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油表到底了，必须赌一把！”1949年2月19日凌晨三点，杨宝庆紧攥着驾驶杆的手心全是冷汗，北平南苑机场跑道的轮廓在月光下若隐若现。这位27岁的国民党中尉飞行员并不知道，他此刻驾驶的C-46运输机货舱里，除了个人行李竟还藏着二十箱银元——这个意外发现，将在他落地唐山后引发军委保卫部的特别审查。
时间倒转二十年，河北曲阳的晒谷场上，光脚追蜻蜓的农家少年绝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1937年夏天，十五岁的杨宝庆趴在屋顶看日军飞机掠过，引擎轰鸣声震得瓦片簌簌作响。母亲扯着嗓子喊他躲进地窖时，少年突然冒出一句：“我以后要开更大的飞机！”这句孩子气的宣言，竟在七年后成真——1944年从美国亚利桑那航空学校毕业时，他已是能熟练驾驶B-25轰炸机的王牌学员。
有意思的是，命运的转折总藏在细微处。1948年深秋，台北松山机场家属院里，杨宝庆抱着高烧不退的小儿子冲医务所值班员吼：“给支盘尼西林怎么就这么难？”军医翻着登记簿冷冷道：“优先保障作战部队，这是上峰规定。”正是这支没要到的消炎针，让这位曾获“飞虎”胸章的王牌飞行员彻底寒了心。妻子刘毓璞后来回忆，那个雨夜丈夫在窗前站到天明，烟灰缸里积了二十八枚烟头。
投共计划其实早有端倪。1949年春节前夕，杨宝庆在天津执行运输任务时，故意把导航图“遗落”在中共地下交通站。三天后取回的地图空白处，多出串用米汤写的暗码——北平地下党负责人老张后来透露，那是用明矾水写的降落坐标。不过最惊险的当属行动前夜的“银元乌龙”：原计划轻装简行的杨宝庆，在检查货舱时发现成箱的银元，显然是国民党某位高官私运的财物。他当机立断连人带机“打包”带走，这个决定后来被华北局领导笑称是“买一送一的革命彩礼”。
不得不说的是，这次起义的影响远超预期。当军委航空局发现机舱里的三千块银元时，原本对起义人员存疑的干部们顿时态度大变——这些硬通货后来成为筹建东北老航校的重要经费。更戏剧性的是，杨宝庆的C-46运输机经过改装，竟成为新中国首架长途专机，1950年刘少奇视察东北时就坐在这架漆着红星的飞机里。
起义后的日子并不平静。杨宝庆在东北航校当教员时，有学员发现他总把美式飞行夹克反着穿，问起缘由，这个河北汉子挠头笑道：“正面国民党徽刮得手疼。”这个细节后来被写入飞行队思想教育案例，成为新旧时代转换的鲜活见证。1952年培养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时，他独创的“蒙眼辨仪表”训练法，让姑娘们又爱又怕——据说训练合格的女学员，闭着眼都能摸出高度表与油压表的区别。
关于那批银元的下落，直到1998年空军档案馆解密才真相大白。原来当年军委特意留出五百块，作为杨宝庆安家费却被婉拒。“拿这些钱给航校买零件吧”，他在捐赠单上的签字力透纸背，收据存根至今保存在军事博物馆。这种纯粹，或许能解释他为何在特殊年代遭受冲击时，始终没抱怨过半句。
晚年定居成都的杨宝庆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清晨擦拭那枚“东北老航校建设功臣”奖章。1995年某次老干部聚会上，有人提起当年若没驾机起义会怎样，老爷子眯眼望着窗外的歼-8战机，悠悠吐了句：“那我坟头草都换过八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