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只有他堪称“天选之子”。
他25岁登基，执掌帝国权柄长达63年，享受了89岁高龄，一生经历康乾盛世的巅峰，却在死后150年遭遇了最屈辱的结局：1928年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时，这位“十全老人”的遗骸被扯出棺椁，与后妃尸骨一同浸泡在陵墓地宫的污水中。
从极尽尊荣到身首异处，他的命运如同一部跌宕的史诗，折射出权力、欲望与历史宿命的荒诞交织。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福娃”
1711年秋，北京雍亲王府的银杏树金黄璀璨，钮祜禄氏诞下一名男婴。这个被乳母抱在绣金龙纹襁褓中的婴儿，正是未来的乾隆帝弘历。
他的出生笼罩着神秘色彩：祖父康熙在圆明园第一次见到12岁的弘历时，便被其聪慧震惊，当即决定带入宫中亲自教养。
康熙临终前对雍正说：“此子福过于朕”，这句预言般的评价，成为弘历继承大统的关键砝码。
1735年深秋，雍正暴毙，24岁的弘历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取出传位密诏。
登基次日，他颁布了影响深远的“宽严相济”政策：赦免雍正朝被圈禁的宗室，却又在养心殿暗格里藏着一份名单，13位曾反对自己的叔伯兄弟，随时可被处决。这种刚柔并济的手段，让他迅速坐稳了龙椅。
紫禁城里的“人间富贵花”
乾隆的统治如同一场精心编排的盛宴。他五次免除全国赋税，仅乾隆十年的一次蠲免就达白银2800万两，足够修建三座圆明园。
在养心殿的舆图上，他用朱笔圈画出帝国的疆域：平定准噶尔、收服新疆、经略西藏，使清朝版图达到极盛。
当他站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万树园中，接受蒙古王公的三跪九叩时，夕阳将他的龙袍染成血色，这是属于征服者的荣光。
文化工程更是空前绝后。
1773年，62岁的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三千儒生埋头抄书的身影，在文渊阁的琉璃瓦下连成一片青衫的海洋。
但鲜为人知的是，养心殿暗室中堆积着数万册“违禁书籍”，等待化为纸浆。这种文化专制与建设的矛盾，恰似他龙袍上的十二章纹——既有日月星辰的恢弘，也有斧钺的森冷。
盛世背后的裂痕
1784年第六次南巡，73岁的乾隆在杭州西湖畔写下“十全老人之宝”印文时，苏州织造局的密折正快马加鞭送入宫中：江浙丝价暴涨，机户饿死者枕藉。晚年的乾隆如同褪色的龙袍，沉迷于和珅献上的西洋钟表与江南美女，却对养心殿案头堆积的灾荒奏折视而不见。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工业革命成果，被他当作“奇技淫巧”锁进库房，而那支能击穿铠甲的燧发枪，20年后将轰开中国国门。
最讽刺的是他亲自设计的裕陵。
地宫墙壁上刻满藏传佛教经文，穹顶镶嵌的北斗七星用夜明珠镶嵌，棺椁下的“金井”埋着西藏活佛进献的法器。
这位笃信风水的皇帝万万没想到，1928年7月的一夜，军阀孙殿英的士兵用炸药轰开地宫时，经文在硝烟中化为齑粉，而他浸泡在防腐药水中的遗体，被扯断辫子扔进污水坑，与孝仪纯皇后的尸骨缠绕在一起，生前最讲究体面的帝王，死后以最不堪的姿态曝光。
乾隆的“福气”本质是建立在对时机的精准把控与对矛盾的暴力压制。
他继承雍正整顿后的充盈国库，却将白银从7000万两消耗至不足2000万两；他享受祖父康熙奠定的稳定政局，却用文字狱制造了130余起惨案。
甚至他的长寿都充满血腥：为防止皇子结党，他将17个儿子中的12个早早逼入道观或圈禁致死，最终只能选择平庸的嘉庆。
1928年那个闷热的夏夜，当盗墓士兵用刺刀撬开乾隆下颌寻找夜明珠时，他们不会想到，这位皇帝口中含着的不仅是一颗宝珠，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用鎏金外壳包裹着腐朽的内核。
地宫污水浸泡的何止是帝王尸骨，更是封建专制制度最后的体面。
在清东陵的残阳里，乾隆的故事成为最尖锐的历史寓言：极致的个人幸运往往伴随着集体的不幸，暂时的盛世辉煌可能埋下长久的衰败伏笔。
当导游用手电筒照亮裕陵地宫的壁画时，那些斑驳的菩萨低眉，仿佛在嘲笑着人间权力的虚妄，毕竟在时间的长河中，没有永不褪色的龙袍，只有不断重演的兴衰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