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活了六十二年，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痛。"苏梅站在云南小县城的汽车站前，望着那个蜷缩在角落的女乞丐，手中的五十元钱在风中微微颤抖。
阳光照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映出一道道岁月的沟壑。"你以为自己逃离了过去，可过去从未离开过你，只是在某个角落安静地等待，等待重逢的那一刻。"
01
阳光刺眼，苏梅踏下汽车的最后一级台阶时，一阵尘土扬起，呛得她直咳嗽。她从口袋里掏出绣着花的手帕，轻轻捂住口鼻。这是她母亲临行前塞给她的，上面绣着"前程似锦"四个字，如今看来像是一种讽刺。
"看哪，上海来的大小姐下车了！"不远处一群同行的知青嬉笑着说道。
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上前道："苏梅，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这地方可不是上海，别说电灯电话了，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
苏梅没有回答，只是紧了紧肩上的背包。二十二岁的她，从小在上海长大，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老师，家里的藏书比这个小山村的人加起来都多。她理解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响应国家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带着满腔热情，她甚至在日记里写道："我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为山区人民服务。"
第一天，她就在村口的水井旁出了洋相。
"桶要这么提，腰要沉，背要直，重心往下坠。"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站在她身后说道。他声音低沉，一双大手接过她手中的水桶，轻松地挑起两桶水，示范给她看。
"谢谢，我……我叫苏梅。"苏梅觉得有些尴尬。
"我知道，村里来了知青，大家都知道。我叫陈大勇，村里的民兵队长。"陈大勇说完，便把水桶递还给她，"自己试试。"
苏梅学着他的样子，可水桶刚离地就失去平衡，水洒了一身。她听见远处传来嬉笑声，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别理他们，慢慢来，没人天生就会干农活。"陈大勇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布，递给她。
这是苏梅在村里第一次受到真诚的关照。接下来的日子，每当她做不好农活或被其他知青嘲笑时，常常能看到陈大勇在不远处默默帮忙。他比她大六岁，当过兵，识字不多但懂得很多道理。
"为什么你不笑话我？"有一次，苏梅忍不住问道。
陈大勇蹲在田埂上，摘了一片草叶放在嘴里，含糊地说："我妈说过，人都是从不会到会的，笑话别人的人自己也曾经什么都不会。"
1972年冬天，村里组织扫盲学习，苏梅被安排教大家识字。她发现陈大勇虽然只上过两年学，却是学得最认真的一个。每天晚上，他都会拿着自己刻的石板，一遍遍地练习她教的字。
"你为什么这么用功？"苏梅好奇地问。
陈大勇抬起头，眼睛在油灯下闪烁着光芒："因为我想看懂书上写的东西，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停顿了一下，"也想看懂你经常读的那些诗。"
苏梅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流。
春节前，陈大勇送了苏梅一把木梳，上面刻着一个"梅"字。
"我刻了好几次，这是最像的一个。"陈大勇有些腼腆地说，"祝你新年快乐。"
苏梅接过木梳，摸着上面略显粗糙但认真刻下的字，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动。这是她来到村里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村里人开始议论他们。有人说："知青和农民，能有什么好结果？"也有人说："陈大勇是个好后生，踏实肯干，配那个上海姑娘绰绰有余。"
1973年春天，在一片油菜花田中，陈大勇向苏梅求婚了。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他说，"你是大学教授的女儿，我只是个穷农民。但我会用一辈子对你好，给你幸福。"
苏梅看着眼前这个质朴的男人，想起这几年他的默默付出和关心，心里早已有了答案："在这里，我看清了什么是真正的善良和踏实。我愿意嫁给你，陈大勇。"
婚礼很简单，几张桌子，几盘家常菜，村里人送来自家养的鸡和自家种的菜当贺礼。苏梅穿着妈妈寄来的红色褂子，陈大勇穿着借来的中山装，两人在村长和乡亲们的见证下结为夫妻。
