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将两千五百年的光阴，酿成了绵延三千里的波涛。
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与河床深处的铁链、骨殖、沉银，纠缠成一部倒悬的《水浒》。
从正史中的片语只言，到宋元话本的绘色描述，再到杂剧时代的粉墨登台，《水浒传》的忠义悲欢，最终凝于施耐庵笔尖。
然而，《大运河与》的作者赵敬鹏，却拒绝将这部名著简单归结为“忠义悲剧”，而是通过运河文化的棱镜，梳理原作、形塑空间，循着水流行迹再现“讲故事”的动作。
“就此而言，运河给《水浒传》注入了新内涵，因为除了老生常谈的忠义主题，我们还能看到运河的历史和历史上的运河对这部小说的决定性意义。”赵敬鹏说。
大运河是《水浒传》的“草蛇灰线”
读品：《大运河与》是一本视角独特的作品，以运河解读名著可谓“刁钻”。在完成这部新书的过程中，您认为难点在哪儿？
赵敬鹏：从“运河”这一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属于文学地理学范畴，这种跨学科研究非常有趣。如果说研究运河与《水浒传》有什么难点的话，最大的地方在于：如何摆脱地理影响文学这种研究惯性，以及如何在跨学科的视野中立足文学本位发现问题。
19世纪的法国学者丹纳有一本书叫《艺术哲学》，指出“种族”“环境”“时代”是决定艺术发展的三个因素。但是，如果大家以为“施耐庵”是生活在运河边上的人，就导致《水浒传》必然受运河地理环境的影响，似乎这样的逻辑太简单，简单到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这么解释。更何况，《水浒传》这样的古典小说并非只是由一位叫“施耐庵”的作家独自案头创作而成，而是经历了从宋代到明代如此漫长的成书过程。
所以，我在研究过程中着重从小说、运河的相似之处入手，什么相似之处呢？小说的成书过程与运河的建设过程，都可谓“世代累积”：粗线条地看，《水浒传》以北宋为故事背景，经元代“水浒戏”阶段，最终成书于明代；而我们现在的京杭大运河，也并非一开始就打造成这样，而是一段段地挖掘和修葺。你看，两者的世代累积是不是“异质同构”？这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立足文学本位发现问题。
读品：本书的内容有很多拓展，不同的章节里，不单聊了小说里运河的风土、风物，还包括曲艺、博弈学、船械制造，甚至用大量篇幅去考证古代的战争。为什么这样划分章节呢？
赵敬鹏：有不少学者研究过《水浒传》等小说所书写的运河方言、风物，我重点考察运河如何架构起《水浒传》的叙事。
说起《水浒传》，大家会联想到明清时期的一位“高级”读者，那就是金圣叹，他像我们现在看视频、发弹幕那样，一边读小说、一边评点，是不是很可爱。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讲到《水浒传》有“许多文法”，“草蛇灰线”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所谓“草蛇灰线”，就是指“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例如武松在景阳冈执行“打虎”这个动作之前，小说一直写他手里拿着“哨棒”，一共写了十五次。哨棒是武松重要的防身武器，但是呢，当武松准备打虎的时候，哨棒却没落在老虎身上，而是打到枯树后折成两段。你看，写了这么多次哨棒，最后却在打虎这件事上没有发挥作用，而是武松凭借两个拳头搞定了猛兽，愈发凸显这个人物的神勇。
所以，我就耐心爬梳小说中有没有反复出现运河这一条“草蛇灰线”。果不其然，《水浒传》特别擅长诈降潜入，与西方的“木马计”异曲同工，而上述诈降潜入的方式，又多通过运河的漕运。例如，第七十回攻打东昌府，吴用设计让张清强夺“河中米船”，从梁山泊到东昌府，而且用船只运粮，无疑需要经由京杭运河的会通河段。第八十三回攻打檀州，宋江通过潞河（也就是现在京杭大运河的北运河段），以运粮船藏匿英雄好汉入城，里应外合之后取得胜利。所以说，《大运河与〈水浒传〉》这本小书的章节，基本上都是围绕运河这条线索挖掘出来的问题。基于理论方法、却不脱离文学文献，这种治学方法是程千帆先生所倡导的，他的原话是“文献学与文艺学两方面相互结合、渗透、协调”。
Citywalk征方腊，拒绝“内卷”看李逵
读品：书中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您提到大量以李逵为主角的杂剧，看起来似乎比其他梁山好汉都要多，为何李逵其人会在杂剧时代这么受欢迎？
赵敬鹏：这个问题很有趣。您问题里指的这些“水浒戏”，主要是元代的。其实，明清以降的“水浒戏”也有很多很多，仅仅是京剧这一个剧种，就约有一百二十八种“水浒戏”。就我们研究大运河与《水浒传》这个选题而言，元代“水浒戏”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一时期的戏曲文本，将以宋江为首的英雄好汉活动地区，从宋代的太行山逐渐稳定在梁山泊。大家可以读《水浒传》对八百里水泊的描写，基本上就是对元代“水浒戏”的模仿、改写。
早在南宋时期，有一位名叫龚开的人，留下了一篇《宋江三十六人赞》，这应当是给宋江等三十六位人物画所题写的“赞”。其中呢，关于“黑旋风李逵”的赞是“旋风黑恶，不辨雌雄。山谷之中，遇尔亦凶”。或许是受到前代文学的启发，元代“水浒戏”就设计了李逵容貌丑陋、性格粗鲁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喜欢打抱不平，平添了很多喜剧色彩，与元代“水浒戏”整体大团圆结局相符，因此广受读者、观众的青睐。像“李逵负荆请罪”等桥段，就是元代“水浒戏”给小说留下的宝贵遗产，我想，无论是咱们今天听相声、看影视剧，还是古代的看戏等文化消费活动，可能首先还是一种艺术享受、精神愉悦，所以，谁会拒绝看一个经常“下山”、惹出啼笑皆非故事的角色呢？不要那么内卷，开心一下。
读品：水泊梁山南征方腊的路线，是以江苏淮安为起点，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南，大量运河城市在小说中依次出现，不知道这些地方是否还有旧迹存在或者传说流传？
