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在北平燕京大学临湖轩留影
文|王笛
1920年代以及以后的美国人，当望着渐行渐远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肯定是五味杂陈，有着极大的失落感。其实，中国的大门，仍然对美国打开着，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密勒氏评论报》、司徒雷登、鲍威尔、史迪威、赛珍珠、阿班……美国因素仍然影响着中国。在同一个时期，不断有中国人远渡重洋，到美国寻求真知，吴文藻、费孝通、陈寅恪、陈梦家、梁思成、林徽因、林耀华……在美国最好的学府里，诸如哈佛、耶鲁、康奈尔、加州伯克利、芝加哥大学，都可以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从那里产生了那一代最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面临共同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两国又成了生死攸关的朋友。如果我们看美国政府拍摄的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国战场》（Why We Fight: The Battle of China），便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美丽的土地，悠久的历史，勤劳的人民，正在被日寇所蹂躏，那么美国为谁而战，不是就一目了然了吗？于是，在中美关系史上，便有了飞虎队、驼峰航线、史迪威公路等等这样的历史记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本书的六位故事讲述者芮恩施、鲍威尔、史迪威、赛珍珠、阿班、司徒雷登，有的早已离世，有的被日本人监禁，有的回到了美国，有的帮助中国抗战……他们余下的故事可以说是圆满地诠释了他们人生的追求，以及对中国的情谊。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最后与中国的故事吧。
这里和大家分享王笛新作《中国记事（1912—1928）》中关于司徒雷登的故事。
司徒雷登杭州入土为安
从燕京大学成立，一直到抗战爆发，司徒雷登把这个学校办成了一个世界级的大学，这是他给中国和世界的教育事业留下的一座丰碑。在这个最后的故事里，让我们跳出燕京大学，来看他怎样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
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日本占领军要求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校园“挂满洲国旗，感谢日本的解放”。但是他毫不犹豫地予以严词拒绝，并回信指出，“我们拒绝遵循这些命令，因为这是大学，没有权力强迫学生介入政治活动。”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天上午，司徒雷登就被捕了，显然日本人是蓄谋已久。《纽约时报》报道，就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日本军方以释放司徒雷登作为条件，要他协调蒋介石和美国，与日本签订和平协定，但是他不为所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司徒雷登才被释放，度过了漫长的“三年八个月零十天的监禁生活”。他回到燕京大学，继续担任校务长。
抗战结束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国共内战一触即发，马歇尔将军被派往中国，肩负协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的使命。他接受了马歇尔将军的邀请，于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那时他刚过完他70岁生日不久。他担任这个职务的主要使命，就是和马歇尔将军一道，参与国共和谈，希望中国能够避免内战。一年的时间，“努力想帮助中国建立起联合政府，实现这个饱经灾难的国家的和平民主和经济上的复苏。”即使在谈判中断后的最后两个月里，“仍旧没有放弃，努力寻求生机，坚持和政府、共产党的代表团私下会面。”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司徒雷登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而是留在那里，希望能够与新政权保持联系。但是当时美中关系已经彻底破裂，司徒雷登不可能有任何的作为。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南京返回美国。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能踏上回国的路程还是令我们十分高兴的。在中国的最后几周太煎熬了，不断被动荡的局势、忧愁、烦恼、愤怒交替折磨着。”
据当时担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回忆，司徒雷登回美不久，8月在华盛顿的一次燕大校友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就中美关系表示，共产党统一整个中国，“美国也将承认它”。 10月，为讨论对中国的政策问题，美国国务院举行了一个圆桌会议，费正清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司徒雷登还专门请他吃了一顿午饭。在这个会上，司徒雷登发表了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见解，认为这个运动虽然受到苏俄很深的影响，但是具有“完全的中国特色”。
11月底，司徒雷登拜访了他的老朋友辛辛那提大学校长乔治·巴尔博（George Barbout），巴尔博早年曾在燕大教过书。11月30日晚，从辛辛那提（Cincinati）乘火车回华盛顿，他在餐车吃晚餐，感到不舒服，竟然立即便失去了知觉。这距司徒雷登离开中国还不到四个月。
乘务员根据他衣袋里的证件，才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立即给国务院发电报，报告他的病情。列车在华盛顿靠站后，司徒雷登被抬上救护车，迅速送往海军总医院。经全力抢救，在两周后才脱离危险。经医生诊断，司徒雷登患的是严重的脑血栓，还引起了半身不遂和失语等并发症。显然，这次患病与他回到美国后的过度操劳直接有关。从8月10日回到华盛顿，到11月23日，不过100天，便连续出席30次会议，加之各种应酬以及宗教活动。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奏和极度郁闷的心情，终于打垮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在医院治疗了三个多月，直到1950年3月中旬才被允许出院。由于司徒雷登大半生都在中国度过，在美国没有住房，患病前一直与傅泾波一起住在饭店里。为了让他出院后有一个舒适而安静的养病环境，傅泾波拿出他积蓄中的大部分，在华盛顿买了一栋两层的小楼，把这里作为他和司徒雷登共同的家。司徒雷登与傅泾波的家人一道，度过了他最后的13个春秋。
