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宋代四川

上周末，在玉林街头闲逛，逛到一苇书坊，碰巧在搞活动，坐得满满当当。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黄博，带着他的新书《不与天下州府同》跟大家做分享，主题是“从地方到天下：四川的宋代与宋代的四川”。

提到宋代就会想到：宋词、书画、点茶、插花、瓷器、勾栏瓦肆、天青色等烟雨……宋代，文物之盛冠绝百代，堪称生活美学鼻祖。这个话题颇为吸引人，于是溜进去旁听。听了一会，发现在讲“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虽然有偏差，但同样有趣。

周末学点宋史，也是极好的。所以，我把听到的内容转述出来，这一次，我主要做一个故事的搬运工。如有更多兴趣，可以去看黄博的宋代系列作品：《不与天下州府同》《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谣言、风俗与学术：宋代巴蜀地区的政治文化考察》等。

·《不与天下州府同》黄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何为“四川”？

如果问身边的四川人，四川之名怎么来的，十有八九不知道。

“四川”这个名称，始见于宋代。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宋王朝将巴蜀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治所分别为成都、三台、汉中和奉节，总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这是“四川”得名之始。

在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的诏书中就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词，这是将“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略称的开始。“四川”作为省名，从元代开始。元设四川等处行中书省，明改四川布政使司，清定为四川省，名称沿用至今。

·《蜀山栈道图》局部，关仝/绘 (后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是黄博的解释，也是学术界普遍采用的说法。

但历来有另一种说法，即“四川”是指四条江。听起来好像不无道理。但究竟是指哪四条江，没有定论。有的说是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有的说是岷江、沱江、嘉陵江、金沙江。种种说法不一，反倒说明“四川”不是因四条江得名，而可能是先有“四川”之名，再来寻四条江。

王小波、李顺起义

分享中，多次提到王小波、李顺起义。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农民起义，它影响了宋代四川的政治生态。如果把《不与天下州府同》当小说来看，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情节。

宋初，四川土地兼并严重，豪强地主与农民矛盾突出。宋灭后蜀，把府库里金银财宝、绢帛布匹统统运往开封，强征了大量民夫，水陆兼运，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运完，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成都一带，人多地少，农民“协稼不足以给”，多兼营纺织、采茶等副业。

·黄博在一苇书坊做新书分享

王小波就是成都周边青城县的一个农民，靠贩茶为生。贩茶虽不能大富大贵，倒也衣食无忧。此时，北宋政府把茶叶划入专卖，对茶农低价购茶，高价卖米，使广大茶农破产，生路断绝。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四川大旱，造成饥荒。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王小波和其妻弟揭竿而起。995年，起义军占领成都，文武官员弃城逃跑，起义军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王小波战死，李顺被推举为王，建立大蜀政权。

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提出的“均贫富”的思想。在王小波之前，唐末黄巢起义要求赋役“平均”，东汉黄巾起义要求建立“黄天太平”的理想社会，但都还处于懵懂阶段，而王小波直接将斗争矛头指向封建分配制度，明显进步不少。

·黄博做“宋代的文艺生活”分享

这段历史以前少有记述，2024年最新的人教版中国历史教科书七年级下册，增加了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内容。教科书写道：993年，茶农王小波发动起义，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黄博分析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什么能发展那么迅猛。“要知道一般的老百姓造反，只是冲动性地闹一下，是没有组织力和领导力的。但王小波他们有组织力、领导力和战略设计，基本上没犯明显的错误，唯一的错误就是‘胸无大志’，只是想着占领四川就够了，所以等着宋朝调集好兵力之后，就被镇压了。”

·黄博在桂林龙隐岩考察石刻

宋代的谣言

甲午再乱，一个生僻的历史术语，不是宋史爱好者绝对不懂。《宋史》曰：“人言‘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孟知祥之割据，李顺之起而为盗，皆此时也。”

孟知祥是后蜀开国皇帝。原为后唐西川节度使，于933年吞并东川，封蜀王。第二年（934年）在成都称帝。这一年正好是干支纪年的甲午年。这就是“孟知祥之割据”，可谓甲午首乱。60年后，王小波、李顺起义，攻入成都，即是甲午二乱。

