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昌起义爆发前北洋军事将领为袁世凯复出造势
袁世凯罢官之初，北洋军事将领就对载沣的处置就颇有微词，但是也不敢明目张胆表达不满，只好暗中为袁世凯复出造势，先是利用满汉矛盾为袁世凯复出制造舆论优势，其后随着时局的不断发展，付诸于实际行动。
首先，收买袒护袁世凯的报纸，为袁世凯复出创造舆论。满汉矛盾，始终是清朝统治者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
光绪三十二年中央官制改革时，清政府曾明确规定新成立的各部堂官设尚书一名，侍郎两名，满汉不分。但是这项指令并没有得到切实贯彻，出任高级职位的大多都是满人，而汉族官僚则出任大量次要的职务，他们意见纷纷，对清政府的信任也大打折扣。
但是满人并未因此而停止专政的脚步，据统计，光绪三十四年，北京52个高级职位中，满人有27人，在军机处和内阁，满汉比例大致相当。但是载沣柄权后，军机大臣、各部尚书等15个高级职位中，满人占据10个职位。满族官僚与汉族官僚之间已到了水火两不相容的境地。袁世凯的罢黜，从某方面来说亦是满汉之争的牺牲品。
为给袁世凯创造复出机会，北洋军事将领开始在坊间制造舆论，买通报馆并散布“排袁即排汉，袁去拳匪将起”，罢黜袁世凯就是“实行排汉也，反对立宪也”等谣言，煽惑中外。企图利用舆论的压力，迫使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
宣统元年坊间即有报纸呼吁重新起用袁世凯，至宣统二年，呼吁袁世凯复出之声不绝于耳。对《申报》宣统元年至宣统三年的报道做过相关统计，与袁世凯相关的消息共计62则，其中涉及袁世凯“复出”问题的报道则多至35则。
骆宝善先生亦曾对天津《大公报》与奉天《盛京时报》两家报纸的报道进行过相关统计，其中与袁世凯有关的报道共计106则，论及“复出”问题的多达64则。在这些新闻报道中，举荐或力劝袁世凯复出者不仅涉及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还包括张人骏、孙宝琦、袁树勋、朱家宝、宝棻等封疆大吏，内阁总、协理大臣奕劻、那桐、徐世昌，甚至包括载涛、载洵等皇族成员。
虽至武昌起义前，清政府也没有起用袁世凯，但是北洋军事将领利用满汉之争进行的舆论宣传，确实为袁世凯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同情。其次，为袁世凯复出奔走造势。北洋成员不只在舆论上为袁世凯复出造势，还将其付诸行动。
动员京城内外大员，如奕劻、那桐、陈夔龙等，请他们为袁世凯复出活动。从北洋军事将领为袁世凯复出制造舆论、走访亲贵这两件事上，可知他们的行动大多秘密进行，或假手于人，故见诸史料者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为袁世凯复出所做的谋划远远不止于此。
二、武昌起义爆发与北洋新军的调拨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在熊秉坤的带领下，杀死反动军官，率先发难。在熊秉坤指挥下，进军楚望台军械库，与军械库的革命党人里应外合，一举占领楚望台。革命士兵推举曾参加日知会的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
经过一夜激战，至黎明时分，革命军攻克督署，湖广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张彪先后仓皇出逃，起义取得了胜利。鲍威尔认为武昌起义的爆发，“标志着满清改良运动的失败和终结”，而这场改良运动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使清政府的武装力量现代化，故其将此次革命看作是“一次陆军的叛变”。
陈旭麓先生认为虽不能把武昌起义孤立地看作是“士兵革命”，但是湖北新军在起义中确实发挥了主要的战斗作用。其实，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与湖北新军的革命倾向，清政府是早有察觉的。
早在光绪二十九年，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就曾留意到湖北新军中的革命活动，曾试图“收买”具有激进爱国倾向的留日学生吴禄贞，以防止此类人物的爱国情怀危及清政府的统治。光绪三十二年，在湖南与江西边界爆发的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张之洞大为震惊，决心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对付革命团体。在官员的打击下，湖北革命陷入低谷。
