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去求你奶奶收养你？她怎么说？＂李大婶面容和善却带着几分急切，灰白的头发在昏黄灯光下显得格外苍老。
我低着头，指尖不停地搓着褪了色的衣角，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那是1978年的春天，我八岁，一场意外让我成了孤儿。
记得那天，天空阴沉沉的，毛毛雨从早下到晚，湿漉漉的空气里带着一股冷意。
矿区的大喇叭忽然响了起来，那刺耳的声音惊动了整个小院，大人们急匆匆往外跑，七嘴八舌的议论声一阵高过一阵。
我正在隔壁赵叔家借铅笔用，听到喇叭声后慌慌张张往家跑，远远就看见自家院子里站满了人。
七大姑八大姨挤在一起，一见我来了，有人捂着嘴巴，有人抹着眼泪，脸上的表情怪怪的。
＂小军啊，你爸妈...他们下井时遇到瓦斯了...＂赵叔蹲下来，粗糙的大手搭在我肩膀上，声音哑得不像话。
那时候我还弄不明白死亡是什么，只觉得家里突然空了，爸不会再背着我跑，妈不会再给我缝补衣服，不会再唱那首＂小燕子，穿花衣＂的歌。
生产队的王叔叔告诉我，我在县城还有个奶奶，说是要送我过去投奶奶怀抱。
＂老太太家条件好，房子大，你跟着她能吃饱穿暖，上好学校。＂王叔叔拍拍我的脑袋，眼神闪烁着不忍和希望。
三天后的清晨，我坐了两小时摇晃不停的公共汽车，只拎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爸妈的黑白照片和几件洗得发白的换洗衣服。
王叔叔领我到一个有院子的红砖房前，那比我们矿上的宿舍气派多了，连门楣上都贴着金灿灿的＂福＂字。
＂咚咚咚＂，敲门声在寂静的小巷里格外清脆。
开门的是个皱巴巴的老太太，头发挽成一个髻，穿着深蓝色的棉袄，眼睛像鹰一样锐利，在看到我的那一刻，目光变得更加尖锐。
＂这是周明山的儿子？＂她上下打量我，目光在我打了补丁的裤子上多停留了几秒。
＂老人家，孩子爹妈都没了，您得收留他啊，他是您亲孙子啊...＂王叔叔点头哈腰，笑容谄媚。
奶奶盯着我看了半天，她的眼神让我觉得冷，比春风还冷，比井水还冷。
＂我一把年纪了，养不了外人。＂她的声音像石子落在铁板上，＂他爸当年不听我的去嫁给个矿工，现在出了事找我？门儿都没有！＂
门＂砰＂地关上了，那声音像是打在我心上，我站在门口，眼泪一串串掉下来，顺着脸颊滑到脖子里，冷冰冰的。
王叔叔叹着气说要去找乡政府商量我的去处，让我在门口等他，他很快回来。
雨又下起来了，我蹲在奶奶家的屋檐下，看着雨点打在砖地上溅起小水花，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心里空荡荡的。
就在这时，隔壁院子的门开了。
一个穿着蓝布工装、系着花头巾的阿姨走出来，手里拿着把旧雨伞，看见我蹲在雨中，愣了一下。
＂娃娃，你咋一个人在这淋雨呢？＂她的声音带着一股暖意，像冬日的阳光一样照进我的心里。
我抬头看她，她脸上有些倦色，额头上有几道深深的皱纹，头发有点乱，眼睛却很亮，像是会说话似的。
这就是李大婶，我后来的＂妈妈＂。
听完我断断续续的哭述，李大婶眉头紧锁，眼里满是心疼。
＂这老太太也太狠心了，自家孙子都不要。＂李大婶啐了一口，然后二话没说，拉起我的手就往她家走。
她家房子比奶奶家小多了，院子里晾着几件补了又补的衣服，一个小菜园子里种着几棵葱和一畦青菜。
＂我叫李秀芝，你就叫我李婶吧。＂她拿毛巾给我擦头发，动作轻柔，＂家里还有我儿子小林，比你大七岁。你爸妈的事我听说了，真是造孽啊。＂
李大婶家只有两间正房一间北屋，墙皮剥落，露出红砖来。
她手脚麻利地把北屋收拾出来给我住，又找出儿子小林的旧衣服给我换上，虽然大了点，但干净整洁。
＂婶子，我...我没地方去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眼泪和鼻涕混在一起，样子一定很难看。
＂啥话！这不是有我家吗？＂李大婶蹲下来，用粗糙的手擦去我脸上的泪水，＂咱厂里的工人都是一家人，你爸妈出事了，我不管谁管？再说了，你这么小，扔下你不管，我晚上咋睡得着觉？＂
她的话像一剂良药，慢慢地平复了我的恐慌和无助。
那晚上，李大婶熬了一锅香喷喷的红薯粥，锅里飘着几片青菜叶子。
她儿子李小林是个高高瘦瘦的大男孩，浓眉大眼，刚进门看见我时愣了半天。
起初他对我有些戒备，眼神里带着几分不情愿，但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子，默默把自己碗里的咸菜推给了我。
＂多吃点，别客气，就当这是你自己家。＂李大婶给我添了一勺粥，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在这个陌生的家里，我第一次感到了安全。
没过几天，李大婶就办好了手续，把我转到了她居住的工人村小学。
