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人名地名皆是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01
我叫吴建国，出生在北方一个叫石门的小山村，家中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个弟弟吴小军和妹妹吴小莉。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生活还很艰苦。我家的日子更是艰难，因为我娘林巧在我十岁那年得了重病，没挺过那个冬天。娘走后，家里的重担全落在了我爹吴大山身上。
爹年轻时在煤矿干活，一次塌方事故伤了他的右腿，落下了残疾。他只能靠做些简单的篾匠活维持生计，编些竹篮子、筛子之类的东西拿到集市上卖。
“建国，明天你放学早点回来，带弟弟妹妹去山上摘点野果。”爹常常这样叮嘱我，声音里透着掩饰不住的疲惫。
我懂事得早，每天放学后都会去山上捡柴火，摘些野菜回来改善伙食。但再怎么勤快，也架不住那场大旱。
那年夏天，庄稼都晒干了，地里开满了裂缝，一眼望去像蜘蛛网一样。家里的口粮不到冬天就见了底，我们开始靠野菜和稀粥度日。
“爹，我肚子好饿啊。”弟弟小军才八岁，瘦瘦小小的身体靠在门框上，眼里含着泪水。
爹手里的活计一顿，然后继续编着竹筐，声音低沉：“忍忍吧，等爹明天把这批筐子卖了，就给你们买点米面回来。”
“可是...可是我现在就好饿。”妹妹小莉才六岁，已经哭出声来。
爹放下手里的活，叹了口气，从墙角的罐子里掏出仅存的一点红薯干递给他们：“先吃这个垫垫肚子吧。”
看着弟弟妹妹抢着吃那几片干硬的红薯干，我的心像被刀绞一样疼。那一刻，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念书，改变这贫穷的生活。
我爹虽然穷，但骨气硬，从不向人低头。特别是对他的亲弟弟，我二叔吴小山，更是倔强得很。
说起我爹和二叔的矛盾，还得从爷爷的遗产说起。
爷爷在我十岁那年去世，留下了村子里唯一的一栋砖瓦房和一些积蓄。按理说，爷爷的遗产应该由长子也就是我爹继承大部分，然后分给二叔一些。但爷爷却立了遗嘱，把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二叔。
“凭什么？就因为我是个瘸子？就因为他能说会道？”爹在爷爷的灵堂前指着二叔怒吼，“爹，你太偏心了！”
二叔低着头不说话，旁边的亲戚都在劝我爹别在这种场合闹事。
后来我爹一气之下，要求对簿公堂。官司打了整整一年，最后法院判决遗嘱有效，大部分财产归二叔所有，只判给我爹一小部分补偿。
那天，我爹从法院回来，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地坐在院子里抽了一晚上的烟。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提二叔的事，也禁止我们和二叔家来往。
“记住，不管多困难，都不许去你二叔家！”这是我爹常挂在嘴边的话。
相比我家的窘迫，二叔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他用继承的钱在镇上开了家小卖部，生意越做越大。有时路过他家，能看见院子里停着一辆当时少见的摩托车，羡煞了我们这些小孩子。
每逢过年过节，村里人都穿着新衣服，家家户户飘着肉香，唯独我们家，还是和平常一样，甚至更加拮据。
我爹的性格也变得愈发孤僻和暴躁。他很少和村里人交流，整天闷在家里做他的篾匠活，一有机会就喝酒解闷。
我一度以为，这就是我们家的宿命——永远生活在贫困之中，永远和二叔家老死不相往来。
02
1988年的冬天特别冷，家里的存粮早就吃完了。年关将至，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货，唯独我们家，连一顿像样的年夜饭都没法保证。
更雪上加霜的是，爹的老毛病又犯了，腿疼得厉害，整日卧床不起。
那是大年三十的傍晚，外面下起了鹅毛大雪，我站在屋檐下看着邻居家炊烟袅袅，传来的阵阵菜香让我忍不住咽口水。
“哥，咱们今晚能吃上肉吗？”小军拽着我的衣角，怯生生地问。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今天是大年三十啊，怎么能没肉吃。你等着，哥去想办法。”
