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说我这叫爆火,其实我在爆火开始的时候,就准备好了过气。”52岁的吕玉霞脸颊瘦长,双目炯炯,一口白牙衬着铜色的脸庞,就像身后漫天余霞里,白云嵌进黄土。
直视镜头,吕玉霞似乎已经习惯了“沂蒙二姐”这个身份,双手交握,笑容舒展,没有泄露躲闪和局促。
“彩蛋。”面对如何看待自己走红的提问,吕玉霞略停顿了一下,最终选择用这个时髦的词汇形容蜂拥而至的目光、名气与打量。
蒙阴县波峦起伏的山丘,环抱着吕玉霞在村庄坡道尽头的家。
3月23日,当记者到访时,她正在庭院里麻利地刷着锅碗,粉色套袖沾着零星水渍,手头的家务活儿依然是她当下最紧要的事儿——尽管在此之前,这个小院已经接待了全国各地循迹而来的多家媒体。
走红之后,诗人如何继续写诗?吕玉霞说,“我还是会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
“要说火,二十年前或许我就该火了”
“四月初,等到杏花败了,桃花就开了。”在去往水明崖村的路上,海棠绯红,云蒙湖碧翠,司机随口感叹春时,也像暗里加了节律。
蜜桃、香椿、小麦,土地里长出蒙阴人的生计,这是一个认真按照节令组织生活的地方。
蒙阴丘陵连绵,吕秀霞坡道上的家
吕玉霞的诗里,亦处处嵌着四季、花树和瓜果蔬菜。这些生活里再具体不过的场景,构成了那些小诗里泥土扑鼻的语感——2024年初春,沂蒙山久旱逢雪,她写下喜悦,把雪比作“麦苗打滚撒的欢儿”;秋天结了果儿,瓜在她笔下就变成了“土地用300次日升日落酿成的酒坛”。
这些活泼泼、脆生生的比喻,让“沂蒙二姐”这个账号的评论区逐渐热闹起来。吕玉霞掰着手指算,其实一路走来已经3年多了。去年9月份,她的身影已出现在一线媒体,陆陆续续亦有不少涨粉数十万的爆款作品。
但是,直到今年3月,吕玉霞才初尝爆火滋味。“明天上午有一家北京媒体,下午南方来的导演都有邀约,我尽量给您争取采访时间好吗?”全国的号码不间歇打来,儿子不得不临时扮演经纪人的角色,记者也变成从时间缝隙里捡漏二姐的人。
过去半月以来,小红书账号“沂蒙二姐”迅速涨至30万粉丝;在抖音,她的每条最新视频都有数万点赞,最高可达30万,评论区挤满了“对诗”的人。每条视频封面,吕玉霞都笑得满怀,牙花显出亲切。
走在路上,她已经习惯了陌生人热情地招呼“二姐”,儿子打趣地跟在后面,对着议论的人群点点头,说“是她,就是她”。也随时会有人冲出来要求合照,吕玉霞从不拒绝,笑容的分量也一定给足。
吕玉霞在杏花节一路被请求合照
但她在人堆里拍摄视频时仍有几分害羞,在围堵人群和手机镜头的注视下,“沂蒙二姐”悄悄退场,展现出一位普通农民的局促。肌肉紧张地打架,嘴巴和颧骨无法统一出一个笑容,她连拍几次面部,不好意思地摆摆手,说找个人少的地方再来一遍。过后她悄悄对记者说,她其实不是怕人看,而是觉得不好意思,打断了别人欣赏杏花的连贯情境。
媒体和平台共同的魔法让“二姐”成为了“草根诗人”的代言人之一,但吕玉霞冷静地用“双刃剑”形容送到餐盘的流量。随即又半开玩笑地说,“你要说火的话,其实我20年前或许就该火了,因为我没有变过。”
在吕玉霞看来,自己日复一日写些东西,并非是需要耗费心力坚持的苦事,反而更像劳作之余的排解,“有次种生姜,需要两个人一起抬筐,我爱人有劲儿,先抬起来一边等着我来帮手,但我脑子里还一直想着刚刚书里看来的一个词儿,想着想着手就一松,筐子啪一下掉地上了,给它摔坏了。”说起这些,她目色柔和,神情间有些骄傲也有些愧疚。
