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01
我叫李浩，十六岁那年，我背着简单的行李，揣着母亲给的两百块钱，踏上了南下打工的列车。
临行前，母亲杨秀莲站在村口，眼里含着泪，把仅有的积蓄塞进我口袋："浩子，好好干，别挨饿。"
那是2014年的夏天，骄阳似火，我们家的土房还在漏雨，母亲的背已经微微驼了，却仍坚持送我到村口那棵已有百年历史的老槐树下。
她用布包着两个鸡蛋，小心翼翼地递给我说："路上饿了就吃。"我知道，这两个鸡蛋她可能攒了好几天，舍不得自己吃，却毫不犹豫地给了我。
"妈，我一定会挣钱，让您过上好日子。"我紧紧握住她粗糙的手，这双手因常年劳作已经布满老茧，指节粗大，皮肤粗糙开裂。
这是我出发前对母亲许下的承诺，也是支撑我在异乡拼搏的动力。
南方的城市灯火璀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但对我这个刚到的农村孩子来说，却是一个陌生而艰苦的战场。
第一份工作是在电子厂流水线上，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眼睛盯着微小的零件，手指不停地重复同一个动作，工资只有两千多元。
宿舍里挤着八个人，夏天闷热潮湿，冬天阴冷刺骨。我省吃俭用，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连感冒发烧都硬撑着不去医院，第一个月就给母亲寄回了一千元。
之后，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和不断地换工作，我的收入逐渐提高。
"浩子，钱收到了，你自己留着用吧，妈不缺钱。"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充满了关切。
"妈，您收着吧，我这边挺好的，吃穿不愁。"我撒了谎，其实那时候我每天只吃两顿饭，为的就是多存点钱寄回家。
第三年，我从流水线工人升为小组长，带领十几个工人工作，每月能拿到五千多元。
我开始学习各种技能，英语、电脑、销售技巧，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充电。
第五年，我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人脉，开始尝试小额贸易，收入更是翻了几番。
到了第七年，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生意，租了一个小仓库，雇了两个员工，每月收入稳定在两万元以上。第九年，我的贸易公司小有规模，年收入已经超过五十万元。
九年来，我坚持每月给母亲汇款。
刚开始是每月一千元，后来增加到三千元，五千元，一直到最近的每月两万元。
这些钱对我来说并不轻松，特别是创业初期，我时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想到母亲一个人在老家辛苦，我咬咬牙也要把钱寄回去。
我想着，等再过几年，我就可以回老家，帮母亲盖一座宽敞明亮的新房子，让她享享清福，弥补这些年对她的亏欠。
但是，命运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
02
那是2023年春节前，北方已是白雪皑皑，我决定回家看看母亲，顺便商量一下盖新房的事情。
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再转汽车，最后走了五公里的土路，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村口的老槐树依然挺立，只是树干又粗了些，树皮上的沟壑更深了，就像母亲脸上增添的皱纹。
远远地，我就看到了那座熟悉的土房，墙面斑驳，门窗残旧，几块砖头松动得厉害，屋顶的瓦片有几处明显的破损，看起来随时可能坍塌。
和我离开时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甚至更破旧了。心里顿时涌起一股疑惑：我这些年寄回的钱，母亲都用到哪里去了？
推开吱呀作响的院门，母亲正在灶台前烧火做饭，袅袅炊烟从破旧的烟囱中升起，在寒冷的空气中格外明显。
火光映照着她瘦削的身影，将她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射在斑驳的土墙上。
灶台上的铁锅里，咕嘟咕嘟煮着一锅简单的白菜豆腐汤，散发出淡淡的香气，但也掩盖不住屋子里的潮湿霉味。
院子里的老槐树无声地伫立着，枯黄的落叶在寒风中打着旋，像是一封封无法传递的家书。
看到我，她惊喜地丢下手中的锅铲，快步迎上来，那锅铲"当啷"一声掉在了灶台边的石板上："浩子，你回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去车站接你啊！"
她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眼里闪着泪光，那双粗糙的手不停地抚摸着我的脸，仿佛在确认我不是幻影。
我紧紧抱住她，发现母亲比我记忆中更加瘦小，背也更驼了，似乎一阵风就能吹倒。
她的身体在我的怀抱中显得那么单薄，骨头几乎硌在我的胸口上，让我心头一阵刺痛。
她身上还有着我熟悉的气息——草药、柴火和阳光的混合味道，那是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