·黄博绘“细雨骑驴入剑门”

甲午只是一个时间符号，每次重复这个时间符号时都有变乱发生。所以，“岁在甲午，蜀且有变”，这句话好像一句谶语，一句谣言，一直在民间酝酿、流传。等到朝廷注意的时候，离新的甲午年到来只有一年多时间了。

一时间朝野震惊。尤其蜀地的官民，如惊弓之鸟。《宋史》记载，司马池任郫都县尉时，有人妄言戍兵叛乱，将杀进城，富人争埋金银，逃向山谷，主薄称病不出。可见流言在蜀地的威力。

甚至益州发生了火灾，知州张逸心疑有变，不敢救火，眼睁睁看着大火烧毁三千多间房屋。黄博认为，“流言四起，便是蜀地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既然不能造反，只好造谣了。”在这种氛围下，时人大多认为蜀人“奸讹易动”。

·黄博绘哪吒与结界兽

谣言期间，朝廷监控，人心惶惶。连苏洵也忧心忡忡。他说，“蜀有三患，其二将形，其一将萌”，即有两个将形成，有一个在萌芽中。但也有不信谣不传谣的。成都隐士张俞就否认蜀乱与甲午年号之间的什么联系。他认为，“甲午之乱，非蜀之罪也，非岁之罪也，乃官政欺懦而经制败坏之罪也。”看来任何时代，都有清醒的人。

在古代社会，谣言是一种可怕舆论工具，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旦开启就是“诸神乱斗”——朝廷、本地土人、民众甚至边缘蛮部，都在这一过程中试图实现各自利益的诉求——而最后受伤的，常常是处于弱势地位、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宋代的“地图炮”

关于宋代的风俗民情，有一个词很吸引人：闽蜀同风。表面看，没人猜得出具体含义，但实际上字面意义就是其本意——蜀地与闽地人文风俗相同。

四川和福建，山海阻隔，相距千里，怎么捆绑到一起的？放在今天，这是多么反常识的言论，但在宋代，人们就认这“乱点的CP”。《宋史·地理志》还把四川和福建编排在同一卷，说明这是宋人普遍的观感。

宋人认为，四川福建在科举考试和佛教信仰上比其他地方发达，从而有某种奇妙的联系。还有其他相同处，比如“亲在堂兄弟异爨（即分家）”，这说明两地风俗不那么醇厚，不太符合儒家伦理。又如“民间好蛊毒”。蛊毒是南方神秘的毒术，据说四川是毒术的输出地，福建是盛行地，非常厉害的“金蚕蛊”就是四川人的发明。

·《剑阁图》仇英/绘（明代）

在宋代舆论场中，闽蜀风俗大多是令正统文化生厌的。甚至朝中有云：“闽蜀同风，腹中有虫。”暗含两地风俗不良。在黄博看来，这种莫名其妙的联系，实际上是在“制造边缘”——利用对南方特殊文化物像的想象，去挑战国家秩序，使其被官方视为另类。

著名宋史专家吴天墀（1919-2004）曾说，闽蜀距离中原遥远，传统思想学术对它们的控制显得薄弱，随着经济发展，闽蜀人士也参与到政治竞争，他们赡学而有文采，机警而多智，成为不好应付的对手，所以引起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和讨厌。

·《明皇幸蜀图》李思训/绘（唐代）

比如在神宗年间变法之争中，福建新进士人借变法大量涌入权力中心，反对派极力塑造福建人是无常小人的舆论，“福建子”三字在宋代几乎成为小人的代名词。《宋史·奸臣传》北宋部分总共20人，福建人占了一半。而中原人士也认为四川人“奸讹易动”，称其为“川藞（lǎ，义为粗率，不检点）子”，就是说蜀人放诞不羁，不守礼法。

黄博解释，闽蜀两地正好是与夷狄相交的边地。将闽蜀制造成边缘，是宋代诸权力系统共同努力的结果，既是权力边缘化两地的道具，又是这一策略的副产品。于是，闽蜀两地自然成为朝廷眼中的危险之地，最终，在政治上特殊“照顾”二地，就理所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