作为农家妇女的“二姐”,在农田里耕种了数十年,同时也在创作这片沃土里耕耘了数十年。锄头凿进土,歇在田垄上,日出日落间游走,吕玉霞认为自己的创作追求一种真实的质感,“我想写实的东西,是我眼睛能看到的实,我把自己的感想也好,思想也好,写进地瓜里、写进芋头里,写进桃子里。”
吕玉霞在杏花节拍摄视频
短视频时代来临后,吕玉霞写作的阵地悄然从只对自己敞开的笔记本腾挪到了热闹的网络平台,她学习的劲头很足,拍摄剪辑很快掌握,一个人就可以像一支严密的团队。在她看来,每天写个文案、发个视频,就像种地一样,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发反而感觉不对劲。
后来她的作品被广泛称为土味诗歌,吕玉霞也不气不恼,反而高高兴兴双手接过这个帽子,“脚踏黄地,两手泥巴,它不就是土吗?土其实就是我的生活,说我的顺口溜里带土味,是对我的一个肯定。”
“有人喝彩的时候我在写,没人喝彩的时候我也在写。”这棵沂蒙山腹地间独自生长的诗歌小树,终于在2021年前后探出枝头。
在流水线,想象一个春天
吕玉霞坚持把自己的小诗叫作“顺口溜”。对比格律严明、修辞壮丽的“正统诗歌”,她总显得有些羞赧,坦诚说自己有点自卑,本来就只念了几年书,没有文学上那么深厚的积累,韵脚押到第三句就显为难。
事实上,在她的顺口溜从土地里生发之前,吕玉霞已经拥有长达三十多年的阅读史。
15岁时,“数学一塌糊涂”的吕玉霞离开校园,进入纺织厂工作。
吕玉霞干活麻利
在轰隆的纺织厂,吕玉霞把文学也密密缝进了青春的针脚。
所有人都大汗淋漓,是吕玉霞对纺织厂最深刻的记忆。她解释,那个环境一进去就一直冒汗,因为夏天不能开风扇,一开纱线就会断裂。在织布机轰隆轰隆的催促中,她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噪音就像闷声闷气的抱怨。
但是,吕玉霞有一种天分,她能将“不自由”和“自由”的相对关系处理到天衣无缝。20世纪的作家卡尔维诺曾经以倡导“生活在别处”的生活方式闻名于世,而吕玉霞在15岁的纺织厂里,早早默会了这一点。
她回想,当自己站在流水线时,虽然手上不停将纺线机械穿引,但头脑世界里却非常自由快活,“我只要把那个机器开转了,我就去想林黛玉的葬花吟,想金庸笔下的仙女姑姑,这些东西就会支撑我那么漫长的一个工作时间。”
吕玉霞形容自己的阅读趣味是“看得比较杂”,工作时间规律的纺织厂生活也成为她阅读最多的一个阶段。下班后,她在宿舍被窝里读下了厚厚一大摞青年文摘、知音等杂志。每月发100多元工资,她精打细算着生活开支,剩下多半拿去买书、订杂志。
在吕玉霞的评论区,年轻读者把她视作“另类母亲”的范本,希望自己母亲也有一方天地安置兴趣,有栖息“诗与远方”的灵魂容器。
吕玉霞在社交平台收获颇丰
吕玉霞很喜欢大冰,脱口而出他对理想生活的描摹,“平行世界,多元生活”。
这些只言片语就像子弹,击穿了顽固的旧日大厦,影响了许多农村女性的价值体系,吕玉霞认为自己是其中之一。
从前她捧着书,如今她觉得任何东西都“可读”。当记者随口用“近乡情怯”形容她面对家乡的心情时,她显得好学又兴奋,写进了当晚的视频文案。
“二姐”火了,诗人吕玉霞继续写诗
“农民诗人”这个称呼并非吕玉霞独有。
事实上,舆论场向来偏爱“反差叙事”。阅读海德格尔的工人陈直和写下文学自白的保姆范雨素,乃至身有残疾的余秀华,都曾因自身处境和文学艺术追求的反差矛盾,被公众投去热切关注和探寻的目光——这种目光里有善意、欣赏,亦有几分犹疑。
爆火后,吕玉霞的评论区90%的回复都是积极的赞许,在互联网上已属难得,但她仍遭遇了语气严厉的质问:比如在她诗中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图景,是否在美化乡村生活?
