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年间，有这么一位读书人，一生没披过铠甲、没领过兵权，却在国家生死关头，站上了战场，指挥了一场决定朝代命运的大仗。
他没有一刀一枪，却让数十万金兵败走；他不是武将，却成为军中主帅。
此人就是虞允文。
世人说他是文官，却不知这位文官做事从不含糊：战时能带兵、平时能治政、朝堂上能据理力争，地方上能为百姓撑腰。
虞允文在最艰难的时候，扛起了南宋的江山，从采石一战，到四川整军，再到入朝为相，一步步把一个摇摇欲坠的朝代，撑了整整一百多年。
一、未上战场的文官，却成为战局的转折点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冬，寒风扫过长江南岸，江水湍急，水汽迷蒙。站在采石矶江边的一位中年文士披着斗篷，眼神却比风更冷。他叫虞允文，四川仁寿人，五十二岁，从未统兵打仗，也未穿过盔甲。他是一位典型的文官，平日里主理政事，身边是笔墨纸砚，而不是兵戈甲胄。
可现在，他却站在了战场的最前线。
这年，金国皇帝完颜亮亲率大军南下，企图吞并南宋，一举灭亡江南政权。
金军号称四十万，声势浩大，水陆并进，从淮河一路南推，直逼长江。
南宋朝廷惊慌失措，兵部调派不力，将帅避敌，采石一线几近无人统兵。
虞允文此时只是中书舍人，职位不算高。他奉命前往镇江催促兵马，未料战情骤急。刚到镇江，统兵的王权已自行撤退，而接替的李显忠却还未来得及赶到。
兵无将，将无令。采石前线陷入混乱，若江防一破，金军直逼临安，南宋极可能就此灭亡。
这时，虞允文没有等命令，也没有退避。他主动接管军务，调集沿江的各部兵马，将不足两万的宋军编成战列。派快船封锁江面，设伏于江岸险要之地，将水军主力集中于采石口一线。
敌军到达之日，江面忽现金军战船七十余艘，旌旗蔽日而来，鼓声隆隆，宛如天塌地陷。
宋军士气动摇，有士兵甚至私下议论撤退。
虞允文不动声色，亲自巡视阵地。他在江边搭帐，留书桌，书案摆放笔墨纸砚，表示不退一步。他巡军至一将军时俊处，发现其手足颤抖，眼神闪躲。
虞允文走过去，一只手重重拍在时俊肩上：“你胆识过人，今日为何失了方寸？若退半步，我自斩汝首！”一句话，震醒众人。
虞允文随即传令击鼓，亲自挥旗示战。
战斗开始，宋军以“海鳅船”冲击敌阵，船上士兵多是精锐，手持弓弩、铁枪，奋勇向前。
金军虽众，但轻敌冒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尤其是战至正午，宋军士气高涨，反将金军压制回江北。
战斗持续至傍晚，金军损兵过万，两民万户被斩，五百余名女真士兵被俘。金主完颜亮在扬州听闻前线败绩，大惊失色，不久便被部下刺杀，金军土崩瓦解。
这就是采石之战，一场决定南宋生死的战役。领军者不是名将，不是宿帅，而是一个“只会写字”的文官虞允文。
他的胆识和冷静，为南宋赢来一场关键胜利。而这场胜利，也让南宋多延续了118年。
二、远赴四川，他靠两件小事让百姓服气
战后，虞允文受命出任川陕宣抚使，赴四川整顿边防、备战北伐。这是一次艰巨的差事。
四川地域广阔，兵力庞杂，税负沉重，加之此前常年战乱，民心散乱，军纪不整。
虞允文到任第一天，不是急着阅兵，而是悄悄换上布衣，带两名随从进了成都街市。他在一家面馆坐下，听旁桌几位老汉闲聊，说到今年又多交了“粮折”，家里种的谷子刚收完就被催交。
虞允文轻轻问了一句：“这些苛捐杂税，官府有减过吗？”
老汉苦笑：“说减是说的，哪年真减过？”
第二天，虞允文回衙门，立即发文，下令暂停两税预收、免除折粮，并自掏腰包一百万缗，替百姓先缴了欠税。成都全城轰动，百姓涌到官署门口，高声称颂。
随后，他开始整顿军队。以前军中靠关系吃空饷的风气严重，一支万人兵马，实则能战者不过三千。
虞允文颁布“拣军令”，将士兵分三等，强者为战，中者后备，弱者裁撤。
整顿一月，清退虚报老弱兵万余人，节省军饷四百万缗。
有人劝他手下留情，他却说：“边防之地，不养闲人。兵若不精，将士必败。”
虞允文还亲自督查马政，严控贪污。他发现有地方官勾结牧商虚报买马数，克扣茶叶银两，于是毫不留情，罢免五名官员。
四川战马充足、军粮不缺、兵员精壮，在两年间恢复生机，成为日后北伐的战略后方。
这些政务听起来平淡，但在当时却是要命的改革。改革不在口号，而在一点一滴的实干。
虞允文靠自己脚下丈量、耳中倾听，手中提笔而治天下。
有人说，治理四川的三年，是他文官生涯最光辉的一段。也正是这一段经历，使他成为后期南宋政局中最被倚重的大臣。
三、入朝为相，他一件件平凡小事保住南宋根基
乾道五年（1169年），虞允文被任命为宰相，主管朝政。他没有摆官架子，依然每日按时上朝，批改奏章，处理事务。坚持“唯才是举”，每当朝中要任官，他都亲自过目名册。
有人说虞允文“记性奇好”，其实是他在民间时便暗中观察有德有才之人。他编了一本《材馆录》，上面记录了他见过的各地人才、姓情、事迹，有人甚至是他在地方官任内临时招待的门吏，也被记上一笔。
后来的赵汝愚、周必大、王十朋等人，皆由他举荐登堂入阁。他常说：“宰相不是自己干多少事，而是识得谁能干事。”
一次，有臣子在朝上争论是否放弃唐、邓两州以换得短暂和平。虞允文当场反对，他在殿前用手中笏板在地上画线，说：“此地若弃，北方寸土难守。今日之让，将来百姓必唾我等。”
孝宗听后沉默许久，虽最终仍被主和派所阻，但对虞允文的直言极为敬重。
除了政事，他还关心储位安稳。
太子早逝，储君多年未立。虞允文数次上疏请立太子，每次都言语恳切。他认为“储君者，国之重器。若无主，则民无依。”
最终，孝宗采纳建议，立皇子赵惇为太子，为南宋王朝稳住了根基。
虞允文甚至关注宫廷礼仪、军事牧地，一次太子欲巡视临安郊外，他上奏：“此地地势狭，若敌军犯境，骑兵难以回防，牧地宜迁镇江。”一语点醒皇帝。
乾道八年，虞允文年过六十，自请辞相，赴四川为宣抚使。他深知北伐需长备而非一朝之功，他回到四川，不再挥笔议政，而是踏实整军练兵。
只是虞允文再也没能等到北伐那一日。
淳熙元年（1174年），他因积劳成疾卒于成都，终年六十五岁。
孝宗痛哭流涕，下诏曰：“虞允文一人，堪抵百将。今日之后，再无可托中原之志者。”
后人评他，“一战转危为安，一人支柱朝局。”
连毛主席也曾评价：“虞允文，是千古一人。”
虞允文没有金戈铁马的威风，也没有封侯拜将的豪语。他只是一个写字的官员，但他用笔、用胆、用心，为南宋点燃了希望之火，让这个濒死的朝廷，又活了一百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