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起来的巨大生产力遭到“文革”的严重破坏。特别是在最混乱的全面夺权阶段，国家损失最为惨重。与此同时，即使社会生产秩序几乎完全被打乱了，仍然有很多杰出的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保持着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思想传统，明里暗里抵制那些破坏生产的逆流。
广大农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然辛勤耕耘，给全国人民提供粮食和农副产品。许多干部置个人利益与生死于不顾，只要还没被罢官夺权，即使被造反派游过街、挨过斗、画过鬼脸，之后他们高帽子一摘，仍然走上工作岗位，全力以赴地工作，尽最大努力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
正因为有这些中国脊梁的存在，在生产率连续下降、几乎接近崩溃边缘的那些年，国家仍有些重大科研与建设项目冲破重重阻力和干扰，取得了杰出的成果。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1968年10月30日，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当时，父亲的工作条件比那些正在挨整的领导干部要好得多。以父亲做人的原则与个性来讲，他在任何处境下，都不会放过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机会。
父亲就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决心恢复建桥，即南京长江大桥。
可是，相关问题成堆，百废待兴，怎样干才能尽快启动、早见成效？
长江大桥于1958年勘定，1960年动工。起建之初，中苏关系破裂，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工程设计和材料供应不断遭遇困难。“文革”以来，不同观点的群众造反组织忙着打派仗，许多年轻工人不上班，老工人干着急。“支左”的解放军也无能为力，干干停停，直到1968年还只是几个没完工的桥墩竖在江流中。
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得最好。渗透在军人风骨中的这种个性特点，自始至终贯穿于父亲领导建桥的整个过程中。
原定铁路桥1968年底建成通车，公路桥1969年7月1日通车。父亲说不行，太慢了，要指挥部重新讨论工程进度和竣工时限。经过折中，确定1968年9月底完成铁路桥，年底完成公路桥。
“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机械给机械。”父亲言出必行，老工人都说他抓落实快如闪电。军区工程兵副主任柴书林当时任上海铁路军管会主任，父亲点名把他要过来，委以建桥工程总指挥的重任，直接率领工程兵二团和建桥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并肩战斗。
施工紧张的日子里，父亲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既当指挥员，也当战斗员，以使自己的“发言权”更加切合实际。国庆节前5个多月，总工程师王超柱反映，抢在梅雨季节之前完成第一期工程，人力仍显不足。父亲当场拍板：调威名远扬的英雄部队“临汾旅”加入建桥。父亲还亲自做两派群众的工作，要求人人顾全大局，团结起来，共同努力。要拿出战争年代打硬仗的那股劲头，如期完成大桥的建设任务。
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力量和设备物资，给予大桥建设以源源不断的支持和援助。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种现象是非常罕见的。
宏图在前，领导有力，群众的创业热情越来越高涨。建桥工人和援建官兵冒着凌晨的寒风，早早地开始一天的奋战。南京市的广大群众以很高的自觉性积极参加义务劳动，有的知识青年下乡离家前，还赶来干一阵才走。
拔江而起的桥面上，打桩的轰鸣声、载重车的喇叭声、指挥起重机的哨子声，汇成了一部大气磅礴的交响乐章。天黑了，探照灯一盏挨着一盏，亮如白昼的工地上车来人往、热火朝天，从远处看，宛如一条金鳞闪闪的火龙凌空欲起。在20世纪60年代末乱云翻涌的中国大地上，这真的是一道难得一见的亮丽风景线。
每天三班倒，不分昼夜往前抢，终于在1968年9月30日建成了铁路桥。父亲高兴了，设家宴慰劳总指挥柴书林和总工程师王超柱等有功之臣，把他们大大表扬一番。
