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是作家向自己发起的伟大战争

本文节选自《文学课》

胡里奥·科塔萨尔著

南海出版公司

作家之路

我总是因为受到偶然或者一系列巧合的触动而写作，但我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那些念头飞向我，就像一只从窗户飞进来的鸟。

在欧洲，我继续写充满美学色彩、天马行空的短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属于幻想主题。但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我开始涉猎与初衷截然不同的题材。那几年，我写了一篇很长的短篇小说，《追寻者》，它可能是我写过的最长的短篇小说了，我们之后会再具体谈论这部作品。

这篇小说本身没有任何幻想元素，却包含了对我来说变得愈发重要的东西：人的存在，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一名爵士音乐家。他忍受苦难，敢于梦想，奋力发声，却被追逐他一生的宿命击垮。（读过这篇小说的人知道，我指的是查理·帕克，他在小说里的名字是乔尼·卡特。）当我写完这篇小说并成为它的第一位读者时，我发现，不知为何，我脱离了原来的轨道，正试图进入另一条路径。现在，人物变成了我最感兴趣的对象，而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写的故事中，人物是为幻想元素服务的，是他们使幻想元素得以显现；尽管我会对那些故事中的一些人物产生怜悯或喜爱之情，但这种情感非常有限：我真正在意的是故事的结构、美学要素，以及它与一切美好、奇妙、迷人事物的文学性融合。在移居巴黎后的深刻孤独中，我似乎突然在乔尼·卡特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了我的同行者的身影：一位被不幸宿命追逐的黑人音乐家。在这则故事中，他的思绪、独白和挣扎贯穿全文。

与同行者的第一次接触——我觉得我有权利使用“同行者”这个词 ——是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一个人和一群人之间直接搭起的第一座桥梁，这让我在那些年岁里，对长、短篇小说中能够展现的心理机制越来越感兴趣，我越来越想探索和了解这个领域——归根结底，这是文学最迷人的地方。在这个领域中，人的智性与感性相结合，他的心理决定了他的行为、他生命中所有的可能性、他所有的关系、他的生活波折、他的爱恋、他的死亡、他的命运：一言以蔽之，他的故事。随着我愈发渴望深入了解我想象的人物的心理世界，我萌生了一系列疑问，于是我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因为短篇小说从来——或几乎从来——都不会产生问题：问题存在于长篇小说中，它们提出问题，并常常试图解决问题。

本文配图：电影《跳房子》

长篇小说是作家向自己发起的伟大战争，因为小说中包含了整个世界、整个宇宙，而人类的命运在其中全力上演。我用了“人类的命运”这个词，是因为当时我意识到，我并没有写心理小说的天赋，写不出像现有的心理小说那样优秀的作品。我只能掌控一些人物生命中的某些要素，对此我并不满意。在《追寻者》中，乔尼·卡特笨拙而无知地提出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终极”的问题。他不理解生命，也不理解死亡，他不理解自己为什么是音乐家，而他想知道自己为何演奏，为何会经历他所经历的一切。由此，我进入了被我归为形而上学的阶段（这稍有一些卖弄学识的成分），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缓慢、艰难而又非常原始的自我探寻—— 因为我既不是哲学家，也没有哲学天赋——这一探寻的对象是人，不是单纯的有生命、能活动的生物，而是哲学意义上人类的存在，是命运，是神秘旅途中的一条道路。

我把这个阶段称为形而上学时期，因为没有比它更好的名称了，而我在写两部长篇小说时，正好处于这个阶段。第一部小说叫《中奖彩票》，它以娱乐性为主；第二部小说则超出了娱乐范畴，叫作《跳房子》。在第一部小说中，我试图呈现、控制并驾驭一群重要而多样的人物。我有一种技术上的忧虑，因为短篇小说作家——作为短篇小说的读者，你们很清楚这一点——出于技术原因会尽可能地精简小说中的人物数量：他不可能在一则八页的短篇小说里讲述七个人物的故事，因为到了第八页结尾，人们可能依然不了解其中的任何一位，所以，必须对人物的数量有所控制，其他许多方面也不例外。（我们稍后会谈到这一点。）相反，长篇小说却是开放的游戏。在写《中奖彩票》的时候，我问自己是否能在一部普通长度的小说中，展现并掌控几个人物的思想和情感，最后我数了数，一共有十八位人物。已经不少了！这算是一种风格练习，我想用这种方式来测试自己能不能向长篇小说这一文体迈进。

好吧，我通过了；虽然我的分数不高，但是我通过了这场测试。我认为，长篇小说中包含的许多要素让它显得迷人而富有深意，而正是在长篇小说中，尽管仍只是在小范围内，我实践了那个挥之不去的新愿望：超越书中人物的浅层心理，深度探寻他们的人性、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命运。在《中奖彩票》里，只有一两个人物思考过这类问题。

我花了几年时间创作《跳房子》，在这部小说中，我不断探寻、提出疑问，把当时能想到的一切都写进去了。小说的主人公跟我们所有人一样，是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他不平庸，但也没什么过人之处；不过，就像《追寻者》中的乔尼·卡特一样，这个男人长期忍受着痛苦，这让他就超越日常生活和日常问题之外的东西进行自我拷问。《跳房子》中的人物奥拉西奥·奥利维拉经历着他身处的历史现况，经历着每天都在发生的政治角力、战争、不公与压迫，他想了解时而被他称作“中心点”的概念。这个中心不仅是历史的中心，还是哲学的中心、形而上学的中心，它引导人类走上自己正在贯穿前行的历史之路，而我们是其中的最后一环，也是当前的一环。

