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文学博士、学者、作家，上海开放大学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
2008年的“百家讲坛”，最火的不是易中天，而是另一位原本被节目组当做“替补”的大学教授鲍鹏山。
当年，节目组定好“水浒”选题，先是找了某位知名学者，试镜后不满意，又才换回了鲍鹏山，没想到节目播出后收视率拿下年度之冠，鲍鹏山由此一炮而红。
后来他说：自走上“百家讲坛”那一刻，便给自己定了一个“讲水浒十年内无人能超越”的目标，没有此等雄心与自信，他是绝不愿站上“讲台”的。
60年代初，鲍鹏山出生于安徽六安一个小乡村，物资匮乏，生活艰难，他最深的记忆是：没饭吃，没书读。
上中学后，鲍鹏山每三天回一次家，取母亲做的咸菜，佐以粗粮陋食，一坛子只够三天的量。
而更深的饥饿感来自精神，农村缺书，无数个日夜，鲍鹏山躺在床上，眼睛没有着落处，只好将墙上贴的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
鲍鹏山的父亲曾是旧时代的读书人，精通四书五经，却因时代原因，家中未敢藏有半纸旧书、古籍。
鲍鹏山是“读着”父亲长大的。
鲍鹏山与妹妹在房前种南瓜，父亲见了便吟：“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他放牛回来，父亲吟：“牧童归来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
村上修庙，题妙联时，父亲写道：“庙小无僧风扫地，天高有月佛前灯。”
清苦生活里，是父亲为他点亮了生命里的另一盏灯，氤氲火光之中的身影是孔孟、李杜以及无数古代先贤。
鲍鹏山始终记得，父亲曾有一把自制手杖，工整的镌刻着一行字：“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少年时鲍鹏山未解其意，多年后他写《寂寞圣哲》时，写到老子“面对大厦将倾的周朝，骑上青牛，在夕阳的余晖下，出关而去”时，他内心为之一动，始才明白父亲当年也曾有过相似的孤独寂寞。
1984年，21岁的鲍鹏山大学毕业，决意远赴祖国大西北，去做“支边教师”，以他当时的学历和才识，广阔天地远有更好的去处，多年后他仍记得，一众亲友不解声中，唯独父亲眼中递来几份赞许。
列车在西宁靠站，鲍鹏山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天苍苍，野茫茫”的文学幻想破碎了，这座高原上的大城，除了周边苍茫的群山，和其他城市并无两样。
好在他很快被这座城市的另一种气质所吸引，“那种大气、包容的氛围”是他在任何城市都未曾感受过的。
20多年后，鲍鹏山登上“百家讲坛”，他说青海给了他三样东西：“高度，宽度，距离，当物理空间转化为精神空间，这里也是各种文化的交汇之地，可以放眼全国乃至世界。”
也正是这三样东西，让鲍鹏山在这里扎扎实实待了17年。
90年代市场化浪潮来袭，他的很多朋友放弃学术，纵身投入商海鏖战，鲍鹏山倍感寂寞，但他却转身走向“更寂寞处”，他一头扎进学校藏书室，那里数百册诸子百家古籍和后世批注成了他的精神原矿，那种曾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感受过的“先哲遗风”又一次拂面而来。
读完后不过瘾，他也自己写，他写孔子：
“天下人事纷纷扬扬，人人都在玩新花样，搞新名堂，孔老先生拿着一把过时的，且万古不变的尺子，东量量，西测测，这也不合‘礼’，那也不合‘乐’，别人对他敬而远之也是很自然的。”
他写庄子：
“一生浪迹在帝王找不到他的江湖上…从俗人的世界里掉了个头，来到自然的世界。它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不对帝王说话，而对平常老百姓说话的人。”
而后，从诸子百家到屈原，从司马迁到陶渊明，古圣先哲被他写了个遍。
他行文落笔几乎不看别人怎么写，比如写李白，他就直接从读《太白集》入手；写屈原，构思数月无从落笔，一次喝过酒后回到住所，一口气便写完了。这种随性与灵性是在别处看不到的，读独鲍鹏山一份。
与大西北冷清寂寞的读书、教书岁月形成对比的，是南国热火朝天、万象更新的时代巨变，身处此间，与庄子“同行”，鲍鹏山自然能写出别样的一番人生况味。
这些佚散于报纸杂志的文字，于2000年被集结为《寂寞圣哲》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