她的衣服打着补丁，一件蓝色的棉袄已经洗得发白，右肘和前襟各有一块深色的补丁，针脚虽然细密却显得突兀。
手上的老茧更加明显，那是常年劳作的痕迹，像一张张地图，记录着她的辛苦岁月。
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犹如刻在黄土上的沟壑，每一条都是风霜雨雪的见证。
头发已经全白了，在阳光下如同披了一层薄霜，这让我心疼不已。
她的双唇有些干裂，眼角的鱼尾纹深深地刻在脸上，却在笑起来时显得格外温和。
"妈，我这不是想给您一个惊喜吗？"我笑着说，但心里的疑惑更深了，眼前的一切与我想象中的景象相去甚远，"您怎么还穿这么破的衣服？"我指了指她袖口那块色泽明显不同的补丁，那是我记忆中十几年前就有的老衣服。
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伸手抚平了那块补丁，仿佛在爱抚一个老朋友："这衣服还暖和着呢，再穿几年没问题。"
她的眼神中透露出节俭的自豪，是那种历经贫困岁月的人特有的表情。
晚霞透过残破的窗户映在她的脸上，为她的白发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她拉着我进屋，脚步虽然蹒跚却异常坚定，仿佛我还是那个需要引导的小孩子。
屋里还是那些旧家具，陈旧的木柜上落满了灰尘，几只瓷碗整齐地摆放在碗橱里，釉面已经出现细密的裂纹。
甚至连我小时候用的破桌子都还在，桌腿已经摇摇欲坠，用几块砖头垫着保持平衡，桌面上的刀痕和墨迹依然清晰可见，那是我童年留下的痕迹。
唯一的变化是墙上挂了一台小电视，看样子已经用了好几年，屏幕有些发黄，音量按钮明显磨损，旁边的电线用胶带简单包扎着。
母亲似乎注意到了我的目光，自豪地说："这是村里统一购买的，信号不太好，但能看新闻。"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霉味，掺杂着老旧木材特有的气息，墙角有明显的水渍，看来每逢下雨就会漏水。
03
窗户边的墙皮已经脱落，露出下面斑驳的土坯，一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被小心地用相框保护着，摆在床头最显眼的位置。
"妈，您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我寄回来的钱，您都用在哪了？"我试探着问道，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不那么急切，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那张熟悉的老桌子，感受着木头的纹理。
母亲愣了一下，疑惑地看着我，手停在了围裙上，那条围裙已经洗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边缘处开始磨损："什么钱？你只寄过一次一千块钱，就是刚去的那会儿。后来就再没寄过了。"她的表情十分自然，完全没有说谎的迹象，眼神清澈如同山间的溪水。
当时我还用这钱给自己买了一件棉袄和一些年货。"
母亲拿出她的存折，上面只有八百多元的余额。她解释说："这还是我平时做点零活攒下的。去年帮村里人缝了几件衣服，又帮着剥了一个月的玉米，才攒下这点钱。"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如果母亲没收到这些钱，那么一百八十多万元去哪了？谁拿走了这些钱？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更是我九年来辛苦打拼的心血啊！
"妈，您这些年有没有发现存折或身份证丢过？"我问道。
母亲想了想，摇头："没有，我很少用存折，身份证一直锁在抽屉里，前年办低保的时候才拿出来用过一次。"
我又问："那您平时会把这些证件借给别人用吗？"
"不会！这种重要东西怎么能随便借人？"母亲坚决地说。
我决定一查到底。
第二天一早，我和母亲一起去了县城的信用社。
柜台后坐着一位年轻的女职员，梳着马尾辫，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二十多岁。
我把情况简单说明后，她帮我们查询了汇款记录。
"李先生，您的汇款确实都已到账，并且都已被支取。"女职员看着电脑屏幕说道，目光不时地瞟向我们，显然对这种情况也感到好奇，"根据记录，取款人使用的是杨秀莲女士的身份证和存折。
您看，这里有签名和指纹确认。"
我和母亲面面相觑。母亲再次确认："我真的没取过这些钱，我的存折和身份证一直锁在家里的抽屉里，钥匙也只有我一个人有。"她的声音有些发抖，显然对这个发现感到震惊和恐惧。
"请问可以调取取款时的监控录像吗？"我问道，这或许是唯一能揭开谜团的方法。
女职员犹豫了一下，推了推眼镜："这需要得到主管的批准，而且早期的录像可能已经被覆盖了。
04
我们一般只保留最近三个月的录像。"
就在这时，一位中年男子从里间走出来，微微有些发福，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一看就是那种见多识广的人。
他问道："出什么事了？"
女职员解释了情况，这位男子自我介绍说："我是信用社的主管杨志，李先生，请跟我来办公室详谈。
这种情况比较复杂，我们需要好好了解一下。"
在杨志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我更详细地说明了情况，包括九年来的每次汇款金额和日期。杨志听完，眉头紧锁，
