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妈是五十年代生人。她1957年霜降那天出生在村西头的土坯房里，落地时裹着半块蓝粗布，小拳头攥得紧紧的，像是把这辈子的力气都提前攒好了。
外公蹲在门槛上吧嗒旱烟。家里已经有四个闺女，口粮愈发紧巴，外婆月子里连口鸡汤都喝不上，全靠嚼着腌萝卜下奶，更别说送孩子上学了。
我妈长到七岁时。同龄孩子背着布书包跑向村小，她只能攥着放羊鞭往山坡上走，却总把羊赶到离教室最近的那片草场，趴在窗台边偷学认字。
她用树棍在地上描“人”“口”“手”。有次被外公揪着耳朵拽回家，笤帚疙瘩落在腿上时还犟着脖子喊：“‘大’字像磨盘，‘小’字像雀儿！”可第二天，羊鞭上还是别着片写满歪扭笔画的梧桐叶。
十六岁那年。她已经能把二十亩山地侍弄得井井有条，种的包谷穗子比别人家长两指，养的母鸡每天能下双黄蛋，村里媒人踏破了门槛。
媒婆王婶夸她“手巧心亮”。说后山教书的李老师家老大是高中生，人实在，就是家里人口多。外婆犹豫着搓衣角，倒是我姥隔着里屋门帘开了口：“见过世面的才知道深浅，实诚孩子比啥都强。”
1978年开春。我爸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跟着迎亲的牛车进了村。我妈抱着两床牡丹花样的被面，脚踩露趾的布鞋，在鞭炮声里红了眼眶——新房是土坯墙糊了层报纸，墙上贴着我爸手写的“囍”字，墨迹未干。
我姥把陪嫁的铜顶针塞给她。“过日子就像纳鞋底，针脚密了才结实。”我妈点头应着，转身就把压箱底的新布鞋塞进我姥的棉鞋里，鞋底还绣着歪歪扭扭的“寿”字。
婚后第三天。天还没透亮，我妈就扛着锄头下了地。我爸抱着课本要帮忙，却把麦苗当杂草锄了个精光，蹲在地里抓耳挠腮。
我妈笑出眼泪。她蹲下身一棵棵扶起麦苗，指尖沾着带露水的泥：“你呀，就安心教你的书，地里的活儿有我呢。”那年秋收，我们家的麦子比别家多打两担，我爸在田埂上给她念报纸，她听得比学生还认真。
家里人口多。我姥年纪大了，二叔三叔还在上学，姑姑才十岁。我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烧火，锅里煮着掺了红薯的稀粥，却给我姥单留一碗稠的，上面卧着个溏心蛋。
她白天种地，晚上搓草绳。草茎在她手里翻飞，比我爸教案上的公式还整齐。有次我半夜醒来，看见煤油灯还亮着，她揉着眼睛打哈欠，却仍把草绳码得整整齐齐——那是给二叔换学费的。
1985年夏天。二叔带对象回家，那姑娘盯着墙上的土坯墙，脚尖不停地蹭着水泥地：“结婚可以，得在镇上有间瓦房。”我姥对着咸菜缸叹气，我爸攥着粉笔的手直发抖。
我妈蹲在鸡窝前数了三遍。二十只下蛋的母鸡全装进竹笼，第二天天不亮就担着去赶集。晌午回来时，布鞋磨穿了底，脚底的泡渗出血，却笑着从怀里掏出皱巴巴的钞票：“够买砖了，还差两筐，咱自己烧！”
她带着我爸和二叔去后山挖土。三个泥人似的在砖窑边打转，我姥心疼得直抹泪，她却把热乎的菜饼塞给老人：“妈，等砖烧好了，老二的新房就有模有样了。”那年冬天，二叔的瓦房终于上了梁，房梁上挂着她绣的红绸子，针脚密得看不见线头。
三叔考上县重点高中时。学费单像块烫手的山芋，家里实在凑不出钱。我妈翻出压在箱底的银镯子——那是外婆临终前塞给她的，说等她出嫁时换嫁妆。
当铺老板用牙咬了咬，给了二十块钱。她接过钱时手直哆嗦，却转头给三叔买了支钢笔：“好好读，将来当大官，别像嫂子一样睁眼瞎。”三叔后来常说，那支钢笔尖上沾着嫂子的血和汗，他写作业时总怕辜负了这笔尖的分量。