我穿上单薄的棉袄，揣着攒了半年的两块钱，准备去村口的小卖部碰碰运气，看能不能买点肉边角料回来炖汤。
雪越下越大，我缩着脖子，低头在雪地里艰难前行。经过二叔家门口时，我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二叔家门口挂着大红灯笼，院子里停着摩托车，透过窗户能看到屋里一片灯火通明。
我站在门外犹豫了好久，终于咬咬牙，转身离开。爹的话言犹在耳：“不管多困难，都不许去你二叔家！”
村口的小卖部已经关门了，我只好失落地原路返回。雪越下越大，我的脚冻得几乎没了知觉，心里却比脚更冷。
回到家，弟弟妹妹失望地看着我空空的双手，爹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知是睡着了还是不忍看我们的眼神。
那晚，我们用家里最后一点米煮了稀粥，就着咸菜，算是年夜饭。
吃完后，我哄弟弟妹妹早早睡下，自己则坐在昏暗的油灯旁，发着呆。
半夜里，我被一阵轻微的响动惊醒。起初以为是风声，可那声音很有规律，像是有人在门外踮着脚走动。
我壮着胆子，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前，透过门缝向外看，却只见一片漆黑。
“谁在外面？”我小声问道。
没有回答，只有风雪的呼啸声。
我犹豫了一下，轻轻拉开门栓，寒风夹着雪花扑面而来。门外空无一人，只有一串渐行渐远的脚印。而在门栓上，挂着一个用草绳系着的包裹。
我赶紧取下包裹，关上门，颤抖着手打开一看——是一块约摸四斤重的猪肉，还带着些温热。
“是谁送来的？”我惊讶地自语道。
猪肉的香味唤醒了弟弟妹妹，他们揉着惺忪的睡眼，看到肉后立刻兴奋地围了上来。
“哥，真的有肉吃啦！”小莉高兴地直跳。
我赶紧烧起火，切了一小块肉下锅炒香，然后加水炖汤。很快，肉香弥漫了整个屋子，连我爹都被香味吸引，撑着身子坐了起来。
“谁送来的肉？”爹皱着眉头问。
“不知道，挂在门上就走了。”我如实回答。
我爹沉默了一会，然后说：“大概是村里的好心人吧。”
但他的目光落在那个包裹的草绳上，眼神复杂。我注意到那草绳打着一个特殊的结，这种结法在我们村很少见。
那顿意外的年夜饭，成了我们全家最难忘的记忆。肉汤的鲜美，温暖了我们冻僵的身体，也在我心里埋下了一个谜团——是谁冒着风雪给我们送来了这份温暖？
03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家的生活也在慢慢改变。
1991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城高中。这在村里是件大事，连村支书都专门来家里祝贺。
我爹难得地露出了笑容，他从柜子深处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他这些年攒下的钱：“建国，爹就这点本事，供不起你念太多书。但高中这三年，爹一定会想办法供你念完。将来你好好考大学，别像你爹一样没出息。”
我紧紧握住爹粗糙的手，心里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改变家里的处境。
在县城的学习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省钱，我住在学校最便宜的宿舍，每天只吃两顿饭，午饭就用馒头咸菜对付。晚上自习结束后，我常常在路边摊打零工，赚点生活费。
三年的寒窗苦读没有白费，1994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全村人都为我高兴，只有我爹眉头紧锁——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不是个小数目。
“建国，要不...你先工作几年，攒够了钱再去念？”我爹犹豫着说。
我正要回答，门外传来敲门声。是村书记带着一个信封来了：“建国，有人匿名资助你上大学，这里是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我和爹都惊呆了。谁会无缘无故资助我上大学？
“是哪位好心人？”爹追问道。
书记摇摇头：“真不知道，钱是托人转交给我的，说是看好建国这孩子，想资助他完成学业。”
就这样，我顺利踏上了大学之路。四年后，我如愿成为一名老师，被分配到镇上的中学任教。
