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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那年娘为了有个依靠，带着我改嫁给了继父，而我却对这个继父没什么好感。
后来还因为对继父的怨恨，我一气之下跑去当兵，几年都没曾回过家。
然而没想到的是，后来我却要为了继父推迟自己的婚期。
01
一九七零年的春天，河南农村的麦田正泛着嫩绿，而我七岁的心却如同凋谢的秋叶。
那年娘牵着我的手，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我出生的小村庄，嫁给了邻村的李大山。这一天，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最深的伤痕。
我叫王文斌，生在河南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我爹是村里的民办教师，教书育人，在村里很受尊敬。
虽然我对爹的印象已经模糊，但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我拼凑出爹文质彬彬的形象，并以此为荣。
可惜一九六八年的一个冬夜，爹因病离开了，留下了我和娘相依为命。那时我才四岁，对死亡的概念懵懵懂懂，只知道爹再也不会回来了，娘的眼睛总是红红的，我们家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
娘是个能干的女人，为了养活我，她既要下地干活挣工分，又要照顾我的吃穿。我们家的房子是土坯房，冬天漏风，娘没钱买煤，就去地里捡麦秸和玉米杆回来烧。
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生病，小小的身子骨禁不住北方的寒冷。记得有一次，我发高烧到四十度，娘抱着我跑到公社医院，却因为没钱交不起医药费，只能求医生先给我打针，说下个月分了工钱再来还。
生产队分配活计时，总把最重的活分给娘，说她没有男人帮衬，多干点是应该的；爹的亲戚们对我们爱搭不理，仿佛我们欠了他们什么似的。
那年冬天，我发烧住院，娘去爹的大哥家借钱，结果被拒绝了。回来的路上，娘在冰天雪地里哭得像个孩子。第二天，二舅来了，看到这种情况，劝娘改嫁。
“小环啊，你才三十出头，带着孩子这么苦下去不是办法。隔壁李家村有个李大山，老实本分，会过日子，他媳妇难产死了，现在一个人过，要不你考虑考虑？”
娘先是断然拒绝，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艰难下去，她的坚持也在一点点瓦解。终于在那个春天，娘决定改嫁给李大山。
那天阳光明媚，村里的杏花开得正艳，娘却哭红了眼睛，收拾着我们简单的家当。我躲在屋里的角落，拒绝出门。
“建军，咱们走吧，以后会有更好的日子。”娘哭着说。
“不！我不去！我要等爹回来！”我哭喊着，紧紧抓住门框，不肯松手。
最终，娘还是把我带到了李家村，开始了我们新的生活。
李大山的院子比我们原来的家大一些，有一间正屋和两间偏房。他人如其名，身材高大魁梧，皮肤黝黑，说话声如洪钟，与爹的文弱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初见面时，李大山蹲下身子，从衣兜里掏出一双蓝布鞋，递给我：“孩子，这是给你的，穿穿看合不合脚。”
我看都不看，一把抓过鞋子，跑到院子里，将它们扔进了水缸，然后冷冷地站在一旁，倔强地看着李大山。
李大山的脸色变了几变，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屋。娘则羞愧地低下头，跟着进去赔不是。
那是我第一次公开对抗这个陌生男人，也拉开了我们多年对峙的序幕。
在新家的日子并不好过。虽然有了男人的帮衬，家里的日子稍微好转，但我内心的抵触却日益加深。
我始终无法接受娘改嫁的事实，认为她背叛了爹，也背叛了我。每次看到娘和李大山说话时那种亲密的样子，我都会感到一阵刺痛和愤怒。
李大山对娘确实不错，从不打骂，但对我，他却保持着一种冷淡的距离。他不打我，不骂我，但也很少和我说话。只有当我犯了错，他才会板着脸，严厉地训斥我。
“王文斌，男子汉要有担当，做错事就要认，不能推卸责任！”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而我则用沉默和对抗来回应他的一切，每当他叫我做事，我都会故意慢吞吞的，或者干脆装作没听见；他让我向右，我偏要向左；他说这事好，我偏说不好。
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日益恶化，有一次，我和村里几个男孩玩耍，不小心打碎了邻居家的窗户。李大山知道后，二话不说，拿起扁担就朝我屁股上抽。
“你凭什么打我？你不是我爹！”我哭着喊道，声音里满是怨恨。
他愣了一下，放下扁担，沉默良久，然后转身离去。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动手打过我，但我们之间的隔阂却越来越深。
一年后，娘给李大山生了个儿子，弟弟的出生，让我感到更加孤独和被排挤。李大山对弟弟疼爱有加，常常抱着他，逗他开心，而我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那些年，我唯一的慰藉就是学习，我如愿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那一年，我十六岁，未来似乎变得光明起来。
02
