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水遗梦：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情缘长歌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以独特的笔触描绘出湘西世界的纯净与美好。而在他的情感世界里，也有着一段曲折动人、令人叹息的爱情故事，主角便是他和张兆和。
1928年，上海中国公学的校园里，汇聚着来自五湖四海、怀揣梦想的青年。沈从文，这位出身湘西、只有小学文凭却才华横溢的青年，因胡适的赏识成为了学校的讲师。

彼时的他，虽然在文学创作上已崭露头角，但站在讲台上，仍难免紧张局促。就在这里，他遇见了张兆和。张兆和出身苏州名门，父亲张武龄是著名的教育家，创办了乐益女中。张家四姐妹个个才貌双全，张兆和在其中也毫不逊色，她有着江南女子的温婉秀丽，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与书卷气，在校园里是公认的校花，追求者众多。
沈从文第一次见到张兆和，就被她的美丽和气质深深吸引，心中涌起难以抑制的爱慕之情。从那一刻起，他便决定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写情书，来表达这份爱意。于是，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信件，如同纷飞的蝶，飘向张兆和。在信中，沈从文毫不掩饰自己的倾慕：“三三，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美丽。”他将自己放在卑微的姿态，诉说着对张兆和的深情。
然而，起初的张兆和对沈从文并没有太多感觉。在她看来，这个老师木讷羞涩，和自己身边那些出身优渥、风度翩翩的追求者截然不同。她把沈从文的情书编号收藏，却从不回应。随着沈从文情书的不断“轰炸”，学校里渐渐传开了这段师生恋的传闻，这让张兆和感到困扰。无奈之下，她拿着沈从文的情书找到了校长胡适，希望他能帮忙解决。胡适看了信后，对张兆和说：“他非常顽固地爱你。”但张兆和却倔强地回答：“我很顽固地不爱他。”
尽管遭到了拒绝，沈从文却没有丝毫退缩。他坚信，自己的真心一定能打动张兆和。此后，他依旧坚持写信，无论是上海的阴雨绵绵，还是青岛的海风阵阵，他的思念和爱意都随着信件传递给张兆和。1930年，沈从文赴青岛大学任教，距离并没有阻断他的热情，情书从青岛跨越山海，飞向张兆和的身边。

E渐渐地，张兆和开始被沈从文的坚持和才华所打动。她开始认真阅读那些信件，从字里行间，她看到了一个真诚、细腻且充满才情的灵魂。1933年暑假，张兆和毕业回到苏州家中。沈从文得知后，鼓起勇气踏上了前往苏州的旅程，去拜访张兆和。当沈从文来到张家所在的九如巷，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个小玩笑，张兆和外出未归。正当他进退两难时，二姐张允和出来招呼他。沈从文紧张又羞涩，没有进门，只在门口徘徊。张允和被他的真诚所打动，让张兆和去旅馆看望沈从文。张兆和见到沈从文后，把姐姐的话原样背出：“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你来玩。”随后，两人一起回到张家。
在张家，沈从文感受到了友善的氛围。张兆和的五弟张寰和用零花钱买汽水招待他，这让沈从文大为感动，他承诺为张寰和写故事，后来便有了《月下小景》。这次拜访，让两人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之后，沈从文向张兆和求婚，张允和帮忙向父母提亲，得到了父母“儿女婚事，他们自理”的开明答复。张允和发电报给沈从文，只写了一个“允”字，而张兆和怕沈从文不懂，又发了“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的电报。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结婚，新房虽然简陋，但充满了爱意。
婚后的初期，沈从文和张兆和也曾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沈从文以张兆和为原型创作了《边城》，翠翠的纯真美好中，有着张兆和的影子。他唤她“三三”，她叫他“二哥”，夫妻二人琴瑟和鸣，令人称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的琐碎逐渐侵蚀着这段浪漫的爱情。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前往西南联大任教，张兆和则留在北京照顾孩子，夫妻二人开始了分居生活。异地的思念和生活的压力，让两人的交流逐渐变少，矛盾也开始显现。

沈从文性格豪爽，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仍会仗义疏财，这让操持着家庭生活的张兆和感到不满。而张兆和，从一个家境优渥的千金小姐，变成了为柴米油盐奔波的家庭主妇，她不再注重自己的外形，也因生活的艰辛时常抱怨。沈从文却觉得妻子变得斤斤计较、不修边幅，与他心中那个灵动的少女形象相去甚远。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高青子的女子出现在沈从文的生活中。高青子是一名家庭教师，她崇拜沈从文的才华，两人在文学和精神上有着诸多共鸣。高青子的出现，让沈从文感受到了久违的理解和崇拜，他渐渐陷入了这段情感纠葛中。沈从文和高青子的关系逐渐亲密，他甚至写信将自己的感情告诉了张兆和，希望得到她的理解。然而，张兆和得知后勃然大怒，她无法接受丈夫的背叛，一气之下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
此时的沈从文，才如梦初醒，他开始疯狂地给张兆和写信，表达自己的悔恨和对她的思念。他每天一封长信，坦白自己的过错，希望张兆和能原谅他。但张兆和心意已决，对他的信件和道歉置之不理。抗战胜利后，沈从文和张兆和虽然回到了同一座城市，但两人的关系依旧冷漠，他们开启了长达23年的分居生活，仅仅维持着婚姻的名义。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受到冲击，他的思想也陷入了困境。1949年，他甚至喝下煤油割腕自杀，虽被及时救下，但精神状态极差。在病床上，他试图抓住张兆和的手，却被无情地甩开。后来，他被转入精神病院，张兆和也未曾去看望过他。在之后的岁月里，沈从文逐渐放下了创作，转而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而张兆和也在自己的生活中忙碌着。1988年，沈从文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对守在身边的张兆和说：“三姐，一切都是我的错。”然而，张兆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没有回应。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在整理他的遗作时，才渐渐理解了他的内心世界。她曾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只是，这份理解来得太晚，沈从文已永远地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