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1日，北京某医院内气氛凝重，众多医护人员焦急的等待病人的最后检测结果，上级早已下达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对其进行救治。”
病床上的老人名叫杨复兴，1955年，风华正茂的杨复兴被授予了大校军衔，当时他年仅26岁，是所有开国大校中最年轻的一位。
时光荏苒，老人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半个世纪，如今已时日无多，他在心中默念：“父亲，儿子要来找你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杨复兴依然忘不了父子二人当年的那份英勇。
这就不得不提杨复兴的父亲——杨积庆，当年红军刚刚走出草地，缺衣少粮，当时还处于敌对阵营的杨积庆以身犯险，送给了红军20万斤粮食，帮助红军成功抵达了陕北。
难以逾越的死亡地带
要问长征时期红军最艰难的两道坎，湘江战役算一个，另一个一定是过草地，但是，每当有栏目组对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进行采访时，都会得到这样的描述：“过草地比湘江战役要难一万倍。”
老红军们之所以对过草地印象更加深刻，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湘江战役虽说同样艰难，但牺牲的战友大多倒在了冲锋的路上，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
过草地时却不同，这种艰难完全是由恶劣的自然条件导致，红军的损失基本都是非战斗减员。
所谓的草地指的是川北至甘南一带的水草地，这里的草地与北方的蒙古草原有着天壤之别，这里沼泽遍布，是一片名副其实的死亡地带。
美国作家索尔茨伯利曾这样评价：“这片草地就像苏州的美女，情绪变化无常。”大作家口中的“情绪”指的正是川北草地复杂多变的天气。
当地藏民戏称草地是“一天 四季”，盛夏季节，中午时的温度经常达到四十度，到了夜晚，几乎会降低到零度左右。
有时前一秒烈日炎炎，下一秒便会迎来瓢泼大雨，由于昼夜温差过大，草地上只要有降雨，必然会伴随着冰雹，这对于衣衫单薄的战士来说是巨大的考验。
由于红军过草地时是秋天，不仅降雨频繁，草地上还经常刮风，大风把雨滴吹成水雾，能见度不足10米，此时的草地处处是河流，河水冰冷刺骨，但战士们别无选择。
沼泽拥有极强的伪装能力，有时候表面上看是干燥的土地，但坚硬的外壳下面却隐藏着绵软的淤泥，驮马体重较大，一旦踩上，地面便会像纸片一样碎裂，连人带马一同陷入淤泥之中。
若想对其进行营救，完全是天方夜谭，战士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朝夕相处的战友被淤泥吞没，幸存的战士们吸取了教训，人手握着一根木棍，确保前方地面坚固，脚步才敢跟上。
除此之外，战士们还要提防毒蛇、毒虫的叮咬，草地空气湿润，蚊虫的尺寸十分夸张，手指一般粗的蚂蟥随处可见，许多战士被毒虫叮咬后高烧不止，掉队后杳无音信。
因为空气潮湿，战士们一旦受伤便很难痊愈，即便是微不足道的擦伤，伤口稍不注意就会感染化脓，有些受伤的战士甚至能看到白色的蛆虫沿着伤口往外爬。
其实早在过草地之前毛主席就对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有所耳闻，但由于当时红军的处境，这是几万人马的唯一出路。
懋功会师后，蒋介石集中了数十万军队在川东北地区布下了天罗地网，再加上受张国焘的错误思想影响，红军贻误了战机，胡宗南部率先控制了红军北上的最佳路线——松潘大道。
至于川北至甘南的水草地，蒋介石并未设防，因为他不相信几万人的部队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
为了避开胡宗南的精锐部队，毛主席痛下决心：“我们就要走这条死亡通道，他觉得我们活不下来，我们偏要活给他看。”
过草地时，红军所遇到的最大挑战还是粮食短缺的问题，青稞面是战士们的唯一口粮，如果运气不好，分到的青稞来不及磨成面，战士们只能像嚼咖啡豆一样，一粒一粒的吃。
当时我军的先锋部队由红一军团第四团担任，每天晚上团政委杨成武都会来毛主席的火堆旁汇报战况，看到杨成武削瘦的面庞，毛主席总会将自己为数不多的青稞馒头塞到他兜里几个。
很多人可能以为，既然是水草地，肯定不缺水和野菜，大不了就地取材呗。只能说这种想法过于天真，水草地的水常年浸泡腐草，并且混有大量高温都难以杀死的寄生虫，人一旦喝下，轻则拉肚子，重则中毒身亡。
至于野菜，的确是有，但水草地的植物有数千种，哪种可食用？哪种有毒？就连当地人都分不清，更何况初来乍到的红军。很多战士牺牲前口吐白沫，嘴中还含着毒草。
所以，随身携带的青稞面吃完之后，战士们大多时候宁可用开水煮皮带、枪套、马鞍等皮制品，也不会去碰从未见过的野菜。
相比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处境更加艰难，由于张国焘错误的提出了南下路线，红四方面军不得不三次过草地。
红四方面军有一位女红军，在过草地时分娩，营养不良导致奶水不足，母女二人一度休克，战士们不得不轮流用担架抬着母女走。为了不拖累部队，这位母亲趁人不注意时，偷偷的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浸在了水中。
类似的悲壮事迹比比皆是，后来战士们见多了战友的离去，对死亡甚至产生了一种习以为常，有些战士牺牲后来不及掩埋，大家就在他的拐杖上刻上他的名字和家乡，然后插在尸体旁，当做是简易的墓碑。
