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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我绝不会让它沦为敌人的乐园！”
朱凡轻声说道，她的语气平稳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她一边说着，一边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尽管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她心底最深处迸发出来的，如同尖锐的针，直直地扎在身边朋友的心里。
朋友不由得侧过头看向她，只见朱凡的脸庞在灰暗的天色下愈发显得坚毅，那股由内而外散发的爱国热忱，在这压抑的环境中熠熠生辉，让人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震撼与感动 。
朱凡小时候日子过得不错。家里有钱，父亲开明，她从小就被送去读书。老师夸她聪明，父亲总说：“慧卿（朱凡原名陆慧卿），多读书，以后咱家也要有文化人！”
可这些好日子，到了“九一八事变”那年就没了。东北被日本人占了，上海的生意不好做，家里开始节衣缩食。朱凡看着父亲叹气的样子，问了一句：“爸，咱家也这么难，那那些穷人怎么办？”
父亲点了支烟，缓缓说：“穷人家，更惨啊。这就是国家不行，谁都过不上好日子。”
从那天起，朱凡总琢磨着：为什么日本人能欺负咱们？是不是咱们真的太弱了？
到了中学，抗日的事越闹越大，学校里有不少同学偷偷搞活动。朱凡一听有人组织抗议，马上说：“算我一个！”
有一次，她和同学们举着标语上街，路边的警察看不过眼，把他们拦下来。
“你们几个，干什么的？想造反啊？”警察吼得凶。
朱凡站了出来，说：“日本人杀我们的同胞，我们喊几句也不行？”
“放肆！”警察拽着她的手，把她带走了。
在局子里，一个官员问：“你是哪家姑娘？谁教你闹事的？”
朱凡一点不怕，直挺挺地站着：“没人教我，报纸上都写了，日本人侵略东北，杀咱们的百姓，这还用别人教？”
官员气得直拍桌子：“小丫头片子，你知道这事有多严重吗？”
“知道啊，不严重我们干嘛出来喊话？”朱凡冷冷回了一句。
就这么着，朱凡成了学校里抗日运动的领头人，大家都服她。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
朱凡家彻底垮了，但她心里反而更清楚该做什么。
一次，她的朋友问：“接下来呢？还闹下去？”
朱凡点点头：“闹，为什么不闹？咱们家没了，别的老百姓也一样。我不信日本人能得意一辈子。”
她很快加入了地下组织“雪影社”。在一次聚会上，负责的人问她：“你写的这些宣传稿不错，但你有没有想过去做点更实在的事？”
“实在的事？”朱凡疑惑。
“比如到前线去，教孩子，宣传抗日。”
朱凡一听眼睛亮了：“可以啊！去哪儿？”
“江南，那里需要你这样的人。”
没多久，她背起行李，去了江南抗日根据地。
到了江南，朱凡开始教书。她对孩子们说：“书要读，咱们得知道为什么读。读了书，咱们才能知道谁欺负咱们，才能跟他们斗！”
一个小男孩举手问：“老师，咱们这么穷，怎么斗得过日本人？”
朱凡笑了笑：“你小小年纪，怎么就知道穷了斗不过？人多了，咱们心齐了，就不怕他们。”
朱凡的课不仅让孩子们喜欢，连大人都跑来听。可她知道，教书是一方面，干大事还得靠更直接的行动，她深知，若要干一番真正的大事，仅仅依靠三尺讲台的传授远远不够，还得凭借更直接、更有力的行动。
1940年，朱凡正式加入共产党，成了一名情报员。这活儿可不好干，不仅需要胆量，还得会装傻。
有一次，她带着一份重要的情报，假装挑着菜篮子赶集。路上遇到日军临检，她身后的同志吓得直冒汗，小声问：“姐，这回咋整？”
朱凡回头瞥了他一眼，低声说：“你别吱声，看我的。”
到了检查口，日军用生硬的中文问：“篮子，什么东西？”
朱凡笑着打开：“红薯，土豆，家里没粮了，出来买点。”
日军士兵检查了半天，挥手放行。走远后，身边的人才松了口气：“我刚才心都提嗓子眼了，你咋这么镇定？”
朱凡边走边说：“紧张有用吗？咱们做这行的，就得脸皮厚，胆子大。”
类似的惊险场景不止一次发生，朱凡总是用她的机智和冷静化险为夷。
1941年，日军对地下组织的搜捕愈发紧密。一次紧急会议上，同志们议论纷纷。
“最近敌人的动静不对劲，咱们是不是暴露了？”一个人压低了声音问。
朱凡点点头：“有可能，但咱们得赶紧调整，不然情报传不出去，前线可就麻烦了。”
“可你呢？他们的目标不就是你吗？”另一个人焦急地说。
朱凡耸耸肩，笑了笑：“我？没啥大不了的，重要的是咱们的情报得送出去。”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哨兵冲进来：“不好！伪军已经包围这儿了！”
屋里的人全都慌了，有人拿起桌上的文件问：“这怎么办？”
朱凡冷静地吩咐：“文件都烧了，东西收好。人，能走的快走！”
一个同志紧张地说：“那你呢？”
朱凡淡淡地回了一句：“我留下，我能多拖一会儿。”
门外的伪军开始叫喊：“屋里的人，投降！不然全都别想活命！”
屋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朱凡低声对大家说：“记住，咱们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这条路，不能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