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后顾前瞻而言，史学是特别有希望的一门学科，因为史学家本来就是研究时代变迁的高手。至少在过去的五百年里，史学家始终是人群中最敢于向当权者讲述真理的，史学家有时候成为改革家或领袖，他们还善于向公众揭露机构腐败的行为。“愈察古今事，愈发富前瞻”，20世纪中叶的政治大师兼史学家温斯顿·丘吉尔曾有如此感言。
史学家善察长时段的变迁，这使得他们有能力把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置于更大的背景之下，而其他人则很容易因为年代久远而不加质疑或因千头万绪而无力拷问。对史学家而言，社会风尚和政治体制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嗜好和习俗往往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有所改变，而历经几个世纪就会变得面目全非。[3]史学家要拷问：究竟是什么人诱发了变革?我们何以认定这些人构成历史的动因?因为他们不断地分析考察历史的因果和行为，所以就成了洞悉变迁的专家。
史学家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表现在他们能够让令人确定不移的知识变得不再那么确定，甚至会拷问自己借以解析历史的观念本身是否已经过时。史学家陈述历史变迁的手段是叙事，他们把解释与理解结合起来，把对个案、细节和独特之处的探究与对格局、架构和规律的热切加以归并，或用德国社会科学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的话说，史学家善于把个殊式研究与通则式研究结合在一起，文德尔班把前者归于人文学科的强项，而后者则属于社会科学的强项。[5]史学家绝不会把全部历史归因于少数几条法则，而是希望在把事件和个体置人大的文化背景的过程中得到某些规律性的认识。所以说史学家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各自的程序和追求结合起来，便成就了史学批判性人文科学的特殊（如果还称不上是独一无二的）地位：史学不是一系列叙事的大串联，也不是要对当今时代加以肯定，而是促成改革、塑造可能的未来的一种工具。
上一代的史学家还对史学研究中另外一个重要维度——空间——进行了大量思考，也就是说如何在空间层面拓展史学研究的视野，超越自19世纪以来被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民族国家框架，看到大陆、大洋、跨区域关联并最终涵括整个地球，塑造“世界”史或“全球”史。目前，超越民族国家史为史学家津津乐道，因为大部分史学家怀疑传统史学以领土边界为藩篱的做法。相比更为新颖，也更具颠覆性的是超越传统历史断代法的举动，因为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开始质疑史学中颇为主观的时间分界。跨国史在当下可谓如火如荼；跨越时间的历史也有可能在下一波风行火爆。
多维度的时间可谓史学家特有的领地。“事实上，史学家从无可能脱离历史上的时间问题：时间之于史学家就好像土壤之于园丁的铲”，费尔南·布罗代尔1958年在为《年鉴》杂志的撰文中如是说，也正是在该文中布罗代尔首次提出了“长时段”的概念。布罗代尔对人类所处的多种时间——或称“多态时间”（multiple temporalities）——有深入的思考，而其“长时段”的说法对于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而言至为根本，相较对于其他人文学者或社会科学家则不甚重要。史学研究不可能摆脱时间之维。时间充塞着、牵引着，同时界定着整个历史研究。史学家正是在时间的土壤中耕耘、在时间的喷泉中畅饮。
“长时段”的概念诞生于一场危机，或如布罗代尔所说，诞生于一场“人类科学的整体危机”。这场危机的性质倒是与21世纪人们围绕人文和社会科学未来的争论颇有几分相似：知识爆炸，信息被广泛传播；学科界限引发了人们普遍的焦虑；相邻学科的研究者表现出明显的彼此不合作态度；而后是大家齐声抱怨“居心险恶、复古倒退的人文主义”（un humanism retrograde, insidieux）窒息了学术研究。谁能说我们所处的时代缺少上述表征呢?布罗代尔慨叹其他人文科学的学者对历史学科摆脱危机所做的独特贡献视而不见，历史学提出的摆脱危机的方案实与作为整个人文研究核心的社会现实的本质息息相关，那就是“瞬时与缓缓流动的时间的对立”。在这两极之间的常规时间是社会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在历史叙事中所采纳的时间尺度：10年、20年，或至多不超过50年。不过，在布罗代尔看来，这样挖掘出的历史危机和周期性特征实际上蒙蔽了历史变革更深层的规律和延续性。此时，就有必要跳跃至另外一种不同的时间尺度，即以数世纪或数千年为尺度的历史叙事，那种“长时段甚至超长时段的历史”。
布罗代尔及同时代年鉴学派其他诸多史学家的追求是探寻更长的历史时期内历史动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当然，这种追求在18世纪和19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的历史著述中并不乏先例，其前提设定，史学家的职守是从数百年，至少数十年的尺度看问题。为兑现这一追求并使之更为严谨甚至具有可证伪性，就必须获取更多具量化的事实并具备衡量历史变迁的工具，如此，“长时段”的概念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布罗代尔而言，长时段是一系列用于架构人类历史的互有交叉但又互不排斥的时间尺度的一种。