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述序》
裴汶
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过此皆不得。人人服之，永永不厌。与粗食争衡，得之则安，不得则病。彼芝术黄精，徒云上药，致效在数十年后，且多禁忌，非此伦也。或曰，多饮令人体虚病风。余曰，不然。夫物能祛邪，必能辅正，安有蠲逐聚病而靡裨太和哉。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沪湖、衡山，最下有鄱阳、浮梁。今者其精无以尚焉。得其粗者，则下里兆庶，瓯碗粉糅。顷刻未得，则胃腑病生矣。人嗜之若此者，西晋以前无闻焉。至精之味或遗也。因作《茶述》。
古时茶坊间奉陆羽为茶神，常将裴汶、卢仝配享两侧。
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
茶，起源于东晋时期，到了唐朝开始盛行。
这是裴汶的在茶之“时”的断定。这个茶，应该是作为品饮的茶。
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
它的本性清雅纯净，滋味醇厚洁净，功用在于涤除烦忧，功效可达致中和。
裴汶认为茶的本质是“精清”，即清雅纯净，源于自然禀赋。他描述茶“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强调茶树生长于天地灵秀之地，凝聚山川精华。这种特性使茶成为沟通自然与人的媒介，与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相呼应，主张通过茶感悟自然之道。
“浩洁”指茶味醇厚洁净，超越凡俗饮品。裴汶将茶与灵芝、黄精等药材对比，指出茶“越众饮而独高”，其纯粹性象征人格的高洁。这种对纯粹之美的追求，反映了儒家“君子比德于玉”的审美观，以茶喻人，倡导内在品性的修养。
茶能“涤烦”，即洗涤身心烦忧。裴汶提出茶可“祛邪辅正”，通过饮茶达到身心平衡，与儒家“修身齐家”理念结合。他在任湖州刺史督造贡茶时，亲历茶事活动，强调茶在繁忙政务中的静心作用，体现了士大夫以茶调和世俗压力的实践智慧。
“致和”是茶道的终极目标，即通过茶实现人际、天人的和谐。裴汶认为茶能“参百品而不混”，调和万物而不失本真，与儒家“中庸之道”相通，赞天地之化育。他督造贡茶时留下的摩崖石刻及茶宴记载，展现了茶在唐代社会中的礼仪功能，促进官员间协作与文化交流。
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
即便与百种物品并列也不会混杂，更超越其他饮品而独具高格。
把茶独立出来！茶之独立品格，在于其性至清至纯，于纷繁世相中始终葆有本真。“参百品而不混”，既言茶香不受他物侵染的物理特性，更隐喻茶人应如茶般在浊世中持守清明；“越众饮而独高”则彰显茶超越普通饮品的文化高度——以烹煮时的鼎水虎形之仪，饮啜间的涤烦致和之功，构建出独特的修身艺术。这种艺术通过茶事活动中的器物选择、环境营造与心境修炼，将道家“虚静”、儒家“中和”、佛家“禅悦”融于一体，使饮茶成为剥离俗念、返归本性的精神仪式，在澄杯净盏间完成人格的淬炼与升华。
烹之鼎水，和以虎形，过此皆不得。人人服之，永永不厌。与粗食争衡，得之则安，不得则病。彼芝术黄精，徒云上药，致效在数十年后，且多禁忌，非此伦也。或曰，多饮令人体虚病风。余曰，不然。夫物能祛邪，必能辅正，安有蠲逐聚病而靡裨太和哉。
用鼎中沸水烹煮，以虎形茶器调和，人人饮用后都永不厌倦。 饮茶能使人身心安宁，若不得饮则易生疾病。 那些灵芝、白术、黄精等药材，虽被称为上等补药，却需数十年才能见效，且禁忌繁多，根本无法与茶相比。
有人质疑：“多饮茶会导致体虚、易患风疾。 ”我反驳道：“并非如此！ 凡能祛除邪气之物，必能辅助正气，怎会有驱散病症却无益于人体调和之理？ ”