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这确实很奇怪。按照规定，取款必须本人亲自办理，需要验证身份证和存折，还要签字和按指纹。
如果有人冒领，那么这个人一定对您母亲的情况非常了解，甚至可能是熟人。"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我可以帮你们调取最近一年的监控录像，但更早的恐怕已经没有了。"
杨志操作电脑，调出了几次取款的监控画面。
画面中，一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人正在柜台前办理业务。
由于角度和画质问题，无法看清楚这个人的脸。
但我注意到这个人的身高和体型与我认识的一个人很相似，只是当时我不敢确定。
"这人是谁？为什么要遮掩自己的脸？"我心中的疑云更浓了。
如果是母亲本人取款，为什么要戴口罩和帽子？如果不是母亲，那又是谁能轻易取走这么多钱？
杨志帮我们打印了详细的交易流水，上面清晰地记录着每一笔汇款的到账和支取时间。
所有的钱确实都已经被取走了，没有一分钱剩下。
更令人疑惑的是，每次取款都是在汇款到账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这说明取款人非常清楚汇款的情况。
回到村里，我细细检查了母亲存放证件和存折的抽屉。
这是一个老式的木抽屉，上面有一把铜锁，看起来已经用了很多年。
抽屉上的锁完好无损，里面整齐地放着母亲的身份证、存折和一些重要文件，如房产证和低保证明。
这排除了外人破门而入的可能性。
"妈，您平时会把存折和身份证借给别人用吗？"我又一次确认道。
母亲坚决地摇头，眼神中透着委屈："不会。
这些东西我从来不借给任何人，连你三叔来家里时，我都会把抽屉锁好。这是我的习惯，你爸在世的时候就教我的。"
三叔杨建国是村里有名的"能人"，做过村主任，现在在县城有些小生意。他经常来看望母亲，帮她干些重活，修修补补，在村里人缘不错。
每次来，他都会带些水果或者日用品，对母亲嘘寒问暖，看起来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我决定去找村支书张大山了解情况。
张支书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村里住了一辈子，对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
他听了我的疑惑，摇摇头说："秀莲这些年一直很节俭，从没见她大手大脚花钱。要说她有一百八十万元，那不可能。
她连新衣服都舍不得买，冬天生病了也舍不得去大医院，只是在村卫生室拿点药就算了。"
张支书的话进一步证实了母亲的说法：她确实没有收到过这些钱。
但问题又来了，如果不是母亲，谁会取走这些钱？
05
无奈之下，我又前往县城的邮局查询。
邮局工作人员查阅记录后表示，汇款都是正常送达的，每次取款都是凭借通知单和身份证完成的。
但由于人员流动大，时间久远，他们无法提供具体的取款人外貌特征。
"李先生，按照规定，只有收款人本人才能凭身份证领取汇款。
如果有人冒领，那就是违法行为，您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工作人员建议道。
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报案也是徒劳。调查陷入了死胡同。
一百八十万元就这样凭空消失了，这让我夜不能寐。
一天晚上，我独自坐在院子里抽烟，思考着这个谜团。
月光下，老屋的影子斜斜地投在地上，显得更加破旧。
忽然，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设局引蛇出洞。
我向村里人透露说，我准备再汇一笔十万元给母亲，用于盖新房。
这个消息很快传开，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了。
我甚至特意在和三叔闲聊时提到了这件事："三叔，我打算再汇十万元给我妈，您看她这房子，实在太破了，该重新建一下了。"
三叔一边抽着烟，一边点头："是该盖新房了，你妈这些年苦了。对了，啥时候汇啊？"
"后天吧，"我故作随意地说，"到时候麻烦您帮我妈收一下，她年纪大了，去银行不方便。"
三叔拍了拍胸脯："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你妈跟我是邻居，我照顾她是应该的。"
他的热心让我更加怀疑。
然后，我去信用社找到杨志，说明了我的计划："杨主管，我想请您帮个忙。
我会再汇十万元给母亲，但这次请您密切关注取款人的身份。
一旦有人来取，立即通知我。"
杨志思考了一下，点点头："好，我会安排人特别留意。这种冒领行为确实应该查清楚。"
我在县城的小旅馆住下，焦急地等待"猎物"上钩。
这十万元是我的一大笔积蓄，但为了查明真相，值得冒险。
汇款后的第四天下午，杨志急急忙忙打来电话："李先生，有人来取款了，您快来！"
我立刻赶到信用社，心脏怦怦直跳。
隔着玻璃窗，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柜台前办理业务。
看清楚人后李浩震惊的瞳孔收缩，整个人瘫软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