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战争的复杂棋局中，情报战堪称关键胜负手，谁能抢占情报制高点，谁就握住了战争主动权。朝鲜战场，便是这无声战场的激烈交锋之地。美国为探得战场先机，几乎倾巢出动，将旗下所有情报机构与资源投入这场“暗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情报部门和人员，也纷纷下场，在朝鲜半岛展开地毯式情报搜集。
而彼时的中国，国内百废待兴，情报力量相对薄弱。志愿军的军队侦察单位已然倾尽全力，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情报部门，几乎成了唯一能为战场提供情报支援的关键力量，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情报博弈中，独自扛起重任。
艰难抉择，战略转向
1950年7月，世界局势风云变幻，朝鲜半岛战云密布，台湾海峡也暗流涌动。毛泽东站在战略的十字路口，内心反复权衡，究竟该将战略重心置于解放台湾，还是支援朝鲜？这两个方向，威胁都来自美国，而他已下定决心，要与处处作对的美国人打一场硬仗。
按照毛泽东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思想，当务之急便是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尽快做出抉择。随着美军全面卷入朝鲜战争，朝鲜局势急剧恶化，战火随时可能烧到中国东北边境。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朝鲜方向的威胁更加紧迫，其战略意义也更为重大。他的目光，逐渐从南方的台湾海峡转向北方的鸭绿江。
8月11日，中央军委果断决定，将解放台湾的战役推迟到1951年以后，全力筹备应对朝鲜战局。9月底，毛泽东更是亲自指示：取消在国庆节庆祝活动中使用许诺限期解放台湾的口号。这一系列决策，标志着中国的战略重心正式从解放台湾转向抗美援朝，一场震撼世界的较量，即将拉开帷幕。
其实在朝鲜战争伊始，毛泽东毫不知情。因为当时斯大林和金日成不谋而合，均对他封锁了开战消息和情报。
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所有苏联援助朝鲜的武器都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而是从海路运抵朝鲜的。
金日成在信心十足、铸踏满志的时候，当然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而斯大林则对这位新盟友有些别的顾忌：毛泽东在事前会不会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局势发生困难时毛会不会抽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
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最高负责人”，毛泽东当然不愿看到在邻国发生一场能使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但本国尚未完成统一，他只能一再向朝方强调，唯有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后才能向其提供军事援助。
当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经在5月就“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毛泽东只好同意先帮助朝鲜解决统一问题，并且表示愿意给朝方各种援助。
如今朝鲜“革命”真的遇到了大麻烦，毛泽东自然要考虑如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义务。特别是在莫斯科方面要求中国介入战争后，毛泽东没有理由退缩。
美军进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让中国人去和美国缠斗。一来中朝为邻国，盟友中国国家安全可能再次遭受威胁，必须提前打算；二来如果中国出兵，将帮助苏联牵制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和势力范围。
毛泽东未必没想到斯大林是要自己为苏联火中取栗，但是当时新的中苏同盟刚刚建立，中国还需依靠苏联提供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援助。中国没有必要因为出兵问题而使中苏同盟面临威胁。于是在南北两个战场选择的问题上，毛泽东迅速做出了决断。
如果仅从“保家卫国”的角度考虑，那么当时北朝鲜在军事对峙中尚无败迹，中国只需屯兵于鸭绿江北岸，无需出兵朝鲜。
但考虑到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这一因素，如果朝鲜政权受到威胁时中国袖手旁观，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必然会受到极大损伤。
罗申
7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奉命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向罗申大使讲述了作战方案，并阐述了将中国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提供战术支持的具体设想。
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回电表态支持，还催促中国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加强联系和解决问题。
资深“老情报官”
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尚在武汉协和医院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6月30日就临时改派原定去东德工作的柴成文以政务参赞的名义，火速前往朝鲜。
柴成文
柴成文，原名柴军武，1915年出生于河南省遂平县。从1941年任第18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参谋、情报股长起，至1949年任西南军区情报处处长，他成了从战争熔炉锻造出来的资深“老情报官”。
而当全国刚刚解放之时，这个不期而至的朝鲜战争，又让这位老情报官转型成了一名外交官。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的8万大军越过“三八线”，向南大举进攻的当天，柴成文奉命离开西南军区所在地重庆，急赴北京报到。
由于情报具有及时性特点，所以他的任务与这场猝然爆发的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6月30日，杜鲁门下令美军介入朝鲜战争。
杜鲁门
同一天深夜，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柴成文，当时在座的还有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以及军委情报部副部长刘志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