严重的中风后遗症，使他不仅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而且几乎无法与人交谈，只有与他朝夕相处了30多年的傅泾波才能听懂他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中美关系的恶化和前途的渺茫，令他痛心之至，常常夜不能寐，又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1949年8月返美后，司徒雷登仍然保持驻华大使职位。但美国国务院明确告诉国民政府，既不准备派司徒雷登去台湾就任，也不准备提升台湾的外交规格。蒋介石因丢失在大陆的政权，对司徒雷登怀恨在心，认为他没有全力地支持国民党政权，也明确表示不欢迎他到台湾复任。
另外，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赢得了下任总统的选举，按美国的惯例，总统换届时所有驻外使节都应自动辞职，以便下一任总统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任命新的大使。1950年11月，司徒雷登致信总统杜鲁门，表示因健康原因希望辞去驻华大使的职务：“由于我将我的一生全部献给学习和了解中国人民及其文化，以便增进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理解，我相信你定能理解此际的我，当我说我将不得不离开美中活动现场了。”
由于司徒雷登长期在海外，不能享受接工作年限积累的退休金。他在燕大当校长和在南京当大使期间，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而把大部分薪水资助了生活困难的师生。在出任大使的几年中，还需给傅泾波支付薪水。每年圣诞节，要拿出一大笔钱给燕大的学生会餐，给教职员工的孩子买礼品，所以他的钱所剩无几。
这时，他的生活起居全靠傅泾波和他的家人照料，辞职以后，每月不再有薪金。傅泾波因为长年追随在他身边，也没有机会赚钱，所以积蓄有限。司徒雷登和傅家的生活因此而陷入窘境。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开始每个月发给司徒雷登600美元退休金，这样才基本上解决了全家人的生活问题。
病情稍有好转，司徒雷登开始完成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的最后三章。前六章是他被日本人囚禁的几年中完成的，后来在繁忙的公务中，又陆续写了六章。最后的三章是由他口述，他的老朋友斯坦利·霍恩贝克（Stanley K. Hornbeck）博士执笔。霍恩贝克长期在美国国务院供职，此时退休在家。每天上午，霍恩贝克来司徒雷登房中，与他交谈，然后再根据记录和司徒雷登保存的笔记写成。
1954年，司徒雷登的回忆录由纽约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马歇尔在序言中写道：“我想没有任何人像司徒雷登那样精通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政治的复杂性。”胡适为该书写了长篇导言，介绍了司徒雷登的生平及其活动。
司徒雷登生病以后，还在孜孜不倦地探求处理中美之间关系的最佳模式，以及反思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他说：“我们的目标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确保我们始终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要忠于那个原则和实现那个目标，我们在考虑问题时就不能只想到自己，还要考虑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存问题，还有他们的安全和自由。”我想，对这样一个原则，和中国人民所追求的应该是一致的。
在司徒雷登一生的最后几年中，最让他为之魂牵梦萦的，还是太平洋的另一端的第二故乡，和那他为之付出了毕生精力的燕园。1955年8月，司徒雷登立下遗嘱，请傅泾波在他去世后，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原燕京大学他妻子的墓地旁。还多次叮嘱傅泾波，设法把1946年11月周恩来送给他留作纪念的一只中国明代的五色花瓶物归原主。
《纽约时报》关于司徒雷登去世的报道。
资料来源：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0, 1962。
由于一生追随在司徒雷登身边的傅泾波及其家人的悉心照顾，使他得以安度晚年。1962年9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的医院去世，享年86岁。次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他逝世的消息，标题是《司徒雷登，86岁去世，1946—1949年任驻华大使》（J. Leighton Stuart， Dead at 86; Ambassador to China， 1946-1949）；副标题说，他“努力使蒋介石和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这个报道还提到，“虽然他说服国民党政权做出巨大的改革，但是这已经太迟，不能赢得中国人民的信任。”报道认为，“作为一个传教士和教育家，司徒雷登的温文尔雅和慈爱，成为在中国最受尊崇的美国人之一。”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人中间赢得这样高的声誉，是因为他是“一个讲究原则的人，不会违背自己意志而做交易。”
为了实现司徒雷登的嘱托，傅泾波曾多次向中国驻美大使馆陈述司徒雷登的遗愿。1986年1月，傅泾波找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托他将两封信带回国转交有关方面，其中有一封信是直接写给邓小平的。信中再次提出了，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以及将周恩来送的花瓶归还中国的问题。
1986年6月底，中国有关部门经过协商，并报中央书记处批准，对司徒雷登的遗愿做出答复，同意接受花瓶并将其存放在南京的梅园新村，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北京大学的临湖轩。但可惜的是，此事因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而搁浅。
傅泾波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傅履仁（John Fugh）——一位美军将领——继续他父亲未完成的事业，开始考虑让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杭州，杭州也积极欢迎司徒雷登的归来。司图雷登出生和长大在杭州，会讲一口杭州话，1946年还被国民政府授予杭州荣誉市民，他父母和两个弟弟均葬在杭州，那里还有他的故居和讲过道的天水堂。归葬杭州，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司徒雷登去世近半个世纪之后，2008年11月17日，他的骨灰终于被安放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出席安葬仪式的包括美国驻华大使雷德（Clark Randt Jr.）、杭州市的副市长，以及燕京大学的校友。《纽约时报》发布的司徒雷登归葬杭州的新闻指出：“司徒雷登自己的历史就是一个窗口，看到了从晚清到共产革命胜利那个期间中美关系的变化。”
这本书到这里应该结束了。本书以司徒雷登担任美联社记者报道辛亥革命为开始，又以他的骨灰2008年在杭州入土为安结束。在此期间，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也可能是两国复杂而多变关系的一种隐喻吧。
本文摘录自王笛新作《中国记事（1912—1928）》，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