当天晚上，陈大勇把苏梅带到了自己的家——一间土坯房，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很干净。他不好意思地说："房子不大，但我会慢慢盖新的。"
苏梅握住他的手："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家。"
婚后，两人同心协力，把小屋收拾得更加温馨。陈大勇在村里算是能人，会木工活，又肯吃苦，日子虽然清苦但过得充实。
1974年初，苏梅怀孕了。陈大勇高兴得像个孩子，每天变着法给她找好吃的，晚上睡觉前还会轻轻地跟肚子里的孩子说话。
"你说是生个男孩好还是女孩好？"苏梅有一次问他。
陈大勇笑着说："都好，只要健康。不过要是女孩，希望像你一样聪明漂亮。"
同年九月，苏梅生下了一个女儿，两人给她取名叫陈小兰。小兰长得很像苏梅，一双大眼睛特别有神。陈大勇抱着小兰，小心翼翼，像捧着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
"你看她，眼睛多像你啊。"陈大勇不厌其烦地说着，眼里满是骄傲。
苏梅教小兰唱上海的童谣，陈大勇则给小兰做各种竹玩具。小兰很聪明，不到两岁就能哼唱几句儿歌，逗得全家人乐开了花。
1976年下半年，政治形势变化，知青返城大潮开始。苏梅的几个同伴陆续收到通知，准备回城。
"苏梅，你要不要也试试申请？"一个即将离开的知青问她。
苏梅看了看正在院子里和小兰玩耍的陈大勇，摇了摇头："我已经有家了，在这里。"
陈大勇知道后，紧紧地抱住她："我以为你会想回上海。"
苏梅靠在他的肩膀上："我选择了这里，选择了你和小兰，这就是我的家。"
02
1980年春天，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平静。苏梅在村里教书，陈大勇在生产队干活，小兰已经五岁多，是村里小学的预备生。
一封信打破了这份平静。
"家里有信。"陈大勇从镇上回来，递给苏梅一个信封，上面是父亲的字迹。
苏梅拆开信，脸色渐渐变得凝重。
"怎么了？"陈大勇关切地问。
"我妈生病了，住院了。爸爸希望我回去看看。"苏梅的声音有些颤抖。
"那你一定要回去。"陈大勇毫不犹豫地说，"家里有我和小兰，你别担心。"
苏梅抬头看着丈夫："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那是你妈妈啊。"陈大勇坚定地说，随后又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就是家里没什么钱……"
第二天，陈大勇把家里唯一值钱的猪赶到集市上卖了，换来了一百多块钱。
"拿着，路上小心。"他把钱塞到苏梅手里，"别担心我们，安心照顾阿姨。"
临行前一晚，苏梅把那把木梳交给小兰："妈妈很快就回来，你要乖乖听爸爸的话。"
小兰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抱着木梳不撒手。
第2天， 陈大勇和小兰把苏梅送到县城汽车站。
"我很快就回来。"苏梅抱着女儿，亲了亲她的小脸，又看向陈大勇，"等我。"
"我们会一直等你。"陈大勇目送她上车，直到汽车消失在拐角处。
苏梅回到上海，恍如隔世。十年过去，曾经熟悉的街道变得陌生，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与安静的山村形成鲜明对比。
医院里，她见到了憔悴的母亲。
"梅梅，你终于回来了。"母亲苍白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随即又红了眼眶，"你受苦了。"
"妈，我过得很好。"苏梅握住母亲的手，"大勇对我很好，小兰也很乖。"
母亲的眼神复杂："梅梅，你不用回去了。"
"妈！"
"听我说，"母亲紧握着她的手，"你爸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工作，纺织厂，正式工。还有一套即将分下来的新房。你的户口问题也能解决。"
苏梅摇头："妈，我不能丢下大勇和小兰。"
"你才二十多岁，难道真要在那种地方过一辈子？"父亲站在门口，语气坚决，"你好不容易回来，我们不会再让你回去受苦。"
回到家，苏梅发现自己曾经的房间一尘不染，书架上的书按她喜欢的顺序排列着，就像她从未离开过。
妹妹苏芬拉着她去逛百货商店："姐，你看，现在多好啊，啥都有。咱们上海比那个破山村不知道好多少倍！"
苏梅不得不承认，城市的生活确实便利。热水器、电视机、电冰箱……这些在村里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在上海已经开始普及。
医院的李医生对苏梅很是关照，得知她的经历后，更是流露出钦佩和好感。
"你很勇敢，"李医生在送苏梅回家的路上说，"能在那种环境下坚持这么多年，不容易。"
苏梅笑了笑："农村生活其实也有很多美好。"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李医生问。