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出任军机大臣后，湖北的革命活动再度活跃起来。革命党人继续在新军中宣传革命，散发书刊，组织革命活动。至武昌起义爆发前，湖北新军的绝大部分士兵已革命化，新军中的革命势力已远远超过反革命势力，这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至八月二十日，革命军占领武昌，成立湖北军政府，以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出任都督。二十一日，在革命军占领汉阳、汉口后，湖北都督府通电全国，宣告武汉光复。武昌为天下重心，若武昌失守则长江一带不堪设想。
八月二十日，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及内阁成员盛宣怀、荫昌、毓朗等人在内阁公所商议应对策略，决定选派陆军两镇南下镇压革命，并于当日将商议结果告知摄政王载沣，但是清政府当日并未降下相关谕旨。
至十月二十一日上午，清政府才正式宣布上谕：“此次兵匪句通，蓄谋已久，乃瑞澂毫无防范预为布置，竟至祸机，猝发省城失陷，实属辜恩溺职，罪无可逭。湖广总督瑞澂著即行革职，戴罪图功。仍著暂署湖广总督，以观后效。”同时，“著军谘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拨赴鄂剿办。
一面由海军部加派兵轮，饬萨镇冰督率前进。并饬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陆军大臣荫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并著瑞澂会同妥速筹办。务须及早扑灭，毋令匪势蔓延。”但是，当日谕旨中仅说明派出陆军两镇，但并未指明是哪两镇，故荫昌并未即刻启程南下。
三、袁世凯与北洋军事将领联络案例分析——以冯国璋为例
武昌起义爆发后至袁世凯启程南下期间，与北洋军事将领的信函往来并不多，据《袁世凯全集》，通函者仅有通永镇总兵田文烈、直隶提督姜桂题、江南提督张勋、革职人员倪嗣冲、段芝贵、军谘冯国璋、总兵徐邦杰、前江北提督王士珍等人，不仅这些信函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私人事由，譬如复函感谢姜桂题前来贺寿等，而且很大一部分通函人员已经去职，故可做分析者并不多。
冯国璋是北洋军事将领中的代表人物，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又担任清政府组编第二军的统帅，故通过梳理二人自武昌起义爆发至袁世凯南下期间的联络，对分析调拨南下的北洋新军与袁世凯的关系，以及袁世凯的复出等问题均有裨益。
既然清政府已经于八月二十一日派荫昌领兵南下，为何时隔两日后，又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与荫昌并肩指挥？时人当时有如下记载：“荫昌督师，在当时已有点勉强。荫虽是德国陆军学生，未曾经过战役，受命后编调军队，颇觉运调为难。
其实此项军队，均是北洋旧部，人人心目中只知有‘我们袁宫保’”，其言下之意，即整编南下的北洋新军皆是袁世凯旧部，荫昌是指挥不动的，故而会有起用袁世凯之召。其实，这种说法影响深远，直至现在，仍有不少学者据此断定清政府起用袁世凯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荫昌无力指挥北洋新军”。
依据陶菊隐记载，冯国璋于八月二十二日抵达彰德，且当时身份是“南下作战的军统”。事实上，此时清政府只是派出荫昌南下督师，直到二十三日才有对冯国璋的任命。
袁静雪的记载就更不符合事实，清政府整编三军时，并未授予段祺瑞任何职任，袁世凯奏请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官的时间为九月初三日。首先，关于三人所说荫昌、冯国璋都曾至彰德向袁世凯请示机宜的表述是符合事实的，关键问题是二人抵达彰德的时间。
据八月二十七日，袁世凯复冯国璋函，“前夕荫帅过彰，接谈片时”，可知荫昌道经彰德的时间为八月二十五日。此时清政府已有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上谕。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亦于二十七日致电袁世凯，告知第一军出发情况，“第四镇廿六卯刻已运完。
在清军首战失利后，荫昌与前线的北洋军将领都认为应该筹备妥善，不宜快速反攻。而这恰恰与清政府“妥速筹办”、“及早扑灭”的初衷相背离，故而清政府在荫昌在信阳、孝感之间停留四日后，决定调回荫昌，授予袁世凯军事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