凡是走过草地的老红军，都对那段经历刻骨铭心，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红军过草地时牺牲最大，走出草地后，我仿佛觉得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大概是因为红军艰难的处境打动了老天爷，一道曙光照来，20万斤粮食从天而降，假如没有这20万斤粮食，红军的斗志再顽强，也只能用来书写自己的墓志铭。
天无绝人之路
1935年9月初，红一方面军历经艰险，终于抵达了甘南藏区的崔古仓村，身后是凶险的水草地，前面是国民党的重兵，红军的处境依然十分艰难，而此时红军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如何填饱肚子。
蒋介石命令藏族土司杨积庆与国军鲁大昌部联合作战，在腊子口一带设防，将疲惫的红军一举歼灭。
说起杨积庆，此人不简单，从小就精骑善射，成为当地土司时年仅13岁，他所管辖的区域人口高达十万人。
杨积庆部总兵力约为两万人，其中有一半是骑兵，最重要的是，杨积庆在藏区声望极高，动员能力非常强，只要他一声令下，十万百姓能够在一夜之间变成十万精骑。
当时西北的马家军对甘南虎视眈眈，正是因为忌惮杨积庆才一直没敢轻举妄动。蒋介石也一直对其进行拉拢，年年给粮给枪。
假如杨积庆当时严格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以他当时的实力，几万疲惫的红军就像是戈壁滩上的野兔一样，历史或许将被改写。
但历史没有“假如”，杨积庆其实是个十分有主见的人，蒋介石在全国宣传红军是洪水猛兽，导致红军所到之处人人避之，杨积庆早就知道这是蒋介石的政治策略，早年就和共产党人吉鸿昌、宣侠义等人有过交往，对红色思想并不反感。
自从7月份红军进入藏区之后，杨积庆就一直关注着红军的动向，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红军在当月发布了《关于割麦子的通令》。
该通令明确规定，红军在当地筹集粮食，一律以买卖的形式进行，介于受蒋介石宣传的影响，得知红军到来，许多藏民提前撤走了，田里的麦子来不及去割，遇到这种情况，红军可以自行去麦田割麦子，但必须留下红色木牌，上面写有割取麦子的数量，以便日后农民找红军结账。
红军每到一处村庄，都积极贯彻“不难群众一针一线”的宗旨，这种纪律性让红军在当地备受好评，临走时有些村民将家中储存的鸡蛋、羊肉赠予红军，红军坚持不收，除非村民收下钱。
红军的做法杨积庆看在眼里，他命令部下在崔古仓村留下了20万斤粮食，这种做法遭到了部下的强烈反对：“这明显是通敌呀，蒋介石事后追究怎么办？”
杨积庆却不以为然：“20万斤粮食不是小数目，村民们给他们的不过是仨瓜俩枣，看不出本质，我就是想看看他们见到这么多粮食还能不能坚守底线，假如能的话，这样的部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与他们为敌呢？至于老蒋的命令，我们该调兵调兵，不真打就行了。”
红军先头部队发现崔古仓的大量粮食后也感到很迷茫，以前红军所到之处，敌军都坚壁清野，粮食宁可烧了也不留给红军，这回是怎么了？期初红军以为敌军是想以此为铒，打个围歼战，但观望了几天后并未发现任何敌情。
见红军心中有所顾虑，杨积庆还特意派出了身边的一个侦察兵，伪装成砍柴的农夫向红军传达了消息：“这些粮食是我们首领为红军准备的，希望你们赶快收下。”
带头的干部看了看身边面黄肌瘦的战士，最后叹了声气：“这批粮我们不能收，我们身上的钱加起来也不够啊，红军有纪律，不能白拿群众们的粮食。”
“腊子口大战在即，不吃饱了你们能打仗吗？命都没了，还谈什么纪律？”侦察兵的劝诫让干部陷入了沉思。
这件事很快被中央得知，时任中央财政部部长的林伯渠决定：“将红军所有的银元留下，不够的用非战斗物品凑，再不够的打欠条，并且盖上中央财政部的印章，人死债也不能消。”
杨积庆不仅给了我军大量粮食，作为当地人，还为我军提供了腊子口战役的关键情报。众所周知，腊子口战役初期，我军并不占优势，杨积庆向我军透露了腊子口防御的弱点，即侧面悬崖，这才帮助我军打好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仗。
后来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经过甘南藏区，杨积庆同样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仅送粮食，还送棉被、棉衣等稀缺物资。
杨积庆的行为很快被鲁大昌知晓，鲁大昌将打败仗的原因全部甩给了杨积庆，在蒋介石面前告了杨一状，蒋介石虽说不想立刻与地方军阀撕破脸，但这笔账也算是记下了。
1937年，博峪事变爆发，甘肃卓尼内部发生了权力斗争，鲁大昌秘密支持杨积庆的部下姬从周，将杨积庆及其长子杨琨等亲信秘密逮捕。
随后姬从周通电卓尼各部，列举了杨积庆的“十大罪”，将杨积庆处以石刑，暴尸56天后才被安葬。
姬从周的权力梦并未做太久，没过多久，杨积庆的旧部便发动了复仇行动，姬从周部被全部歼灭， 他本人也在战斗中被击毙，卓尼的大权再次由杨氏家族的后人杨复兴掌控。
1949年9月，在杨复兴的带领下，卓尼各部宣布和平起义，土司虽说已经不复存在，但杨复兴依然是卓尼藏民心中的领袖。
杨复兴心中一直有个愿望：“父亲当时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虽说他已去世，但应该被授予烈士。”1994年，杨复兴愿望终于实现。
结语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国军的失败绝不仅仅是在军事层面，早年出身于黄埔的国民党军官也都心怀救国之志，但随着权力欲望的侵蚀，他们逐渐忘记了自己的初心，我军的胜利其实是人民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