吕玉霞没有打算回避,路过坐在田埂上的同村人,她热情地打了下招呼,而后平静地说,“有人说我歌颂苦难,美化乡村生活,我坐在这里,我的脸、我的肤色、我的皱纹,农民的苦农民的累,你们觉得一眼能看清楚吗?但我也想在这种生活中寻出一种美,展示成一种在文字中美的表达。”
吕玉霞和她的锄头
美对吕玉霞很重要,她的皱纹舒展,又即兴打了一个比方,好比说看到人家穿华丽的晚礼服漂亮,但它总是不属于自己,她还是得把它脱下来,换上自己的衣服去耕种。婆婆回忆,吕玉霞婚后二十余年间,从未和家人红过脸,她的性格里有一种自在的恒定,和土地一样沉默,也和土地一样肥沃。
“和DeepSeek相比,我的优势是更了解土地,也更了解农民。”在AI代写的质疑声愈加激烈时,吕玉霞有些困惑,她并不认为AI能够透过她的双眼去看世界,相比普遍的焦虑,她表现出一种底色的乐观,确信地说:“AI再强大,它得为人类所用,我现在也想学,学好去帮帮扛着锄头的老人。”
写诗、创作,遵循心;做农民、做母亲,遵循一种现实的规范,吕玉霞在这平衡木上有着让人意外的定力。和诗人的浪漫天性稍有违背,她显现出很强的现实质感,常常强调角色、责任,“不可能为了你的理想,家都不要了,责任都不要了。”
和流行的出走叙事相比,吕玉霞的话有一种长期和土地为伴的分量,她认为自己的双手仍然是母亲的手、妻子的手、儿媳的手。
但她也开始打算,等热潮退去,去内蒙古大草原,看看“平”的世界是怎样——蒙阴是丘陵的曲线造就的,她笑说,人就是喜欢和自家不一样的环境。
“托举”也是吕玉霞在聊天中频频提及的一个词,她计划着把直播间让出来,让给年轻的农村孩子,或者读读他们写的诗,给他们一个被看见的机会,“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农村出去的孩子,他们有才艺的、有表达力的很多,只是没找到一个舞台而已。”在她眼里,土地青黄相接,丰收才能连着丰收,农人也一样。
回到生活里,是吕玉霞的选择。“沂蒙二姐”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它或许会长久火下去,或许很快就会“过气”,但诗人吕玉霞必须一直写下去,她很笃定,回到生活里才能继续写诗。
2002年,央视《半边天》栏目播出一期《我叫刘小样》的节目,一个双颊泛红,始终像在发烧的普通农村女性刘小样吐露出一句“我宁愿痛苦,不要麻木”,收到了全国观众的雪花来信。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刘小样被称作“平原上的娜拉”,娜拉是鲁迅笔下一个出走女性的符号。
但丘陵上的吕玉霞拒绝出走,像一株根茎扎紧的桃树,她要回到自己的生活里继续写诗。“该种地、该做饭、该凌晨四点爬山摘香椿,不会变。我不去和任何人的生活并轨,它没法并轨。”
水明崖村傍晚
傍晚七点,天全然黑了,夜幕和田地相接,融成一团朦胧的梦,不比诗人脸上的沟壑更分明。风里有了寒意,吕玉霞拉紧了薄袄,又笑笑补充说,“生活把我带到哪里,我就在哪里,好好生活。”
(大众新闻记者 张瑞雪 张焕辰 临沂报道 设计 张怀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