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中的父亲
父亲幼年丧父，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父亲出门闯荡时，像一头性情凶猛的虎崽，但只要回家面对母亲，立刻成为温顺的绵羊。远近乡邻都知道父亲是个至真至情的大孝子，母亲就是他的天，就是他的命。我小时候常听父亲讲岳飞的故事，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对父母不孝的人，对国家肯定不会尽忠。”
父亲参军以后，几十年戎马倥偬，顾不上对老母亲尽孝，为此内心常感歉疚。红军时期，他曾经两次冒险回乡探母，但老家仍在敌军控制下。第一次，他只能趁夜潜归；第二次，他只能远望着家乡老屋，流泪叩首。
1952年，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父亲，终于请假探家一次。他进了村庄，远远看见奶奶，就奔过去长跪不起，流泪叩头。奶奶也是喜泪纵横，泣不成声。乡亲们拥过来百般劝慰，才把父亲扶起来。父亲挽着奶奶，在乡亲们的簇拥下进入老屋。
1959年秋天，父亲外出看地形，行程中特意路过家乡。这次，父亲是突然归来的，他远远望见74岁的奶奶，弯着瘦弱的老腰，提着一把破旧的镰刀，在山上割喂猪草……
父亲大叫一声，一路哭着奔过去，硬是把奶奶背回老屋。
这天夜里，父亲泪流满面，大叫大嚷地发火了。他坚决要把奶奶接回城里，和自己同住，侍候余生。对这件事情，父亲早就恳求过多次，但奶奶总是不答应。这一次，奶奶总算答应了。
可是，奶奶进城后，就像一棵山中老松被移植进了暖房，怎么也住不惯，几天后就想回老家。父亲与母亲再三劝说，奶奶好不容易才住了半个多月，之后她再也不干了，非要回大别山不可。她梦里都在惦记着老屋，惦记着她养的鸡、种的瓜、喂的猪，惦记着那些老邻居，惦记着山风和草木的气息……父亲无奈，只好再把奶奶送回老家。
撰写回忆录
在最后的那几年，撰写回忆录成了父亲晚年生活的主题。在向李文卿交代后事时，父亲也曾说过：“我打了一辈子仗，大仗小仗不计其数。打了些好仗，也有打得不好的，有经验，也有教训。经验和教训都是财富，对后人都有用，应该很好地写出来，也算是我对人民、对军队再做点贡献。”
父亲本来就是个急性子，又是个时间观念极强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或参加什么活动，从不迟到，有时提前几分钟，大多卡在正点上。
有一年西哈努克亲王来访，定于下午3时30分专列抵达南京站。3时15分，省市党政军领导齐集在月台上，准备欢迎，只有关键人物——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还没有露面。差10分钟没到，差5分钟还没到。我国驻柬埔寨大使康茅召急坏了，连忙通知专列站外停车。正在这时，几辆军车开进站来，父亲走下吉普车，身穿绿军装，足蹬布条编制的“草鞋”，风纪严整，步履从容。康大使又赶快通知专列进站。当专列缓缓停下，人们一看表，正好3时30分。
一次在北京开计划工作会议，省革委会副主任彭冲为了跟父亲一起走，换洗衣服、鞋子、牙具都来不及拿，回到南京才打电话请宾馆给收拾一下，寄存起来。
又有一次，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与父亲要同乘一架飞机，迟到了一刻钟。韩将军见了父亲就双手合十，连声说：“师父，师父，对不起！”父亲半开玩笑地捏了他一把，捏得韩司令直叫。
父亲与西哈努克亲王
父亲这次写回忆录，又觉得年龄不饶人，恐怕自己一旦离去，带着多年的作战经验同赴九泉，更是急上加急。
为了充分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李文卿他们尽可能多找一些熟悉父亲的老战友、老部下，回忆当年的事情，提供第一手材料。钱均将军与父亲是少林寺的师兄弟，父亲在南京居住时，他不常来家里，但父亲却经常去他居住的富贵山探望。据当时在富贵山营区工作过的一位副处长回忆：许司令那几年常来看钱均首长，两个人见面，扯着嗓子在楼上交谈，也可能因为耳朵不太好的关系，各说各的，还津津乐道。
听说父亲要写回忆录，钱将军很热心地介绍情况，仅写作班子所住的华山饭店15号楼就光临了好几次。想到一点就来一次，说一次，并再三交代要把父亲的回忆录写好。
赵俊长期担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实际主管司令部工作多年。在“五一六”事件中他也吃了很大的苦头，但他不计前嫌，协助父亲写回忆录很尽心。就任南京军区顾问后，他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召集军区司政后有关部门领导开会，总体协调许世友回忆录写作的全部事宜，要求各个部门通力合作，“一路绿灯”。事后，他还带人亲往大别山，整理了一份了解父亲情况的老同志名单，甚至连一些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转业地方工作的老人都被“挖掘”了出来。资料的准备工作，对回忆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位熟知父亲品性的老干部说：“许司令平日里看上去沉默寡言，连个笑容都难得见到。其实，他的心很细，有时战友们在一起，他很为别人着想，连本人都没有想到的事，他也能设身处地想到、办到。”
在人们的印象中，父亲是个粗线条的人，他索性“顺水推舟”，以“粗”的一面示人。应该说他粗中有细，更不缺少政治上的敏锐与机智。
给他当过四任参谋长的贾若瑜将军直言不讳地说：“你们不要以为许司令是个粗人。他是倚粗卖粗、粗中有细，特别精明。他的精明，别人不容易看透。许多干部都很精明，在对待具体人、具体事上精明。跟他比起来，比不了，不在一个档次上。”
