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6日，深圳市住建局发布《关于规范城市更新实施工作的若干意见》，正式提出“建立房票制度”。这一政策随即引发热议：有人将其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类比，认为这是行政手段对市场化的干预；也有人认为，房票是破解城市更新难题的创新工具。当深圳成为最后一个探索房票制度的一线城市时，这场争论的背后，折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深层矛盾。
房票并非新鲜事物。早在2022年，郑州、南京等城市已开始尝试将其作为拆迁安置的补充手段。其核心逻辑是：将被征收人的补偿权益转化为一张“有价票据”，持票人可在政府指定的“房源超市”中选购商品房，开发商凭房票向政府兑现资金。
但在深圳，房票的定位有所不同。根据政策文件，深圳的房票制度并非单纯为楼市去库存，而是聚焦于破解城中村改造的“死结”。数据显示，深圳城中村建成区面积约300平方公里，容纳了超1000万人口，其中大部分是租金敏感的“深漂”青年。传统的“拆一补一”模式因补偿标准过高、周期过长，已导致大量旧改项目停滞。而房票通过将安置权益货币化，既避免回迁房建设滞后引发的纠纷，又能引导资金定向流入楼市，缓解开发商资金压力。
深圳并非孤例。广州早在2024年1月便出台房票安置方案，首张房票在荔湾区石围塘旧城项目中发放；北京通州区、上海金山区也相继试点，后者甚至对选择房票的拆迁户给予7%的购房奖励。四大一线城市的共同选择，暴露出一个现实：在高土地财政依赖度与存量更新压力的夹击下，传统拆迁模式已难以为继。
以深圳为例，截至2024年底，全市累计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项目达1048个，但近20个项目因补偿争议沦为“僵尸工程”。新政策允许签约率达95%的项目绕过“钉子户”调整拆除范围，同时严控新增商业面积、优化容积率限制。这些措施与房票制度形成组合拳，目标直指“深圳速度”的回归。
反对声浪集中在两点。其一，房票被质疑为变相“计划调控”。搜狐网一篇评论尖锐指出：“房票若可流通，等同于地方政府绕过金融监管发行货币；若不可流通，则可能沦为无法兑现的‘白条’。”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郑州在房票政策实施4个月后，核发房票金额已达150亿元，但部分持票人反映可选房源少、价格虚高，最终被迫接受低于市场价的折现。
其二，补偿标准争议。深圳居民对实物安置的偏好根深蒂固，而房票的实际购买力取决于政府划定的“房源池”。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李宇嘉指出：“若补偿标准降低，或房源适配性不足，房票可能引发新的矛盾。” 毕竟，当拆迁户手握房票却买不到心仪住房时，政策的公平性将遭受考验。
面对争议，深圳的应对策略显现出独特考量。与北京、上海侧重去库存不同，深圳将房票嵌入城市更新的系统性改革：通过税收优惠、融资监管、容积率调整等配套措施，试图在政府、开发商、居民间重建利益平衡。例如，允许城中村项目突破现状容积率不低于2.5的限制，实质是为高密度改造腾出空间；而“房源超市”的建立，则试图通过市场化机制提升房票的灵活性。
更深层的逻辑在于土地资源的再分配。深圳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已达50%，远超国际警戒线30%。通过房票引导拆迁户购买存量商品房，可减少安置房建设对土地的占用，将稀缺空间留给产业升级与公共服务。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或许正是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
房票制度本身并无原罪。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是为应对物资短缺，而今天的房票则是存量发展时代的治理工具。与其争论是否“开倒车”，不如关注政策落地的细节：房票的流通范围能否扩大？补偿标准如何动态调整？房源信息是否透明？这些问题才是决定房票成败的关键。
深圳的探索刚刚开始。若房票能真正实现“多元安置”而非“变相缩水”，或许将为全国超大城市更新提供一条新路径。毕竟，衡量制度进步的标准，从不是名称的复古与否，而是能否在效率与公平间找到最大公约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