他在其所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1949）的序言中以经典的手笔描绘了三种时间尺度下的历史：一种是近乎静止不动的历史（une histoire quasi-immobile），讲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种是节奏缓慢的历史（lenterment rythmée），讲述国家、社会与文明；还有一种是较为传统的事件的历史（l'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所以显得“短促、激荡和扣人心弦”。非常恰如其分的是，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叙事中的诸多特征是相当稳定的：它叙述的是地理时间，地质时间的成分不多；这一尺度的时间更多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进步的；这里更多见的是静态而非动态的特征；而所有这一切是各种形式的运动和人类活动更深层的支撑。
布罗代尔将事件的历史与长时段的历史相对照，倒不是因为前者转瞬即逝所以只能轻描淡写一他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确曾对这种类似“泡沫”和“萤火虫”的事件表现出不屑——而是因为这种历史太过纠缠于事件本身。这正如同当代的经济学家，布罗代尔指控说，他们的作品只是为时事而作，只是迎合短期的政治行为。对历史做如此的理解，迎合权势、只顾眼前，实际上等于回避了解释，不可能形成理论。在布罗代尔看来，这样的做法既缺少批判的视野，又没有学术内容。他为社会科学提供的出路是回到更早时期出现的问题和前人提出的解决模式，比如马克思对重商资本主义的论述，马克思可谓具备长时段视野并创立第一个真正的社会科学解释模式的“天才”。总之，甚至在半个世纪前，布罗代尔就已经公开倡导回归长时段。
不过时至1958年，布罗代尔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势如水火，其中包括结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这迫使他不得不拓宽自己的长时段理论架构。他在专文中提出的所谓“长时段”其实并不是什么全新的理论而只在史学圈内颇有新意：19世纪研究物权法的法国历史学家已经在使用长时段理论；医学论文中已经在谈论慢性病乃长时期所致；社会学家已经在探讨长期失业（chômage de longue durée）问题；研究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也早已熟知长时段概念。
布罗代尔采纳长时段概念是接受了这些更早的做法，不过，他的研究不限于追溯很少变化的背景条件，还用于文化现象的长时期发展历程，比如拉丁文明、几何空间概念、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等，其旨趣在将自然环境，历史久远的农业文明等联系起来。这些由人类创造出的东西也会经历变革或断裂，尤其是在创新迭出或另类世界观或传统渗入之际。这类现象持续的时间要比经济周期更长，但比海枯石烂之类的自然变迁或游牧的生活节奏、牲畜的季节性迁徙等要短。这类不那么持久的现象可以世纪为单位度量，但同时会在自然变迁、人与自然互动的节奏中有所洞见。
布罗代尔坦陈，他早年对长时段的思考是源于1940年至1945年战时在德国被俘那段令人窒息的经历。当时这样做的目的部分是逃避集中营的生活节奏，部分是求得内心的希望，所以要放眼长时段不过颇吊诡的是，哪怕是在这种长时段的历史叙事中也时常夹杂着监狱生活的意象。到了1958年，当布罗代尔开始从理论上阐述长时段概念时，他早已坚信长时段对任何跨学科的理解乃至为根本，并且是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现世主义（presentism）的唯一出路。他提出长时段理论有机构和学术两种直接动机。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不久，布罗代尔已经当上了《年鉴》杂志主编，并接替吕西安·费弗尔担任著名的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主任，因为费弗尔已在1956年去世。布罗代尔必须说明在众多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中——尤其是面对经济学和人类学——历史学何以至关紧要。就是在这样一种激烈竞争关系到声望、资金支持和专业自豪感的氛围中，布罗代尔拿出了他的“王牌，……让他有理由提出历史学乃统摄全部社会科学的学科，正如同数学一样”。
与布罗代尔倡导的长时段历史研究相呼应，在法国同时兴起了未来学-指向未来的长时段，倡导者是布罗代尔的朋友加斯东·贝尔杰（Gaston Berger），时任法国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并创立了不久之后便由布罗代尔领导的人文科学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当时在大西洋两岸，未来学和历史学都被人广为关注、深入研究；事实上，这两个学科的未来前景-从其在众多人文学科中所获得的资金支持、享有的声望和机构的存续能力看一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代历史从一问世就在讲述欧洲19世纪的民族国家革命并指向建国，而到了20世纪，现代历史被重新改造，讲述的是民族国家灭亡后的未来世界。
选自[美]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格致出版社2024年版）感谢出版方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