她那时在纺织厂做挡车工，每天早出晚归，手上总是有一层厚厚的老茧。
临出门前，她会把饭菜都做好，嘱咐小林带着我一起吃，还不忘叮嘱我们要记得关门锁窗。
＂小军啊，你跟小林是兄弟了，要互相照应知道不？＂李大婶边系头巾边说，＂小林呢，你是哥哥，要多照顾弟弟，听见没？＂
小林不情不愿地点点头，但还是答应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慢慢适应了新家的生活。
李大婶的丈夫李师傅在外地矿山工作，一个月才回来一次，家里主要靠她撑着。
记得有一回，她带我去厂里食堂打饭，那是开水白菜和一点点肉末，可她只夹了菜，把肉都留给了我和小林。
每次发工资，她都会小心翼翼地分成几份：买粮食的，交学费的，给李师傅的，还有给我和小林的零花钱，虽然只有几毛钱，但她总是一样给两个孩子。
＂这是你们的，想买啥就买啥，别攒着。＂她把两个小纸包递给我们，眼里满是疼爱。
我悄悄把钱攒起来，想着有一天能给李大婶买件新衣服。
那年夏天，纺织厂开始减产，不少工人下岗回家，李大婶被轮岗去了杂工班，擦地、扫厕所，什么活都干，工资比原来少了将近一半。
李小林知道后，放学路上捡了很多废品去卖，一分一厘地攒。
我虽然年纪小，但也跟着他学，捡瓶子、废纸，卖了钱回家偷偷塞进李大婶的枕头底下。
＂这钱哪来的？＂有一天晚上，李大婶数着几张皱巴巴的钞票问我们。
小林支支吾吾，最后还是我脱口而出：＂我们捡废品卖的，想帮婶子分担点。＂
李大婶的眼圈一下子红了，她把我们俩抱在怀里，身上有股淡淡的汗味和棉布的清香。
＂好孩子，好孩子...＂她不停地重复着，声音里带着哭腔。
有一次，小林为了保护我被几个大孩子打伤了脸，回家时嘴角还挂着血。
李大婶一见，吓得手里的菜刀都掉了：＂咋回事？谁欺负你了？＂
小林不吭声，倔强地擦着嘴角的血。
我急忙解释：＂是高年级的孩子说我是没人要的野孩子，小林哥替我出头，才被打的。＂
李大婶脸色一沉，拉着我俩坐下，不是先责骂小林打架，而是问明原委后拉着我们的手说：
＂穷人家的孩子，讲义气是好的，可不能莽撞。小林，你是哥哥，要多让着弟弟；小军，你是弟弟，要听哥哥的话。这人啊，穷点没关系，心不能穷。有什么事，咱们商量着来，实在不行找老师，找大人，别自己逞强。＂
她的话不多，但字字入心，从那以后，小林更加护着我，我也更加敬重他。
转眼到了1979年冬天，全国都在搞经济调整，工厂困难更严重了。
纺织厂开始减少订单，有的车间甚至停工待料。
李大婶每天加班到很晚，为了多挣点钱，有时候手上的冻疮裂得流血，她也只是用碎布条随便一裹就继续干活。
我和小林放学后会去厂门口等她，冬天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割，可看见她出来，满脸疲惫却还对我们笑，那一刻所有的寒冷都不算什么了。
一天放学路上，我不小心听到邻居王婶子和街坊们闲聊：
＂李秀芝也真是的，家里揭不开锅了还收养闲人，那个小军又不是亲戚家的，搁谁家不是个负担？这年头自己都吃不饱，还去捡别人家的孩子，傻不傻？＂
＂是啊，听说她为了供两个孩子读书，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这不是自找罪受吗？＂
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一起涌上来，那天晚上偷偷哭了好久。
第二天趁天没亮，我收拾了小包袱，装了两件换洗衣服和李大婶给我的零花钱，想着离开这个家，不再给李大婶添麻烦。
我在家门口留了张纸条：婶子，您对我太好了，我不能再拖累您，我去找工作，有出息了再回来看您。
写完这句话，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但我还是咬咬牙，推开门走了出去。
我坐上了去县城的汽车，心里打算去找工作或者回奶奶家再试一次。
可到了县城车站，天黑了下来，北风呼啸，把报纸和垃圾卷得满天飞。
我缩在候车室的角落里，又冷又饿，不知所措。
那时车站人声鼎沸，到处是拎着大包小包的旅客，谁也没注意到角落里的小孩。
一个车站工作的叔叔发现了我，他穿着深蓝色的制服，脸上的皱纹里带着善意。
＂小朋友，这么晚了，咋一个人在这？家在哪？爸妈呢？＂他蹲下来问我，声音很温和。
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他听完，摇摇头：＂你这孩子，李大婶这么好的人，你咋能嫌弃人家穷就走呢？＂
＂我不是嫌弃她穷...＂我急得直掉泪，抹了一把鼻子，＂我是怕给她添麻烦，她为了我太辛苦了，邻居们都说她傻。＂
＂娃啊，你知道你走了后，你李婶子干啥了吗？＂车站叔叔拍拍我的肩膀，＂她请了假，发动全厂的工友找你，三天没合眼了。厂里的广播站还专门通知了，全县都在找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