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王东迁后，王室直接控制的领地仅剩洛邑一带。
财政依赖诸侯，甚至被郑、晋等强国挟制（如郑庄公与周王室兵戎相见）。
「王纲解纽」诸侯国不再「尊王」，嫡长子继承制、诸侯对周室的义务（如纳贡）逐渐瓦解。
郑国共叔段之乱不仅是郑国内部权力斗争的缩影，更是周王室衰微背景下诸侯国权斗的典型事件。
一、亲情纠葛
共叔段之乱发生在公元前722年，即周平王四十九年。
共叔段之乱的核心诱因是武姜的偏私。
她因厌恶长子寤生难产，试图废长立幼，甚至联合共叔段谋反。
母族干预继承权的行为，暴露宗法制度下「嫡长子继承」原则的脆弱性。
郑庄公（寤生）继位后，武姜偏爱小儿子，多次请求将京地分封给段。
郑庄公用不吉为由，婉拒了武姜，仅将京地封给段，以示安抚。
共叔段得到封地后，大肆扩建城池，收买人心。
祭仲警告郑庄公，若不早做处理，恐酿成大祸。
郑庄公在权衡利弊后，选择隐忍，等待时机来削弱段的势力。
二、叛乱平定
共叔段获封京邑后，不断扩张势力，修城，形成「国中之国」。
共叔段在母亲武姜支持下，逐步蚕食郑国边邑，并计划偷袭都城。
郑庄公纵容共叔段，实为「欲擒故纵」，待其罪行昭彰后名正言顺铲除。
这样既清除了威胁，又塑造自己「忍让→反击」的道德正当性。
他派遣公子吕（郑庄公堂叔）率军讨伐段，在鄢地击败段的军队。
段逃亡至共国（今河南辉县），从此被称为“共叔段”。
三、伦理碰撞
郑庄公表面隐忍（「子姑待之」「厚将崩」），实则暗中布局。
通过舆论，将共叔段塑造为「多行不义」的，以最小代价巩固君权。
共叔段之乱是郑国内部权力斗争，更反映春秋礼法与权力之间的冲突。
郑庄公在处理时，表现出对礼法的尊重，对武姜的妥协，更是种策略。
《春秋》《左传》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用简短文字记录事件核心，却蕴含微言大义。
祭仲的劝谏、公子吕的忠诚以及颍考叔的孝道，都成为《左传》中重要的叙事线索。
四、人性反思
《春秋》作为儒家经典，其对共叔段之乱的记载被后人解读为对礼法与权力的双重批判。
孔子通过“微言大义”的笔法，既批评了郑庄公未尽兄长之责，又谴责了共叔段的不义之举。
称郑庄公为“郑伯”，未使用“兄”，是对他未尽兄长教导之责的讽刺，认为他在处理兄弟关系上有失误。
对共叔段直接称名，不称“弟”或“公子”，因他违背了弟弟应有的本分，发动叛乱，已不配享有亲属称谓。
“克”字通常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此处使用，暗示兄弟反目成仇，如同敌国交战，强调事件的严重性。
五、现代视角
郑庄公在面对母亲与弟弟的双重压力时，选择隐忍后反击，虽然孔子表达了他道德上的瑕疵，但是应对来看，是非常有智慧的。
郑庄公在处理段叛乱时，既维护了礼法秩序，又顾及母亲的情感需求，之后当断则断，干脆利落。
在权力斗争中，及时果断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郑庄公在关键时刻采取了雷霆手段，平定了叛乱，为郑国的发展扫清了隐患。
春秋争霸中“强干弱枝”（即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势力）是诸侯国的最优选择。
共叔段败逃后，其子公孙滑引卫国介入郑国事务，郑国则借机与周室、邾国结盟反击。
内乱迅速外溢为国际冲突，凸显诸侯国内斗与外部争霸的联动性。
郑庄公平定内乱后，得以集中力量对外扩张，成为「春秋小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