奥拉西奥·奥利维拉和他父亲一样，没有任何哲学知识，他只是在最深的痛苦中提出了疑问。他多次自问，人，作为一个物种，作为各种文明的集合，怎么会走到当下的境地，人们选择的这条道路完全无法保证自己最终能获得和平、正义与幸福，这条道路充满了厄运、不公和灾难，人对人是狼，一些人攻击、迫害另一些人，正义和不公常常像打扑克牌一般被随意处置。奥拉西奥· 奥利维拉对触及人类心灵深处的本体论因素感到忧虑：

为什么理论上人类明明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凭借自己拥有的一切积极因素，建构良性的社会，但最后却要么没有实现，要么只部分实现，要么在取得进展之后又倒退了呢？（在某些时期，文明在取得进展后骤然崩塌，我们只要翻开历史书，就能发现许多曾经灿烂的古代文明走向了衰落和灭亡。）

奥拉西奥·奥利维拉并没有屈从于为他预先设定的世界；他质疑一切，拒绝接受人们在通常情况下会给出的答案，拒绝接受社会x或社会z的答案，拒绝接受意识形态a或意识形态b的答案。

历史阶段意味着挣脱在奥利维拉的探寻中一直存在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虽然他在思索自己命运的同时也对人类的命运进行了思考，但一切仍聚焦于他本人、他自身的幸福与不幸之中。还需要跨出下一步：不仅得把他人看成我们了解的个体，还得把他们看作社会整体、民族、文明和人类群体。我得承认，走过新奇、古怪同时又有些宿命意味的道路，我抵达了这个阶段。

与年轻时不同，我带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当时国际政坛上发生的一切：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爆发时，我在法国近距离地经历了这场历史事件，对于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来说，虽然原因不同，但这都是一次动荡的变革。

随后，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间，我非常关注那群潜入古巴山区的人的伟大壮举，他们正奋力推翻独裁制度。（当时他们还没有确切的称谓：他们被称为“胡须汉”，巴蒂斯塔则是独裁者的名字，他位属拉美大陆曾经拥有、而如今依然存在的诸多独裁者之列。）这件事在我心中逐渐生发出特殊的意义。我得知的证言、读过的文章都让我对此次事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九五九年末，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我很想去那里一趟。虽然起初不能成行，但一年多以后，我到了那里。一九六一年，作为刚成立的美洲之家的评委，我第一次去了古巴。我以自己唯一力所能及的方式做出了些许贡献 ——我贡献了自己的才智，在古巴的两个月里，我四处观察、感受、倾听，根据不同的情况表达赞成和反对。

回到法国以后，我拥有了一段极为特别的经历：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没有跟朋友来往，也没有参加文学聚会；我每天都和一群正与最艰难的困境奋力抗争的人民待在一起，他们什么都缺，受困于无情的封锁，却努力通过革命来实现自我的追寻。回到巴黎以后，这段经历逐渐引导我走向一条平缓而坚定的道路。对我来说，那原本只不过是需要出示护照的邀请，仅此而已；只不过是身份的象征，仅此而已。而当时，我却突然得到了某种启示——用这个词毫不夸张——我觉得自己不只是阿根廷人：我是拉丁美洲人，而古巴人民正试图获得解放，正试图征服那个我刚刚去过的国家，这件事是促生改变的催化剂，它不仅向我揭示、证明了我是一个亲历着这一切的拉美人，还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义务，一种责任。

我意识到，成为一名拉美作家意味着首先要成为一名书写拉美的作者：除了承担一切责任与义务之外，我还得将写作重心放在拉美人的生存境况上，并将此展现在文学作品当中。因此，我觉得我可以使用“历史阶段”这个名称——也就是说，我进入了历史——来描述我作家之路中的最后一段路程。

如果你们读过我三个阶段的作品，就会发现我富有自传意味的粗略讲解都反映在了作品当中。你们会看到，我是如何从信仰文学本身转变为将文学当成探索人类命运的途径，后来又转变为将文学当作我们参与本国历史进程的一种方式。我之所以跟你们讲这些——我认为我添加了一些个人自传的色彩，这总让我感到羞愧——是因为我相信，你们可以通过我走的这条路推断出我们眼中意义非凡的当代拉美文学的整体发展历程。

在近三十年中，绝对的个人主义文学得到了发展，而且还将继续发展，毫无疑问，它的成果是美丽而确实的。但这种追求艺术的文学与纯文学已经让位给了新一代的作家，他们更为积极地参与到本民族和全世界各民族的奋斗、抗争、探讨和应对危机的进程之中。

基于精英活动和自诩出众（许多人仍旧这么认为）的文学创作正逐渐被另一种文学形式取代，且这新形式中的优秀作品从来不曾降低水准，它们记录了大量的与作者祖国相关的民族奋斗历程，却并没有因此落入俗套。我指的是当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阿斯图里亚斯、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 马尔克斯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都是建立在这种观点之上的，他们从事这项孤独的工作，试图深入探索命运、现实，以及各自民族的未来，并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快乐。

因此，我认为，我的个人经历大体上是这样一种过程：我从投身于最（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不喜欢“精英主义”这个词，但其实很恰当……）出众、最高雅的文学活动，转向致力于另一种形式的文学，后者保留了前者所有的优势和力量，且它如今的读者群体远远超过了前者的初代读者。前者的读者是同一阶层的群体，同一阶层的精英，他们手中掌握着密码，能够揭示文学的秘密，那种文学总是令人钦羡，却又总是精致高雅，难以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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