国打过电话，想问他一句“为什么”，可他接都不接，最后直接拉黑了我。
我攥着手机，气得想摔，可想想这东西还得用，又放了下来。
更让我咽不下这口气的，是邸丽梅那副得意样。
有天我在菜市场买菜，她挎着个亮闪闪的名牌包，踩着高跟鞋从我身边走过。
她停下来，斜眼瞅着我手里的塑料袋，笑着说：“冉姐，时代变了，你这老土样，建国早看不上你了。”
我当时就愣住了，手里的菜差点掉地上。
她说完扭着腰走了，我站在原地，脸一阵红一阵白，周围卖菜的大妈都偷瞄我。
我咬着牙回了家，把菜往桌上一扔，心想：这女人算什么东西，也配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日子一天天过，我的生活像是没了颜色。
早上起来收拾屋子，中午随便吃点，下午坐在窗边看外面的梧桐树发呆，晚上失眠到半夜。
退休前，我还想着跟姐妹们学跳广场舞，可现在连门都不想出，怕撞上熟人问我近况。
我试着给自己找点事做，翻出以前的课本想整理，可翻了两页就没了劲。
我心里憋着一团火，既恨骆建国的薄情，又气自己怎么就落到这地步。
30年的婚姻，我掏心掏肺，到头来连个家都没守住。
有天晚上，我坐在床上，看着墙上发黄的结婚照。
照片里，我穿着红裙子，笑得一脸甜，骆建国站在我旁边，憨憨地咧着嘴。
那时候多好啊，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谁知道他能翻脸不认人。
我盯着照片看了半天，最后一把扯下来，塞进抽屉里。
可心里的那口气，还是咽不下去。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太老实，太没用了，才让他敢这么对我？
我攥紧拳头，心想：不能这么算了，我得活出个样来，不能让那对狗男女看笑话。
搬进宿舍的日子过了几个月，我渐渐习惯了这种清苦的生活，但心里的那根刺始终拔不掉。
有一天，我拎着菜篮子去菜市场，路过小区的广场，看到一群大妈在跳舞，音乐欢快得让人脚底发痒。
我站那儿看了会儿，心想：我是不是也该动一动，不能老窝在屋里发霉？
正琢磨着，身后传来一声响亮的招呼：“秀兰！好久不见啦！”
我回头一看，是老同学瞿桂芳。
她穿着一身紫色运动服，头发染得乌黑，精神得很。
她拍拍我肩膀，笑着说：“你咋瘦成这样了？走，跟我跳舞去！”
瞿桂芳是我师范时的同窗，后来她留在城里当了社区主任，风风火火的性格一点没变。
她拉着我，非要我加入她组织的广场舞队。
我推辞了几句，说自己不会跳，她瞪我一眼：“不会学呗！你以前教学生不也挺有耐心吗？”
我被她说得没法拒绝，第二天硬着头皮去了。
舞队里都是些退休的大姐，年纪跟我差不多，跳得不好也乐呵呵地互相鼓励。
我跟着学了几次，手脚慢慢放开了，心情也好些了。
瞿桂芳看我跳得有模有样，拉着我说：“秀兰，你这气质还在，得多打扮打扮，别浪费了！”
她没说几句，就把我拽进了老年大学。
她在那儿开了个兴趣班，教化妆和穿搭，还请了老师来讲课。
我起初觉得这玩意儿不适合我，55岁的人了，涂脂抹粉像什么话？
可瞿桂芳不依不饶地说：“女人什么时候都得爱自己，你看我，60岁了照样活得漂亮！”
她硬塞给我一盒口红，我抹上试了试，镜子里的人脸色红润了不少，连眼角的皱纹都显得没那么刺眼了。
我心里一动，觉得自己好像还能再活一回。
那天课后，我和瞿桂芳去菜市场买菜，打算回家做顿好的犒劳自己。
刚走到卖鱼的摊子前，就撞上了邸丽梅。
她挎着那个眼熟的名牌包，可脸色蜡黄，眼袋耷拉着，像几天没睡好。
她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挤出个笑：“冉姐，好久不见啊。”
我没搭理，低头挑鱼，她却主动凑过来说：“建国最近不太好，你知道吧？”
我手一顿，冷冷回她：“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支支吾吾地说：“他病了，挺严重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可脸上没露，哼了一声转身就走。
回家路上，我脑子乱糟糟的。
骆建国病了？跟我有什么干系？
他当初头都不回地走，现在病了才想起我？
我越想越气，可又忍不住回忆起过去他生病时我熬夜照顾的日子。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的恨和一点点说不清的担心搅在一起。
几天后，骆欣给我打电话，声音带着哭腔：“妈，爸住院了，肝癌晚期，医生说没多少时间了。你能不能去看看他？”
我握着电话，手抖了一下，最终还是答应了。
我告诉自己，不是心软，只是想看看他落魄成什么样。
到了医院，我推开病房门，看到骆建国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眼窝深得吓人。
他见我进来，眼泪哗哗往下掉，哑着嗓子说：“秀兰，我错了，我不该离开你。你回来吧，我离不开你。”
我站在门口没动，冷眼看着他，心里却翻起一股痛快劲儿。
这男人，当初多硬气啊，现在倒像个要饭的求我？
我还没开口，骆欣拉着我的手，低声说：“妈，他真的很惨，你就原谅他一次吧。”
我皱眉没吭声，心想：原谅？凭什么？
正僵着，瞿桂芳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有急事让我过去一趟。
我出了病房，在医院门口跟她碰头。
她递给我一张体检报告，神秘兮兮地说：“秀兰，你猜这是啥？我刚从社区体检中心拿来的。”
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肝功能异常”，名字却是我的。
我脑子嗡的一声，愣在原地，心跳得像擂鼓。
怎么回事？我也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