姑姑要出嫁时。村里正流行“三大件”，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我妈攒了半年鸡蛋，把竹筐堆得冒了尖，收鸡蛋的贩子想压价，她叉着腰站在村口骂：“我家鸡吃的是自家种的谷子，下的蛋比你秤砣还实在！”
卖了鸡蛋，又加上织草席的钱。终于给姑姑买了台“飞人”牌缝纫机。迎亲那天，姑姑抱着缝纫机抹眼泪：“嫂子，这针脚比你教我的还密。”我妈笑着拍她的背：“到了婆家别委屈自己，想嫂子了就回来，锅里永远给你留着热饭。”
去年重阳节。三叔开着小轿车回村，他刚在城里医院升了主任，非要接我姥去住新房。我妈犹豫着搓手：“我就不去了，地里的萝卜该收了，猪也没人喂。”
我姥揪着她的袖口不放。“你不去，谁给我做疙瘩汤？你爸走了这些年，就数你做的汤合我胃口。”于是，我妈生平第一次坐上了小轿车，怀里抱着装咸菜的陶罐，像抱着什么珍宝，眼睛盯着车窗外飞跑的树，笑得像个孩子。
商场的自动扶梯让她犯了难。她攥着扶手不敢动，脚尖悬在台阶边缘直打颤，我赶紧扶住她：“妈，跟着台阶走就行。”她小声嘀咕：“比牛耕地还晃荡，城里人咋想出这玩意儿的？”
到了水果区。她盯着冰柜里的车厘子直眨眼，红得透亮的果子被保鲜膜裹着，像一个个小灯笼。“这红果子，跟咱们山上的野莓似的，就是咋长这么大？”说着伸手去摸，被冰得缩回手，指尖还沾着寒气。
三婶站在旁边。她穿着高跟鞋，涂着红指甲，手轻轻叩着购物车：“大嫂，这是车厘子，进口的，贵着呢。”转头对三叔笑，“哥，咱妈想吃就买两盒，反正现在也不差这俩钱。”声音不大，却像根细针扎在我妈耳朵上。
我妈慌忙摆手。“别买别买，咱老家的樱桃甜着哩，这玩意儿看着就酸。”她往后退了半步，围裙角在手里绞来绞去，眼睛盯着货架上的价签，上面的数字比我爸当年的数学题还难懂。
三婶的冷笑像片薄冰。“乡下人就是见识短，这东西贵有贵的道理，吃起来跟咱们村的野果子能一样吗？”她涂着睫毛膏的眼睛扫过我妈磨出老茧的手，“大嫂，你平时多出来走走，别总盯着地里那点收成，人得跟上时代。”
我姥的拐杖“咚”地杵在地上。她八十岁的人了，腰板却挺得比货架还直，浑浊的眼睛里突然闪过光，吓得三婶往后退了半步。
“你这话该收收。”老人的声音不大，却像敲在石板上，“你嫁进来那年，大冬天的，是谁把新做的棉裤塞给你？是谁蹲在河边给你洗带血的被单，手冻得通红还说不冷？”
三婶的脸开始发白。我姥接着说：“老二买房时，你大嫂把陪嫁的木箱都拆了打家具，自己睡了三年的硬板床；老三上学时，她揣着窝头走三十里山路送钱，回来脚底板全是泡。现在日子好了，就嫌人土气了？”
周围的人渐渐围过来。我姥抓住我妈的手，举到三婶面前：“你看这手上的老茧，是割麦子磨的，是挖水渠蹭的，是给你们老李家挣来的！她不识字，却把五个孩子都拉扯大，把老人伺候得妥妥帖帖，这双手比任何字都金贵！”
我妈急得直拽姥的袖子。“妈，别再说了，三弟妹就是随口一说。”可我姥不管，转头对围观的人说：“我这儿媳，没读过一天书，却比谁都明白事理。当年我老头子走的时候，她跪在灵前说，‘妈，您放心，有我在，这个家散不了’，这话，比任何学问都重！”
回家的车上。我妈靠在我姥肩上打盹，月光透过车窗，照着她鬓角的白发——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黑发里已经藏了这么多白霜，像落在麦秸上的雪。
我姥轻轻替她捋顺翘起的头发。动作很慢，像当年给襁褓里的婴儿理被子，指尖划过我妈额头上的皱纹，像是在抚摸岁月的纹路。三婶坐在前排，始终没敢回头，只听见她时不时咳嗽两声，不知道是不是被夜色呛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