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孙中山，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一生，是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充满了曲折与传奇。从早年的求学经历，到后来的革命生涯，再到为捍卫共和而进行的艰苦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孙中山始终坚定地追寻着心中的理想，为改变中国的命运而拼搏。
早年求学与思想觉醒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幼名帝象，读书时取名文，号日新，字德明，1886年改号逸仙 。父亲孙达成以务农为生，年轻时还在澳门当过鞋匠。尽管家境贫寒，但孙中山从小就展现出对知识的渴望和对世界的好奇。1875年，9岁的孙中山入村塾读书，接受传统教育，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文化，为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
1878年，孙中山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他的长兄孙眉在檀香山经商致富，将孙中山接到了檀香山，开启了他的西式教育之旅。在檀香山，孙中山先后就读于英美教会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和奥阿厚书院。意奥兰尼学校的课程设置丰富多样，除了英语、算术、历史、地理等基础学科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和社会责任感。
在这里，孙中山不仅掌握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还接触到了民主、平等的思想观念，这对他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奥阿厚书院则更加强调宗教教育和西方文化的深入学习，孙中山在这里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1883年，孙中山回到中国，随后前往香港继续求学。在香港，他先后就读于拔萃书室和域多利书院。这两所学校同样注重西方知识的传授，孙中山在这里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政治、历史、军事、科学等知识，进一步深化了他对西方文明的理解。
同时，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让孙中山有机会亲身感受到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也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落后和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这段经历促使他开始思考如何改变中国的现状，救国救民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种下。
1892年，孙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随后在澳门镜湖医院行医，出任西医局首任义务医师。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赢得了当地百姓的赞誉。然而，在行医过程中，孙中山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医术只能医治人的身体，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
此时，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让国家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中法战争的惨败更是让孙中山深感痛心，他意识到，只有通过政治变革，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独立。于是，他毅然决定放弃“医人生涯”，投身于“医国事业”，从此踏上了充满坎坷与挑战的革命之路。
革命之路的艰难探索
1894年，孙中山怀揣着救国的希望，北赴天津，渴望能见到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倾诉自己的救国主张。他精心撰写了一封长达八千多字的《上李鸿章书》，在书中，他提出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中国的富强。然而，他的满腔热情却遭到了无情的冷遇，李鸿章并没有接见他，上书也如石沉大海。这次碰壁让孙中山彻底认清了清政府的腐朽本质，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推翻清政府的决心。
同年，孙中山前往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正式开端。在兴中会的入会誓词中，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明确了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目标。这一主张犹如一声春雷，在沉寂的中国大地上激起了千层浪，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1895年，孙中山带着郑士良、陆皓东等人回到广州，密谋发动起义。他们计划在重阳节当天，利用广州地区会党力量，突袭广州城，夺取政权。然而，由于计划泄露，起义还未发动就遭到了清政府的残酷镇压。陆皓东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成为了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牺牲的第一人。孙中山则被迫流亡海外，开始了漫长的海外革命生涯。
流亡期间，孙中山并没有放弃革命的信念，反而更加积极地在海外宣传革命思想，联络华侨和国际友人，为革命事业寻求支持。1896年，他在伦敦被清廷驻英使馆诱捕，险些惨遭杀害。幸运的是，在英国友人康德黎的营救下，孙中山最终脱险。这次经历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的危险性和复杂性，但也进一步坚定了他革命到底的决心。脱险后，孙中山在英国停留了一段时间，深入研究了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汲取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和经验，为他后来提出三民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1897年，孙中山抵达日本，开始结交日本朝野人士，为反清武装起义做准备。在日本期间，他先后结识了宫崎寅藏、平山周、犬养毅等众多日本友人，其中不少人都对他的革命事业表示同情和赞助。这些日本友人不仅为孙中山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还在革命活动中给予了他许多帮助和建议。同时，孙中山还积极发动华侨参加兴中会，扩大革命组织，使兴中会在海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1900年，国内局势风云变幻，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清政府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孙中山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绝佳时机，于是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三洲田发动起义。起义军迅速集结，士气高昂，曾连败清军，一度发展到两万多人。
然而，由于起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革命党人未能有效地发动群众参与，加之无法从台湾运送枪械至起义军，最终因弹尽粮绝，并遭到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而失败。郑士良率领少数精锐退回香港，惠州起义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政治和精神上给了清政府沉重打击，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为后来的革命斗争积累了经验。
同盟会成立与革命高潮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意识到，要想实现推翻清政府的目标，必须团结和联合更多的革命力量。1905年，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努力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多个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合并，组成了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大会通过了《中国同盟会会章》，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提出，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了革命党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和黄兴便积极在国内外各地建立和发展同盟会的地方组织。在中国国内设立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5个支部；海外设立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在此后的几年中，同盟会相继在香港、布鲁塞尔、柏林、巴黎、新加坡、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河内、仰光、曼谷、美国、加拿大等地建立了分会，会员数量迅速增加，革命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壮大。