这个说法倒启发了我内心深处的“灵感”：在“文革”那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面对一个几乎是完全陌生的“战场”，面对从未经历过的变化多端的局势和错综复杂的矛盾，父亲倚粗卖粗，倒确实在政治上成功地保护了自己。
从一件小事上，我也觉得父亲的性格和情感是非常丰富的。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时，母亲给了我一本父亲的集邮册，告诉我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喜欢集邮。那本集邮册是暗红色的，封面上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当我翻开看时，被里面蕴含的历史所深深吸引：里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邮票，也有抗美援朝志愿军凯旋的邮票，还有土地革命的纪念邮票……
其中，有不少邮票是父亲与苏联顾问“胡子叔叔”通信时积攒下来的，还有一些是父亲与部下和老家的亲戚通信时留下来的。
父亲把邮票归类排列得很有秩序。
总有老部下、老战友跟父亲开玩笑：“首长什么时候这么有情趣啦？”
其实，这是父亲以自己的方式在纪念历史。这本集邮册里有那个年代最值得记住的历史、人和事，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写作组把提纲列好后，马上送到父亲那里。父亲看得很快，也很仔细；第二天就找写作班子谈，谈得很多、很细、很具体。许多战例从经过到细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其中还有不少深刻的见解和对作战基本规律的精彩表述。
父亲认为，写回忆录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回头去看看过去哪些事做对了、哪些事做错了，有什么经验教训。经验让后人参考，教训让后人吸取，不要再走弯路。
写回忆录要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吹牛。自己不吹，也不吹别人，没有常胜将军。什么时候都要谦虚，不能骄傲。楚汉相争，项羽就是骄傲，什么人都看不起。他身边就一个谋士范增，给他出了很多好点子，他听不进去，气得范增也走了。开始，项羽打仗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乌江一仗，全军覆没，落得个“别姬”下场。
父亲特别强调：“写战争胜利，不要写我的指挥艺术如何、什么战将，主要写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善战。”
父亲收藏的邮票
父亲收藏的邮票
父亲收藏的邮票
父亲用毛主席像章拼成的“全国山河一片红”
父亲还专门讲到打仗。“打仗很复杂，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时刻都在变化。战争是最高的科学。打起仗来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非常伤脑子。每打一次仗，我的头发都一把一把地掉。战争是残酷的，它可以破坏一切，也可以推动生产力和科学的发展。信心是决胜的最主要的精神因素。”
父亲认为：“慎重与大胆是不矛盾的。慎重不是右倾，大胆不是冒险。慎重，是在战前要经过周密、细致的思考，有几个预案；大胆是敢于临战，不畏强敌，有必胜的信心。打仗本身就有一定的冒险性。比如深入到敌人内部打，从外表看，四面受敌，很危险，但往往成功的可能最大。我们过去打了不少中心突破、四面开花的仗，都成功了，几乎没有失败。打仗就是要狠，一鼓作气，不狠不行，稍一疏忽就会失掉战机。”
两本回忆录《我在红军十年》和《我在山东十六年》是父亲个人一生的总结，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父亲最后的那几年里，经常回忆起过去的一些事，尤其是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怀念，每次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提起和周总理一起的故事。
有位老干部，曾经做过一个比较。他形象地说：
“在毛主席面前，父亲像个晚辈，不拘束，什么话都敢讲。周总理像个大兄长，父亲在他面前也比较随便，有什么话都可以讲。”
在周总理去世的时候，父亲痛苦极了，他对我讲：“周总理这么好的人都走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啊！”一个星期都没出房间。
父亲常回忆起在那“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由于他的脾气桀骜不驯，周总理对他的劝导，以及周总理对老百姓那种鞠躬尽瘁的工作精神和泱泱大国总理的气派风度，甚至还梦见与周总理一起喝酒的愉快时光，一人一瓶，干光为止。
周总理曾对父亲讲过苏联的朱可夫元帅，在朱可夫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父亲非常喜欢，还用红蓝铅笔的红笔写在了一张半纸上（因为字写得大，所以需要一张半）。
我想用它来做这本书的结尾吧。
人民需要我，而我永远有负于人民。如果考虑到人生的意义，这是最主要的。
这段话表达了我对父亲的敬意，也能表达我对周恩来总理的崇敬和缅怀……
有这两个因素在心里做支点，我感到这是最美好的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