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国共合作以后，红军部队北方改编为八路军，南方改编为新四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北方的八路军自然不用说，其中神将云集，在抗战时期打了多场精彩战斗，例如平型关大捷和阳明堡大捷，还有百团大战，以及太原会战中我军的优秀表现。
南方的新四军同样表现亮眼，在皖南事变爆发前，新四军也创下了歼敌9万人的纪录，部队也从1万人发展到了将近10万人，在大江南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然而，新四军终究是深入国民党腹地，所以后续新四军也出现了内部分歧。
当时的新四军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叶挺和项英两人代领，另一部分则由陈毅和粟裕带领，一个在皖南，一个在苏南。
本来两支部队各自发展，而且根据中央的指示，粟裕、陈毅也在积极的北进，希望能够摆脱国民党的威胁，更好的进行抗日。
可就在这时候，项英却连续发多道电报，要求粟裕抽调部队来帮他，反对粟裕等人继续北上。而一向比较好说话的粟裕也表示拒绝，不仅如此，他还劝说陈毅一块拒绝命令。
粟裕的反对，让项英非常恼火，于是他直接找中央告状，要求中央命令粟裕调部队回来。但万万没有想到，中央这次不但没有治粟裕不服上级的罪，反而支持他这么干。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的新四军已经面临严重的问题，内外部的分歧已经大到了一定的地步。要了解这一切，我们首先得聊一聊项英这个人。
项英在皖南事变之前，也是一个牛人。
根据资料记载，项英很早就领导过工人运动，并且在1928年党的六大上担任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绝对是当时的老革命。
后来跟随长征时，他又先后出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全面领导南方的游击区，并取得过不小的战果。
因此到1938年成立新四军军部时，叶挺虽然担任军长，项英只是一个副军长，但是他却是当时军队领导人中唯一的政治局委员。
所以，当时项英基本上掌握了党政军的实权，叶挺都服他。刚开始的时候，倒也没什么，因为项英的确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他指挥的游击作战打法有着很高的水平。
但是后来项英、叶挺两人却闹掰了，原来叶挺更注重军事素养，特别擅长正规军的攻击战和阵地战，因此他强调对军队要进行严格的训练，要培养他们正规化的建设，克服游击习气。
但项英认为这就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绝对不能够去除，所以二者对作战有分歧。
也许是对自己游击战术的自信，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过程中后续有些偏执，不仅不听叶挺的建议，也不怎么能接受粟裕、陈毅等人的良策。
而且如此一来，项英在对中央政策的理解上，也有些一意孤行了。例如，中央的政策是要求各地的游击部队迅速挺进敌后，要往北发展。
但项英却滞留在皖南地区，因为舍不得好不容易打出来的游击区。
后来在上级的催促下，将主力部队派出，可他依旧强行留下三个支队，并且把进入苏南的一、二支队的部队调回皖南。
项英认为：此举可减小国民党对新四军快速发展的恐惧，同时也担心我军在北方立足不稳。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可是它与中央决策背道而驰也是事实。
后来，项英提出了南进战略，要求北上必须要有一个南下的根据地，不能单纯北上。
尤其是到了1940年底，皖东的四五支队已经发展到1万余人，苏南的一二支队也已经进取苏北，准备着手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从地图上就能看出来，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在长江北岸大展宏图，迅速发展。
可是新四军的军部首脑机关和留下来的三支支队还在皖南地区，并且被夹在日军、国民党部队的夹缝中，有很大隐患。
为此，中央三令五申要求项英北上，但依旧遭到拒绝，他坚持要将军部留在皖南。
1940年11月，成立了华中总指挥部，叶挺担任总指挥，陈毅担任副总指挥，项英在指挥部里面没有任何职务，这使得他更加留恋南进策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项英以新四军的实际领导人的身份要求粟裕调兵给他，实现他的南进策略。但很明显，该计划与中央决策相悖，而且还会使新四军军部陷入到危险中。
作为后来的解放战争战神，粟裕深知这样弊大于利，又怎能答应，自然就只能抗命。
项英对此不满，于是找毛主席告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