赵敬鹏：实话实说，我没专门搜集淮扬运河、江南运河两岸有没有“水浒”的传说，不过，我看过一本书，是樊兆阳先生编撰的《水浒人物口头传说大观》，但主要是以流传在梁山地区的传说故事为基础。我在这本小书里面写到一位热爱“水浒”传说和旧迹的人物，就是康熙年间寿张县令曹玉珂，他上任后专门去考察梁山泊，还写了《过梁山记》，不过，他所看到的梁山泊关口就是小说中李应的庄子等，可能是清代人搞的“旅游产品”，不足为信。如果大家觉得好玩的话，可以去一下浙江省淳安县，也就是千岛湖那里，曾是方腊起义的发源地，现在好像还有一处方腊的造像，无非是为了让游客看到“此地”的故事而已。但是，北宋时期的朱勔为了“媚上”干坏事，在苏州吴中区的三山岛景区，至今还存有花石纲遗址。
我觉得，家长和小朋友们可以在节假日寻找一下古代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地标；这些文学地标就在身边，而且与运河等水运交通密切相关，可以用来Citywalk，比窝在家里刷抖音强多了。
运河水为古典文学名著注入“新内涵”
读品：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您曾经驱车到很多小说里的运河城市采风，“寻觅文学对历史的书写”，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一些印象深刻的瞬间可以和我们分享。
赵敬鹏：这是我最快乐的回忆。我借研究运河与《水浒传》的名义，自驾带着孩子去了很多地方，通俗地说，叫“研学”；正经一点说，叫“返回文学现场”。
有两个瞬间，印象非常深刻。《水浒传》写到李逵自述“荆门镇走了两遭”，此地就是现在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的张秋镇。“南有苏杭，北有临张”，指的是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上的南北重要城镇，“苏杭”容易理解，而“临张”指的是临清与张秋。我去张秋镇田野调查的时候是春天，河水的水位不高，看到了运河码头遗址，岸边的古建筑柱础非常粗，可以想象当年的繁华。更重要的是，我上一个考察的地标是景阳冈，到张秋运河码头的直线距离仅有四公里，而且景阳冈就在张秋的行政辖区里。我瞬间想象出一个画面：虽然英雄打虎的故事在明代之前已有不少，但是，乘船穿梭在京杭运河的明代文人，如果他“夜泊张秋”时听到有人在不远处的景阳冈打死一只猛虎，怎么会错过这样精彩的故事呢？《水浒传》的“武松打虎”“武松斗杀西门庆”，“没羽箭飞石打英雄”以及宋江协助卢俊义攻打东昌府，假宋江强抢民女等故事（主要是第六十九回至七十四回），几乎都是在今聊城市、阳谷县、张秋镇一带的京杭运河流域，足见小说作者对此处地理的熟悉。
第二个瞬间是到开封市的州桥遗址考察。我博士毕业后入职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我们文学院老院长冯保善教授，是国内知名的古代小说专家，既是河南人，同时又是毕业于河南大学，对开封、《水浒传》都比较熟悉。我因为从事《水浒传》等古代小说与图像的跨学科研究，经常向他请教问题，有一次就聊到了《水浒传》中“林冲休妻”“杨志卖刀”，甚至杨志被发配离开东京前，城里商贩凑钱请他饮下壮行酒，地点竟然都在州桥上或者州桥边。这个州桥，一定是很重要或者很繁华的城市地标。当我到了河南省开封市的州桥遗址，亲眼看到州桥上一层层路面——清代的路压着明代的路……宋代的御道压着唐代的路，“开封城，城摞城”，原来这座桥上经过的路是北宋都城的中轴线！州桥遗址挖掘出东侧南岸的石壁，上面的神兽栩栩如生，《水浒传》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北宋，州桥能不繁华吗？而且，这也是汴河流经东京城最中心的一座桥，旁边就是政府衙门，这也难怪林冲、杨志从东京城发配“离京”的时候，都会路过州桥。
返回文学现场，可能会让我们对古人、古代文学与历史，增加很多“了解之同情”。
读品：您提到，除了老生常谈的“忠义”，运河给水浒传注入了新的内涵。能不能详细解读一下“新内涵”具体指什么？
赵敬鹏：“忠义”可以说是《水浒传》这部小说的主题。我所说的“新内涵”，主要是指从运河这一地理视角，帮助读者理解这部名著“世代累积”的成书过程，重新认识《水浒传》讲故事的规律。“四大名著”不乏通过运河实现空间腾挪转移的情况，比如《西游记》陈光蕊从海州老家去江州赴任，既然是在行船过程中遇害，那么，唐代人从海州到江州，起码要走一段淮扬运河吧。《红楼梦》也写到林黛玉从扬州坐船进京，在清代这么一个故事背景中，不通过京杭运河，肯定也说不通。至于“四大奇书”中的《金瓶梅》，也有苗员外在京杭运河遇害的情节。但是，似乎都没有像《水浒传》整部小说这样倚重运河，假设删掉《水浒传》对所涉运河的书写，这本小说也就不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估计仍然停留在“武十回”“林十回”等一系列孤立的短制状态。
本期人物
赵敬鹏，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理论博士后，现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著有《〈水浒传〉图像叙事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明代卷》（副主编，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等，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水浒》图像叙事研究”、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入选江苏省第七期“333工程”培养对象、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兼任《文学与图像》集刊副主编。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