公路桥定在1969年元旦通车，没有条件可讲，真是到了争分夺秒的地步。修建桥头堡，工程艰巨，原计划至少得用两个月时间，实际上仅用了18天就统统搞定，提前两个月完成了4.7万立方米的土石方任务。正当举国欢呼大西北上空又一次升起蘑菇云的时候，大桥公路也建成了。这在当时可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1968年12月29日上午，南京市5万多军民欢聚江边桥头，隆重举行大桥通车典礼和庆祝大会。那天，飘着毛毛细雨，父亲坐在主席台正中，警卫给他撑伞，他回手推开，给他披雨衣，他也放在一边。其他领导见了，也不好意思用雨具。尽管淋湿了衣服，但因心情振奋，也不感觉有多少寒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其中有父亲为通车剪彩的镜头，给观众的印象很深。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毛主席当时的这句诗，激励了无数中国人啊！
父亲与母亲在南京长江大桥
“你们也是核潜艇之父”
1970年8月，南京长江大桥被开发出一个出人意料的附加值——为我国潜射导弹模拟试验做出了贡献。
潜艇在几十米深的水下发射导弹，一个难点是射弹时如何确保潜艇的绝对安全。美国第一代潜射模型导弹射出水面时没有点着火，落下来把潜艇砸扁了，造成艇毁人亡的恶性事故。之后他们改在水陆交界的地方进行试验。先用巨型吊塔把模型导弹系住，在水下弹射后，钢丝绳便把它吊起来。
借鉴美国人的经验教训，我国潜射导弹的总设计师黄伟禄等科学家四处寻找合适的试验地点。太湖、青海湖和云南的抚仙湖等，他们都先后勘察过，但水下施工难度高，耗资特别巨大。怎么办？
黄伟禄突发妙想：利用南京长江大桥。钱学森一听，拍案叫绝：“好！我原先就怀疑美国人的办法不适合我国国情，人家是大富翁啊。”
南京长江大桥刚建成时，父亲就想测试一下它的坚固程度能否经得住战争的考验。经总部批准，9月26日8时，父亲调动了80辆国产轻型坦克和60多辆重型汽车，一路行军纵队，轰鸣着通过大桥。
父亲看着坦克履带在水泥路面上压出的一道道白痕，笑着说“行”，从南桥头堡登上吉普车，随坦克车队进入市区。身为有经验、有远见的高级将领，他才不会只顾民用，不想军用。
所以，黄总的方案一提出来，省里向父亲汇报，他一听就说：“是个好事。”他非常赞同。试验的日子定下来了，他下令大桥宵禁三日，并亲自陪同专家们上桥勘查现场。
一切安排妥当，模型导弹被桥下的大吊车高高吊起。黄伟禄穿着背心短裤，站在桥上指挥。一声令下，模型导弹以雷霆万钧之势坠落江流，溅起的水柱比桥面还高，水花溅了黄总一身。多次试验，一个结果：落弹不会砸着潜艇。
若干年后，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来华访问，当他得知我国的潜射模拟试验是凭借南京长江大桥获得成功的，连声称赞：“这是了不起的创举，你们也是核潜艇之父啊！”
在那个年代，南京长江大桥凌空飞架，远眺大江东去，环顾美景宜人，成为一个观光景点。不论本地居民还是外埠过客、中央领导还是各国来宾，差不多都得“到此一游”，照张相留个纪念。
特别令大家难忘的是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领导人参观南京长江大桥。解说员除了讲“自行设计，自行建造”，还说：全部用的是国产材料。
周总理听了马上纠正：“你们向客人介绍，话不能讲得太满。南京长江大桥是在武汉大桥的基础上建的，武汉大桥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南京长江大桥也吸取了武汉大桥的经验嘛。材料可以讲基本上是国产的。你们看，钢轨上还有俄文字母，建武汉大桥剩下的材料不是都支援南京长江大桥了嘛！”
实事求是、明明白白的几句话，尽显泱泱大国总理的胸怀、眼光与风度！
父亲转身对负责外事的领导说：“你们要注意这个事。”
周总理在南京时，所住宾馆的经理原籍淮安，和周总理是同乡。为周总理安排饭时，特意多做了几道家乡菜。周总理说：“既然是老乡，更应该执行规定，我谢谢你的关心，但不能违反规定，四菜一汤足够了。”
之后不久父亲进京开会，周总理的警卫参谋到京西宾馆找李文卿，要补交总理在南京的伙食费。
李文卿说：“就几顿饭，算了吧。”
警卫参谋连声说：“不行不行。”他告诉李文卿，宾馆不肯收伙食费，总理把他批评得够呛，事后知道也不含糊，一定要补交，叫他把钱和粮票寄到南京，他赶紧照办。可宾馆以结了账为由又给寄回来了，如果总理知道了，他又要挨批评。说着交给李文卿一元六角钱和一斤二两粮票，嘱托李文卿无论如何也要替他办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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