文中提出“烹之鼎水，和以虎形”，强调茶事活动的仪式感与器物选择。鼎水象征古法烹煮的纯粹，虎形茶具则暗含调和阴阳的象征意义（虎在传统文化中代表阳刚之气，与茶性之清冽相融）。这种对器具与火候的考究，体现了唐代茶道对“清雅中和”美学的追求，也隐含着儒家礼制与道家自然观的交融。
裴汶将茶与灵芝、白术、黄精等传统药材对比，指出后者虽被奉为“上药”，但见效缓慢且禁忌繁多。而茶则具有即时性与普适性——“得之则安，不得则病”，其功效直达身心，且无禁忌之忧。这一对比不仅突显茶的实用价值，更暗含对当时贵族沉迷丹药风气的批判，主张回归自然朴素的养生之道。
针对“多饮致虚”的质疑，裴汶以中医“祛邪必辅正”理论反驳。他认为茶既能驱散邪气（如湿热、郁结），又能滋养正气（调和脏腑、安神静心），本质上是通过“致太和”实现整体健康。这既呼应了《黄帝内经》“阴平阳秘”的养生观，也与陆羽《茶经》“茶为累土之精”的论断一脉相承。
整段文字以“致和”为终极目标，贯穿儒家“中庸之道”与道家“天人合一”理念。茶之调和不仅是生理层面的平衡，更是精神境界的升华——通过饮茶时的器物、环境与心境修炼，达到“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的超然境界。这种思想对后世茶道影响深远，如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致清导和”即是对裴汶理念的继承。
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沪湖、衡山，最下有鄱阳、浮梁。今者其精无以尚焉。得其粗者，则下里兆庶，瓯碗粉糅。顷刻未得，则胃腑病生矣。人嗜之若此者，西晋以前无闻焉。至精之味或遗也。因作《茶述》。
如今天下进贡茶叶的产地众多，品质以顾渚（今浙江长兴）、蕲阳（今湖北蕲春）、蒙山（今四川雅安）所产为最佳。 其次则有寿阳（今安徽寿县）、义兴（今江苏宜兴）、碧涧、沪湖（今湖南岳阳）、衡山（今湖南衡阳）等地。 最次等的产地在鄱阳（今江西鄱阳）、浮梁（今江西景德镇）。 如今上等茶叶的精妙已无可超越，而普通百姓所用粗茶，则用大碗随意冲泡。 若一时未能饮茶，甚至可能引发胃部不适。 人们嗜茶至此，西晋以前从未有过，或许是因当时未能领略茶的极致滋味，故而写下这篇《茶述》。
裴汶以“精粗二分法”重构了唐代茶叶地理版图：
顶级贡茶：顾渚（浙江长兴）、蕲阳（湖北蕲春）、蒙山（四川雅安）被列为上品。其中顾渚紫笋茶作为唐代三大贡茶之首，其制茶工坊达“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余人，形成空前规模的茶产业。
次级产区：寿阳（安徽寿县）、义兴（江苏宜兴）、碧涧（湖北松滋）、沪湖（湖南岳阳）、衡山（湖南衡阳）构成中端茶品序列，这些地区多位于长江中游茶马古道节点。
底层粗茶：鄱阳（江西鄱阳）、浮梁（江西景德镇）作为最次等，其粗茶通过“瓯碗粉糅”（大碗冲泡散茶）的方式进入民间消费，成为“下里兆庶”的日常饮品。
“得其粗者，则下里兆庶，瓯碗粉糅”一句，暗含饮茶史上的重要变革：
相较于贵族阶层讲究的煎茶法（需炙烤、碾磨、烹煮），平民以粗茶直接冲泡，形成“散茶瀹泡”雏形。这种简化流程与明代盛行的瀹茶法（散茶直接冲泡）存在工艺连续性，可视为其前奏。
“顷刻未得，则胃腑病生”折射出饮茶已从文化仪式演变为生理需求，这与现代咖啡因依赖研究形成跨时空呼应，印证了唐代茶饮普及程度。文中“至精之味或遗也”的感叹，暗指魏晋以前因制茶技术局限，未能提炼茶之精妙，而唐代蒸青工艺的成熟使茶味得以升华。
顾渚等顶级茶区的繁盛，与裴汶任湖州刺史时“督造贡茶月余，亲设茶宴”的记载相印证，体现官方对茶品质的极致追求。粗茶冲泡虽失之精致，却推动饮茶突破阶层壁垒。景德镇（浮梁）作为后期粗茶产地，恰是元代以后散茶制作中心，这种历史巧合暗示着工艺演进的内在逻辑。
这一篇的文献价值很高，理应得到茶界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