这期间，弟弟小军初中毕业后去了城里打工，如今在一家电器厂当了小组长；妹妹小莉嫁到了邻村，婆家条件不错，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我爹的身体也慢慢好转，虽然还是干不了重活，但精神比以前好多了。我常常把工资的大部分寄回家，让他过得宽裕些。
04
2001年，我被调到县城中学任教，生活水平更上一层楼。我在县城买了套小房子，准备接我爹过来一起住。
“不了，我习惯了村里的生活。再说，城里空气不好，住不惯。”我爹坚持留在村里，只在逢年过节时来县城小住几天。
2003年春节，我回村探亲。路过村口的小卖部，意外发现门口挂着“转让”的牌子，里面空空荡荡，一片萧条。
“二叔的店怎么不开了？”我随口问路过的乡亲。
“哎，去年镇上开了大超市，生意全被抢走了。加上二叔媳妇得了重病，家里欠了一屁股债，只能关门了。”乡亲摇头叹息道。
我心里一震，没想到风光了这么多年的二叔，如今竟也落到了这般境地。
那天晚上，我借口去看望同学，偷偷去了二叔家。二叔家的院子不如从前整洁，门前的摩托车也不见了，只有屋里透出微弱的灯光。
敲了半天门，才听见里面传来缓慢的脚步声。门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佝偻着背的老人——我几乎认不出这是曾经意气风发的二叔。
“建国？”二叔惊讶地看着我，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快进来，快进来！”
屋内简陋而整洁，二婶躺在里屋的床上，看上去消瘦了许多。看到我，她微微点了点头，眼里闪着泪光。
“你怎么想起来看我们了？”二叔给我倒了杯热茶，手有些颤抖。
“听说您...店不开了，就来看看。”我有些局促地回答。
二叔苦笑了一下：“是啊，生意不行了。你二婶又病了，医药费花了不少。现在就靠些积蓄度日，还好孩子们偶尔会寄些钱回来。”
我们聊了许多，从我的工作到他的生意，从村里的变化到城市的发展。唯独没有提到我爹。
临走时，我悄悄塞给二叔一些钱，他却坚决不肯收：“建国，你的心意二叔领了。你也不容易，还要照顾你爹，这钱你留着用吧。”
看着二叔坚决的眼神，我只好收回钱，但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从那以后，我每年都会找机会去看望二叔和二婶，带些营养品和生活用品，但从不让我爹知道。有时候，我会趁二叔不注意，把钱藏在他家的米缸下或者枕头底下。
二叔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每次都会问：“你爹还好吗？”
我点点头：“挺好的，就是有时候老毛病犯了，腿疼得厉害。”
二叔闻言，眼里总是闪过一丝痛楚，但很快又恢复平静：“好，好，身体好就行。”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道：“二叔，您和我爹，就真的不能和好吗？”
二叔叹了口气，看向远方：“你爹那脾气，我了解。他认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再说，这么多年了，有些结，解不开了。”
我不明白二叔话中的深意，只是感觉二叔对爹，似乎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怨恨。
05
2005年初，二婶病逝了。我请假回村奔丧，但没敢告诉我爹。葬礼很简单，村里的乡亲都来了，唯独没有我爹的身影。
那年冬天，我接到村书记的电话，说二叔病重，恐怕时日不多了。我二话没说，立刻请假赶回了老家。
回到村里已是深夜，二叔家亮着灯光。推门进去，二叔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形容枯槁。床边坐着几个村里的老人，见我来了，都起身让座。
“二叔，我来了。”我走到床前，轻声唤道。
二叔缓缓睁开眼睛，看到我后露出了笑容：“建国，你来了就好。”
他示意屋里的人都出去，然后艰难地从枕头下摸出一张泛黄的纸条，递给我。
“这个...给你...看完给你爹...”二叔的声音很微弱，说话时还伴随着轻微的喘息。
我接过纸条，小心翼翼地展开。纸条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些地方已经被泪水模糊，但仍能辨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