苏梅沉默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母亲的病情好转后，苏梅开始在父亲安排的纺织厂上班。厂里的条件比她想象的好，工作也不算太累。同事们知道她是知青回城，都对她很友好。
"苏梅，晚上一起去看电影吧？"一个同事邀请她。
"下次吧，我得照顾我妈。"苏梅婉拒了。实际上，她只是不想面对这种社交场合。每次别人问起她的婚姻状况，她都不知该如何回答。
一天，父亲正式对她说："梅梅，厂里的新房已经定下来了，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如果你决定留下，下个月就能搬进去。"
苏梅犹豫了："爸，我答应过大勇会回去的。"
"我知道你放不下，"父亲叹了口气，"可你想过没有，你回去意味着什么？一辈子的贫穷，一辈子的辛苦，小兰将来也没有好的教育机会。你在这里，不仅自己有好工作，将来还能给小兰和大勇更好的生活。"
苏梅开始动摇。她几次写信给陈大勇，却又撕掉。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的挣扎。
"姐，你不会真的要回那个穷山村吧？"苏芬不解地问，"你要是回去，一辈子就完了。"
"芬芬，那里是我的家。大勇和小兰还在等我。"苏梅无力地辩解。
"家？那种地方也叫家？"苏芬翻了个白眼，"姐，别傻了，机会就在眼前，错过了一辈子都不会再有。"
日子一天天过去，苏梅的回乡日期一拖再拖。她给自己找各种理由：母亲需要照顾，工作刚上手不能离开，天气太冷路不好走……
其实，她心里清楚，她开始贪恋上海的生活。热水澡、柔软的床、琳琅满目的商店、灯火通明的街道……这一切都让她无法割舍。
每当想到陈大勇和小兰在山村的艰苦生活，她就感到一阵愧疚。可紧接着，父母和妹妹的话又会在耳边响起："你为什么要回去受苦？""你还年轻，值得更好的生活。""想想小兰的将来！"
就这样，半年过去了。
"梅梅，明天去民政局办手续，下周就能拿到户口本了。"父亲兴奋地告诉她。
苏梅沉默着。这意味着她将正式成为上海居民，意味着她选择了留下。
当晚，她辗转难眠。脑海中浮现出陈大勇和小兰站在汽车站送别的场景，浮现出陈大勇的承诺："我们会一直等你。"
天亮时，苏梅做出了决定。她要留在上海，开始新的生活。
她写了最后一封信给陈大勇，解释自己的选择，表达自己的愧疚，希望他能原谅她，也希望他能给小兰好的生活。信写完，她握着笔，泪水模糊了视线。
最终，她还是把信撕掉了。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告别，她选择了消失在陈大勇和小兰的生活中。
03
上海的生活像是一条永不停歇的河流，冲刷着苏梅的记忆。她在纺织厂工作，很快成为技术骨干，生活渐渐安定下来。
李医生对她展开追求，常常找各种理由来看望她。他是个不错的人，家境好，工作稳定，待人温和。
"苏梅，我们认识也有段时间了，我想……"有一次，李医生鼓起勇气，话到嘴边却被苏梅打断。
"李医生，谢谢你的好意。我现在不想谈感情。"苏梅礼貌地拒绝了。
她不是不喜欢李医生，只是每当想到陈大勇，心里就涌起一阵酸楚和愧疚。她无法面对新的感情。
夜深人静时，苏梅常常梦见陈大勇和小兰。梦里，小兰穿着她走时的那件红毛衣，扎着两个小辫子，牵着爸爸的手，站在村口遥望。她常常从这样的梦中惊醒，泪水打湿枕头。
有几次，她想写信回去问问他们的情况，可又害怕面对真相。时间久了，这段记忆就像被埋在心底的种子，偶尔发芽，带来阵阵刺痛，却又不足以改变她的生活轨迹。
1985年，苏梅已经在厂里站稳脚跟，升为小组长。车间里的姑娘们都敬重她，喜欢和她说心里话。
"苏组长，听说李医生又来找你了？"一个年轻女工打趣道。
苏梅笑着摇摇头："别瞎说。"
"苏组长，你这么好的条件，怎么还不找个伴儿？"另一个女工问，"再不找，就真成老姑娘了。"
苏梅只是微笑，不置可否。在别人眼里，她是个事业心强的单身女性，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心早已留在那个遥远的山村。
父母常给她介绍对象，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久而久之，父母也不再强求，只是偶尔叹息："梅梅啊，你这辈子是要一个人过了。"
每年九月九日，小兰的生日，苏梅都会一个人去买一块蛋糕，插上蜡烛，默默许愿："希望小兰健康快乐，希望大勇一切安好。"
时光飞逝，1995年，苏梅已是纺织厂的车间主任，年近不惑。父母先后去世，留下的房子成了她独居的地方。
偶尔，她会在路上遇见李医生，已经是三甲医院的副主任了，妻子是位温柔的护士，有个读初中的儿子。
"苏梅，好久不见。"李医生还是那么客气，眼神中依旧带着一丝特别的关切。
"李医生，你气色不错。"苏梅礼貌地回应。
"下次有空，来家里吃饭吧，我爱人常说起你。"李医生邀请道。
苏梅总是婉拒："改天吧，最近太忙了。"
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成为厂里的模范，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同事们都说："苏主任真是把厂里当家了。"只有苏梅知道，工作是她逃避内心的方式。
偶尔，她会翻看报纸上关于知青的报道，希望能找到一些和云南有关的消息。可那个小山村太偏远，连个正式名字都没有，更别说会出现在报道中了。