“将来考上大学，我就能永远离开那个家了。”这是支撑我度过高中艰苦岁月的信念。
高中的课业比初中要难得多，但我从不畏惧。然而命运似乎总是与我作对。一九八零年冬天，我正在读高二，某天放学回家，娘突然告诉我：“建军，下学期你就别去上学了，家里供不起了。”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娘，为什么？我成绩那么好，再坚持一年半就能考大学了！”
娘欲言又止，眼圈红了：“家里实在是……你还是听话吧。”
我看向坐在一旁抽旱烟的李大山，心中的怨恨瞬间爆发：“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不想让我上学？因为我不是你亲生的，你舍得花钱让弟弟上学，却不愿意再供我！”
李大山的脸色变了又变，最终没有说话，重重地把烟袋锅在桌上一磕，起身出去了。
我愤怒至极，当晚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趁着夜色离家出走。我先是去了爷爷家，希望他们能收留我，让我继续上学。
然而爷爷家的态度冷淡，只让我住了两晚，就委婉地表示家里地方小，我还是回自己家去吧。
我又辗转到了同学家，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张明，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绝望之际，张明给了我一个建议：“建军，要不你去当兵吧？当兵不仅有吃有穿，还能锻炼身体，最重要的是，部队现在也鼓励士兵读书，你还可以考军校呢！”
当兵？这个想法我从未考虑过，但此刻却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给了我新的希望。离开这个让我窒息的家，去更远的地方，开始全新的生活，这正是我所渴望的。
就这样，带着对家庭的怨恨和对未来的憧憬，我决定参军入伍，开始我的军旅生涯。
一九八零年，我通过了体检和政审，正式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我被分配到了西北边疆的一个步兵连队，开始了全新的军旅生活。
当火车穿过河南、陕西，最终抵达那片荒凉的戈壁滩时，我才意识到，我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这里的环境远比我想象的艰苦：冬天气温可达零下三十度，寒风刺骨；夏天烈日炎炎，气温高达四十度，沙尘暴时常肆虐，遮天蔽日；饮水全靠水车从几十公里外的水源地运来，每天的用水量都严格限制。
渐渐地我适应了部队的生活节奏，身体也变得强壮起来。每天的训练虽然辛苦，但我从不抱怨，因为在这里，我找到了归属感。
连队里的战友们来自全国各地，大家虽然口音不同，但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都成了彼此的依靠。
边防巡逻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烈日下，皮肤被晒得脱皮；寒夜里，呼出的气息瞬间结成白霜。但正是这种极端环境，锻造了我坚韧不拔的意志。
一九八三年春天，部队下发通知，要选拔优秀士兵参加军校考试。连长第一个推荐了我：“王建军这孩子有文化底子，从来不叫苦叫累，是个好苗子。”
这个消息让我欣喜若狂，我意识到，这是改变命运的又一次机会。我开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复习功课：
白天训练间隙，翻看笔记；晚上熄灯后，借着微弱的月光继续读书；甚至执勤时，也在脑中默默复习数学公式。
三个月的刻苦准备后，我参加了军区组织的统一考试。当成绩公布，我以优异的成绩被西安某军事院校录取时，我知道，我的人生即将迎来重大转折。
军校的四年学习生活比连队要轻松许多，但学业压力却大得多。这里不仅要学习军事理论和技能，还要学习文化课和专业知识。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毕业时被分配回原来的军区，成为一名排长。
这一年，我二十四岁，已经完全脱胎换骨，从那个怨恨满腹的农村少年，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定的军人。
回到部队后，我全身心投入工作，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认可。一九八六年，在一次军区组织的联谊活动中，我通过连长的介绍，认识了军区医院的护士张梅。
张梅比我小两岁，湖南人，性格温柔贤淑，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特别好看。我们一见如故，很快坠入爱河。
几个月后，我鼓起勇气向她求婚，她羞涩地点了点头。我们定下了一春节后举行婚礼的计划。
新年将至，我和张梅决定趁着假期回家探亲，向两边父母报喜。这将是我几年来第一次回家，心情既期待又忐忑。
火车缓缓驶入河南境内，熟悉的乡音在车厢里回荡，我的思绪也飘回了过去。记忆中的家，不知道变了多少。
我在心里默默改口，娘和继父现在过得怎么样？弟弟应该已经十多岁了吧？他们会欢迎我回家吗？
当我和张梅拖着行李，走过熟悉的村道时，一切似乎都变了，又似乎依旧如故。
远远地我就看到了坐在那里的人，却让我停住了脚步——李大山。他比我记忆中消瘦了许多，头发全白了，脸色蜡黄，正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