在积极发展组织的同时，孙中山还领导革命派与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以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双方围绕着是拥满还是反满、是维护清政府行君主立宪还是推倒它新创民主共和国、是革命会引起瓜分和内乱还是用革命去消除内乱与瓜分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这场论战持续了数年之久，通过激烈的交锋，革命派充分揭露了改良派的反动本质，揭穿了他们对革命的歪曲宣传，使许多人摆脱了改良派的影响，转向革命，为辛亥革命做了进一步的思想、舆论准备。
在和改良派论战的同时，孙中山还在国内外广泛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积极地筹划武装起义。1907年至1911年的四年中，他连续组织和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包括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马笃山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均告失败，但在政治和精神上都给了清政府以沉重打击，动员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为辛亥武昌起义准备了条件。
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多次起义中最为壮烈的一次。起义前，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精心策划，组织了八百多名敢死队，准备一举攻占广州城。然而，由于消息泄露，清军加强了戒备，起义最终失败。起义失败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收殓牺牲的革命党人遗骸72具，葬于广州郊外的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所展现出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激励着无数中国人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前奏。
中华民国的创建与挫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武昌起义的枪声如同一颗火种，点燃了全国革命的烈火，革命军在短短3天之内就占领了武汉三镇。消息传来，孙中山正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他立即在欧美各国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各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然而，由于当时欧美各国对中国革命采取观望、敌视态度，孙中山的努力收效甚微。
尽管如此，武昌起义的胜利还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11月24日，孙中山在革命党人的一再催促下，从法国马赛启程回国；12月25日抵达上海。四天后，在17省代表会议中，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宣告终结。
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虽然时间短暂，但他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努力。在短短三个月内，他颁布了三十多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例如，在政治上，他主张建立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在经济上，他鼓励发展实业，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文化教育上，他提倡废除封建教育制度，推行新式教育，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人才。此外，孙中山还在3月11日公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为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然而，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稳定。当时，中国北方仍是清政府的统治范围，全国存在着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一方面，投机革命的立宪党人、官僚、政客钻进了革命政权的内部，进行破坏和捣乱；另一方面，清政府起用了袁世凯来绞杀革命。
袁世凯得到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在南北议和会议上，革命党人被迫向袁世凯妥协，双方代表约定，如果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由他担任民国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下诏退位，清朝覆灭。三天后，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至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孙中山辞职后，起初还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希望他能够遵守承诺，维护共和制度，致力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他于8月24日应邀到达北京与袁世凯会商内政纲领时，为表示真诚合作，声明辞去正式大总统候选人，请袁世凯于十年内练精兵百万，自己则以在野的身份，专力从事社会实业活动。
9月，孙中山接受袁政府的任命，担任全国铁路督办，立志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同年秋季，孙中山先后考察了华北、华中的北宁、津浦和胶济等铁路线；10月14日，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正式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又设立了铁路督办办事处，进行统筹安排。此外，孙中山还主张发展钢铁业和制造业，提倡多办学校，培养大量人才。为此，他于1913年2月亲赴日本考察工业建设情况，争取日本在经济和技术上给予支持和帮助。
然而，袁世凯的野心很快就暴露无遗。1913年3月，国民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取得了绝对多数议席。正当宋教仁想借此出任内阁总理之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这一事件震惊了全国，也让孙中山彻底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紧接着，袁世凯于4月26日，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用以扩充军队，对付国民党，镇压革命。
孙中山得知宋教仁死讯后，于3月25日立即从日本长崎赶回上海。回国后，他立即召开国民党骨干会议，提出“先发制人”的手段，极力主张在南方各省组织讨袁军，进行“二次革命”。然而，由于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力量分散，加上袁世凯早有准备，二次革命很快就遭到失败，孙中山再次被迫流亡日本。
捍卫共和的不懈斗争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继续号召推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中华革命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在组织上更加严格，要求党员绝对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的种种罪行，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共同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然而，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发展受到了诸多限制，活动范围相对较小，影响力也不如同盟会时期。
