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2日，农历八月初八，天刚蒙蒙亮，天镇城西街“王记面铺”的磨盘上，还沾着昨夜新磨的麦粉，散发出阵阵麦香。19岁的王振文蹲在面铺门槛上，正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杂乱的砸门声，且越来越近。他心里一惊，回头望向屋内，父亲、四个叔叔、大伯和堂弟，正瑟瑟发抖地缩在面缸后。女眷们早有警觉，躲进了地窖。这本该是磨面蒸馍，充满生活烟火气的普通日子，却因侵略者的到来，变得暗无天日。
不一会儿，三个日本兵凶神恶煞地踹开木门。王振文手里的秤砣“咣当”一声砸在地上，整个人被吓得不轻。领头的日本兵用刺刀尖顶着他的胸口，将他往屋里推搡，嘴里还“叽里咕噜”地说着听不懂的话，并伸出拇指和食指圈成个圆。王振文以为他们要铜钱，赶忙捧出两袋铜钱。日本兵见状，一脚狠狠踢飞钱袋，铜板如雨点般滚进面缸，溅起白茫茫的粉尘。父亲哆哆嗦嗦地写下“面匠无银”递过去，日本兵不但不罢休，反而狞笑着抡起斧头。刹那间，斧背重重砸在王振文肩胛骨上，钻心的疼痛袭来，他眼冒金星。此时，他余光瞥见堂弟吓得裤裆下漫开一滩水渍。
随后，王振文和西街粮油店前空地上的两百多个男人，像拴蚂蚱似的被铁丝捆成长串。幸运的是，王振文系的牛皮裤带帮了大忙，他趁日军不注意，偷偷解开绳结，又悄悄帮邻人王君松了绑。队伍被押着经过大操场时，王振文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棺材里倒出的晋绥军尸体肿胀得像皮球，绿头苍蝇密密麻麻地围着尸体乱飞，嗡嗡声不绝于耳。七十岁的李嘉禾老汉体力不支，跟不上队伍，日本兵毫不犹豫地一枪打穿他的膝盖。鲜血溅在“魁星高照”的牌匾上，宛如撒了把猩红的朱砂，刺目惊心。
队伍继续前行，被押到北门外崩楼坡下。三百多人被迫跪在五丈长的水壕边，王振文和二伯、四叔、堂弟被分在同一批。紧接着，惨无人道的屠杀开始了。刺刀无情地捅进王振文左肩，那一刻，他听见堂弟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怪响，那孩子才十四岁，喉管被扎穿后，身体还在不停地抽搐。第二刀扎穿他的右肋，王振文眼前一黑，栽进尸堆。脸贴着四叔爆出的眼珠，血腥味和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黄昏时分，冰冷的雨砸在王振文脸上，将他砸醒。此时，身下的尸体竟然还在蠕动，仔细一看，是东街鞋匠赵老三，他的肠子拖出三尺长，场面惨不忍睹。
王振文爬出尸堆时，已是深夜。城南瓦窑的土墙上，糊满了带血的手印，仿佛在诉说着这里曾发生的悲惨故事。他和王君如同两条丧家犬，沿着路边，舔食西瓜地里的残瓤充饥。王君下巴被刺穿，喝口水就从血窟窿里漏出来，衣襟前一片腥红。在三里屯河滩，他们扒下死尸的布衫裹伤，幸运地捡到半包染血的磺胺粉，这是晋绥军溃兵丢下的，正是这半包药粉，救了他们两条奄奄一息的命。
半月后，王振文小心翼翼地溜回城。曾经熟悉的“王记面铺”，如今一片破败，磨盘缝里竟长出了麦苗。走进地窖，他看到小妹浑身紫胀，早已没了气息。五婶抱着奶娃子投了东街水坑，漂上来时，娘俩的头发缠成了结。奶奶庙巷十九户人家的门楣上，都挂着白布，一片死寂。西街李喜和的新婚妻子疯了，她抱着丈夫被红裤带勒出紫痕的脖子，逢人就笑：“看！他给我系的同心结。”
这个十九岁的幸存者或许不会知道，多年后他的控诉书将成为日军侵华暴行的铁证。但每个阴雨天，他左肩的旧伤仍会发作，那钻心的疼痛，仿佛那把日本刺刀还在血肉里搅动，时刻提醒着他那段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 。
参考资料：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9-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