我犹豫着是否该上前，就在这时，他抬起头，看到了我。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一时间，谁都没有说话。
最终，还是他先打破了沉默：“回来了？”声音比记忆中沙哑许多。
“嗯，回来了。”我点点头，介绍道，“这是张梅，我未婚妻。”
他站起身，想要说什么，却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我这才注意到，他的脸色异常苍白，整个人看起来病恹恹的。
就在这时，娘从屋里出来，看到我，立刻泪如雨下：“建军，你可算回来了！”她跑过来，紧紧抱住我，仿佛要确认我不是幻觉。
进屋后，娘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问这问那，而李大山则坐在一旁，沉默不语，时不时咳嗽几声。我看着他病态的样子，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晚饭后，娘把我拉到一旁，声音哽咽地告诉我：“建军，你继父他……被诊断出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这个消息如同一道闪电，击中了我。虽然我与李大山的关系一直不好，但此刻，我心中却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
“他一直念叨着你，说盼着能在走之前见你一面。”娘抹着眼泪说，“这些年，你可能有很多误会……”
娘告诉我，当年她决定让我停学，并非李大山的意思，而是因为当时我姥姥突发中风，需要一大笔医药费。
家里的积蓄不够，李大山二话不说，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还向亲戚借了不少。
“当时咱家实在揭不开锅了，我一时着急，就做主让你别上学了。你继父不同意，说再穷也不能耽误孩子上学，他那段时间到处借钱，准备下学期继续供你。谁知道你却……”
听到这里，我心中如同翻江倒海。原来当年的事情并非我想象的那样。我因为误会和怨恨离家出走，去当兵，这一误会竟然持续了七年之久。
听着这些，我的眼眶湿润了。我走到李大山的房门前，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轻轻推开了门。他正躺在床上，听到动静，勉强撑起身子。
“不用起来，你好好躺着。”我走到床前，声音有些哽咽，“我……我来看看你。”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垂下眼帘：“我没事，就是有点累。听说你当排长了，不错，有出息。”
我们之间的对话依然生硬，但空气中的敌意已经消散。我们都有太多想说的，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离开他的房间时，我心中已经做出了决定。
回到自己的房间，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张梅，然后提出：“我们的婚礼，能不能往后推一推？等……等他的病情稳定一些。”
张梅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她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点头答应：“我理解，我们可以等。”
我鼓起勇气，走到李大山面前，说出了这个决定。没想到，他却激动地反对：“不行！你们的婚事不能因为我耽误。我……我想在有生之年，看到你成家立业。”
他的眼眶红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倔强的男人流露出如此脆弱的一面。
最终，在李大山的坚持下，我和张梅决定如期举行婚礼。
当我和张梅按照当地习俗，给长辈敬茶时，轮到李大山时，我犹豫了一下，不知该如何称呼。
过去我从不叫他“爹”或“爸”，总是直呼其名或不说话。但此刻，看着他消瘦的身影和期待的眼神，我鼓起勇气，弯下腰，恭敬地叫了一声：“爹，请喝茶。”
这一声“爹”，仿佛打开了多年来我们之间的隔阂。李大山的手明显颤抖了一下，茶水洒了一些在衣襟上，他却浑然不觉，眼中噙着泪水，颤颤巍巍地接过茶杯。
“好，好，好！”他连说三个“好”字，声音哽咽，“文斌长大了，有出息了，我……我很欣慰。”
令人欣慰的是，继父的生命比医生预计的要长。他一直坚持到那年秋天，比预期多活了近半年。或许，正是因为心结的解开，给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力量。
一九八七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李大山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艰难地说：“建军，照顾好你娘和小山，你……是个好孩子，我以你为傲。”
我紧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爹，您放心，我一定会的。”
李大山走后，我帮助处理了后事，又多留了一段时间，确保娘和小山的生活安顿好。
临回部队前，我站在李大山的坟前，心中感慨万千。娘带我改嫁，因怨恨继父我跑去当兵，却未曾想到，最终会为他推迟婚期，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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