2008年，60岁的苏梅从纺织厂退休了。送别会上，厂领导和同事们都说她是厂里的宝贝，舍不得她离开。苏梅微笑着，心里却想着：退休后，自己该做些什么？
退休生活给了她更多时间思考过去。小区花园的长椅上，超市排队的队伍中，公交车摇晃的车厢里，回忆总是不期而至，带着酸楚和遗憾。
她开始关注有关知青题材的书籍和影视作品，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慰藉。她想过主动联系村里人打听陈大勇和小兰的下落，却又担心面对他们的怨恨。
"我对不起他们，"苏梅常在心里默念，"我没有资格打扰他们的生活。"
就这样，苏梅在自责和愧疚中度过了退休后的前两年。
04
2010年冬，苏梅决定搬到一个离市中心近一点的小区，方便日常生活。在整理旧物时，她在一个尘封多年的纸箱底部发现了那把木梳。
木梳上的"梅"字依然清晰，虽然有些发黄，但每一笔每一划都仿佛诉说着三十年前的故事。苏梅的手轻轻抚过木梳，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那一刻，所有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陈大勇的淳朴笑容，小兰的天真语言，他们在汽车站依依不舍的目光……
"我必须回去看看，"苏梅对自己说，"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该面对。"
将近过年，苏梅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上一些积蓄，踏上了寻亲之路。
云南的冬天比上海暖得多。下了火车，又转了长途汽车，最后坐着摩托车走山路，苏梅终于来到了那个阔别三十年的村庄。
村子变了模样。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甚至还有几户盖起了小洋楼。只有那座山，那条河，还有村口的那棵大榕树，依旧如故。
"大妈，您找谁啊？"一个放学的小孩子好奇地问道。
"我……我找陈大勇一家。"苏梅的声音有些发抖。
小孩子挠挠头："没听说过这家人。"
苏梅失望地继续走进村子。陈大勇的老房子不见了，那个地方建起了一排新房。
她敲开了几户人家的门，询问陈大勇和小兰的下落。有的人茫然摇头，有的人说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终于，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认出了她："你是不是以前的知青？苏老师？"
苏梅激动地点头："是我！您还记得我！"
老人叹了口气："你不是嫁给了陈大勇吗？后来听说你回上海了……"
"大爷，您知道大勇和小兰现在在哪里吗？"苏梅急切地问。
老人的眼神复杂："他们早就不在村里了。你走后没几年，陈大勇就带着闺女搬走了。有人说他们去了县城，也有人说去了昆明……具体的，老头子我记不清了。"
苏梅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她失落地道谢，继续在村里寻找可能知道情况的人。
她走到曾经和陈大勇一起种过的田地前，如今已是别人家的良田。她找到了当年教过的几个学生，如今都已成家立业，对陈大勇一家的去向也知之甚少。
"听说陈大勇生过一场大病，后来……"一个曾经的学生欲言又止。
"后来怎么了？"苏梅紧张地问。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那时候已经去外地打工了。"学生歉意地说。
苏梅在村里住了三天，几乎走遍了每一户人家，可收获寥寥。没人能确切地告诉她陈大勇和小兰的下落，只有一些零散的传言，甚至相互矛盾。
第四天早上，苏梅决定返回县城，然后回上海。她站在村口的大榕树下，望着这个曾经生活了十年的地方，心里充满了遗憾和悔恨。
"我来晚了，"她喃喃自语，"三十年了，我终于鼓起勇气面对过去，却已经找不到他们了。"
带着沉重的心情，苏梅回到县城，准备第二天乘车离开。
05
县城比三十年前繁华了许多，街道宽了，楼房高了，商店多了。苏梅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心里空荡荡的。
快到傍晚时，她经过汽车站，准备去买明天回上海的车票。就在这时，她注意到站前广场角落里蜷缩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乞丐。
女乞丐大约五十岁左右，头发凌乱，衣服破旧，坐在地上向路人伸手。大多数人匆匆走过，无视她的存在。
不知为何，苏梅停下了脚步。也许是因为这三十年来的愧疚，也许是对人生际遇的感慨，她走向女乞丐，从钱包里掏出五十元钱。
"给，买点吃的吧。"苏梅轻声说道。
女乞丐抬起头，感激地接过钱："谢谢大姐，祝您……"
话说到一半，女乞丐的眼神突然凝固了。她直直地盯着苏梅，表情从惊讶变成难以置信，最后变成一种复杂的情感交织。
"怎么了？"苏梅不解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