1915年，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宣布改国号为洪宪帝国，自称皇帝。这一倒行逆施的行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护国运动迅速兴起。孙中山积极支持和参与护国运动，他派遣革命党人回国，组织武装起义，讨伐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下，袁世凯的帝制梦仅仅维持了83天就宣告破灭，他本人也在众叛亲离中忧惧而死。
袁世凯死后，中国并没有迎来真正的和平与稳定，反而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企图继续实行专制统治。孙中山为了维护共和制度，于1917年联合西南各军阀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他被推举为大元帅，誓师北伐，反对段祺瑞的独裁统治。然而，西南各军阀名为护法，实为争夺地盘，他们与孙中山貌合神离，并不真心支持护法运动。在桂系军阀和政学系的挟制下，孙中山的护法主张无法得到有效实施，最终被迫于1918年去职，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护法运动的失败让孙中山认识到，依靠军阀来实现民主共和是行不通的，必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和途径。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日后的奋斗奠定了新的基础。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更加完善，在政治纲领上也更加明确，强调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同时，孙中山开始关注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受到了俄国革命的启发，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被选举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再次组建政府，试图重新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此时的孙中山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他与粤系军阀陈炯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陈炯明企图割据广东，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1922年，陈炯明发动“六一六兵变”，炮击了孙中山的住所粤秀楼，孙中山在脱险后避入永丰舰再赴上海。这次兵变给孙中山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寻求新的革命道路的决心。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开始接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逐渐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3年，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并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此时的广州城虽已摆脱陈炯明的威胁，但摆在孙中山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局势复杂的局面。
孙中山回广州后，首要任务便是稳定军政局势。一方面，要整合内部军事力量。支持他的滇桂军队虽赶走了陈炯明，然而这些军队成分复杂，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指挥与纪律。滇军将领杨希闵、桂军将领刘震寰等，表面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实则心怀异志，他们拥兵自重，在广州城内横征暴敛，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也削弱了革命政府的公信力 。孙中山为了协调各方军事力量，耗费了大量精力，不断周旋于各将领之间，试图建立起一支真正听从革命指挥、纪律严明的军队。
另一方面，外部威胁依然严峻。陈炯明虽被逐出广州，但其实力犹存，盘踞在东江地区，时刻准备反扑。陈炯明残部多次对广州周边地区发动进攻，给革命政府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孙中山不得不组织军队进行多次东征，以彻底消灭陈炯明势力。这些军事行动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使孙中山认识到建立一支强大革命武装的紧迫性。
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积极筹备重建革命政权。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作为临时最高军政机关。大本营在机构设置上，涵盖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多个部门，但由于当时局势动荡，各项工作开展面临重重困难。财政上，革命政府入不敷出，税收来源有限，又要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只能依靠向商人借款、发行债券等方式维持运转，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外交上，西方列强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持观望甚至敌视态度，他们更倾向于支持北洋军阀，在国际上孤立孙中山的革命政权。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孙中山开始寻求新的革命道路和支持力量。在这一时期，他与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日益密切。苏俄在十月革命后，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这给孙中山带来了新的启示。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积极发动工农群众，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1924年1月，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这一举措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革命事业迅速发展。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以培养革命军事人才为目标，采用了新式的军事教育方法和政治教育理念。孙中山亲自兼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也在军校中担任重要职务。黄埔军校为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和政治人才，成为后来北伐战争的骨干力量。
此外，孙中山还积极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他认识到工农群众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只有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在他的支持下，广东地区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工会组织不断壮大，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农民协会纷纷成立，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等斗争。这些工农运动不仅为革命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使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然而，孙中山的身体状况却在此时逐渐恶化。长期的革命奔波和繁重的工作压力，使他积劳成疾。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曹锟政府，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为了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北上。11月13日，孙中山离开广州，经香港、上海、日本，于12月31日抵达北京。
此时的孙中山已身患重病，但他仍坚持与各方进行会谈，希望推动和平统一进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 。孙中山在临终前，留下了《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自己一生的革命经验，强调“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表达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未来中国的殷切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