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判决我看了三遍。”1983年9月，康克清将文件轻轻推回茶几，手指在“死刑”两个字上停顿片刻，“老总要是还在，怕是要第一个在判决书上签字。”对面的工作人员注意到，这位74岁的革命老人眼眶泛红，话音却异常坚定。
这个秋日的决定，让朱德元帅生前最疼爱的孙子朱国华永远定格在25岁。作为朱琦最小的儿子，朱国华原本是家族中备受期待的“红星后代”。1974年朱琦离世时，朱国华还只是个15岁的腼腆少年，每逢周末总会准时出现在爷爷书房，安静地临摹《朱子家训》。谁也想不到，六年后进入天津铁路局工作的他，会变成那个让整个家族蒙羞的浪荡子。
八十年代初的天津卫，解放桥上晃荡着蛤蟆镜、喇叭裤的新潮青年。朱国华的工作证成了他出入歌舞厅的通行证，每月37元的工资根本撑不起他日渐膨胀的享乐欲望。档案记载，这个昔日的“乖孙”开始频繁翘班，有时干脆在单位值班室睡到日上三竿。更令人痛心的是，他竟利用特殊身份组建起“桥头帮”，两年间胁迫86名女性沦为玩物。
1982年严打风暴前夕，邓小平办公室收到一份特殊卷宗。据当年参与案件审理的老法官回忆，当看到“朱国华”三个字时，小平同志摘下眼镜擦拭许久：“送康大姐过目吧，这终究是朱老总家事。”彼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地区恶性案件激增，高层对法治建设的决心正面临严峻考验。
康克清的回应出乎所有人意料。她不仅没有为孙子求情，反而在家庭会议上拍案而起：“你们爷爷教过我们什么？'革命的后代要像竹子，宁折不弯！'”当时在场的朱和平至今记得，奶奶拿着爷爷留下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手指关节因用力而发白。这场家庭会议后，朱家第三代集体签署了支持判决的联名信。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朱国华伏法的同月，他的堂兄朱和平正带领科研团队攻克国产雷达的最后技术壁垒。这个后来成为空军少将的技术专家，始终保持着每天抄写一段朱德家书的习惯。而远在青藏高原服役的刘建少将，彼时正带队执行边境巡逻任务，他在日记里写道：“外公常说，军装上的红星不是装饰，是时刻要擦亮的镜子。”
回看朱国华的人生轨迹，1976年或许是个重要转折点。朱德元帅逝世后，失去管束的孙子开始频繁接触干部子弟圈。据其狱中自述，第一次犯罪竟是源于同僚的激将：“你爷爷是开国元帅，这点小事算什么？”这种特权思想的滋生，与朱德生前立下的家规形成强烈反差——元帅曾要求子女每月缴纳伙食费，连康克清坐公车去医院都要自付油费。
审判期间有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法官在朱国华住处搜出整箱未拆封的《朱德文选》，扉页上“克勤克俭，成家立业”的赠言墨迹犹新。这个细节后来被编入政法系统警示教育案例，成为“家风败坏导致堕落”的典型教材。而朱家其他成员的反应同样值得称道，在公审大会上，朱援朝主动要求作为家属代表宣读悔过书，声音哽咽却字字清晰。
处决执行前夜，看守曾听见朱国华反复背诵《朱子家训》中的句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个细节在当年内部通报中被重点标注，成为震慑特权阶层的有力注脚。正如参与办案的老公安所言：“那颗子弹打碎的不仅是朱国华的幻想，更是某些人'刑不上大夫'的侥幸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