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女人阿包，在27岁被拐卖那年，第一次产生要写点东西的念头。
那天早上8点多，火车徐徐停靠在贵阳站。下车后，听到熟悉的嘈杂声音，她才敢确信真的回家了，终于逃离一场劫难。她想，要把经历写下来，等两个年幼的女儿长大后给她们看，“知道我那些日子是怎么过的”。
阿包只上了两年学，不知道如何下笔。她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与写作毫无关联的谋生上：幼年开始帮家里干活，婚后扫厕所、掏粪、搬水泥、卖菜，在医院做保洁、重症监护室做护工，搞家政，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奔波在20多户人家。
靠着一双指关节被磨得粗大的糙手，阿包全力托举两个女儿读了大学。大女儿生孩子后，为了让她安心创业，阿包又帮忙带了两个外孙好几年。
直到2018年阿包50岁，写作念头才被意外激活。作家、大学教授潘年英病得严重，希望阿包能照顾他一段时间。他们很多年没联系了，再次见面，彼此经历了人生几度秋凉，阿包的丈夫也生病去世，都有恍如隔世之感。阿包说起过往，潘年英倾听时发现，“一点也不亚于一部严肃的人类学田野志”。
受到鼓励的阿包，从2021年开始，花了一年多时间，用微信的语音转文字功能，完成个人史的口述，再逐字誊写出来。今年1月，她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阿包》出版。
“包里给”，带刺的名字
乡村公路像长蛇一般，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的山区里蜿蜒，从县城出发，要开一个半小时的车才到盘杠村。这个离县城最远的寨子是潘年英的老家。寨子很小，沿公路两边的空地或者依山腰而建，只有几十户人家。
系着火红围裙、戴着袖套的阿包从厨房迎来。她抹了点桃红色口红，个子不高，身材丰腴，笑起来细纹在眼角延伸，眼睛细细弯弯，脸上带着些天真。2024年潘年英从湖南科技大学退休后他们再婚，这几个月，阿包和潘年英都住在寨子里。
阿包认识潘年英，不是因为虚无缥缈的缘分，而是贫困。1968年，她出生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固鲁村一个苗族家庭，叫李玉春，苗族名字是“包里给”，一种长满刺的植物，在贵州冬季的山野里随处可见。这个名字似乎也是她此后荆棘满布的人生道路的某种隐喻。
8岁那年，阿包的人生长出第一根“刺”。母亲得了气管炎没钱治去世，留下四个未成年的孩子。9岁爸爸再婚，继母又带来四个孩子，“舀饭都是排队，动作快点才有饭吃，晚了就没有了。” 阿包童年的基本底色是饥饿，她的身高也只长到一米四几。
到了孩子们报名读小学时，继母说，女孩要干活，男孩才能去读书。阿包求学的门一下就被关上了。12岁时，还是想上学的阿包，打听到一学年学费2.8元，以为只要自己交够学费，继母就会同意她上学。每天做好家务，她挖红薯藤、草药，采茶，拿着赚到的钱悄悄去学校报了名。
读二年级时，继母又表示反对。阿包想让她同意，更加勤快了，每天早上6点起床干活，完了才饿着肚子去学校。
三年级开学那天，爸爸也出来阻拦。当初为了家庭，他放弃凯里市公安局的工作回到农村。爸爸流着泪告诉阿包，要是家里个个女孩都上学，他负担不起。懂事的阿包从此不再去学校。
就算很多人干活，家里生活依然艰难。18岁时，阿包被介绍到贵阳亲戚家做保姆，这样至少可以吃饱饭。“皮肤很好，活泼可爱的小妹妹，大大咧咧，不像有些人比较拘谨。”直到现在，潘年英还记得对阿包的最初印象，当时他大学毕业没几年，在贵州省社科院工作。
阿包在潘年英家带了两年多孩子，1988年离开。没多久，连男朋友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的阿包，在别人的介绍下懵懵懂懂地和大她18岁、离过一次婚的煤矿工老赵结婚，那年她20岁。
2004年，雷山县政府搞苗年节活动，场面很隆重，阿包带着丈夫和两个女儿回去玩。到了现场发现，“潘哥”竟然坐在主席台第一排，他已经成了作家、大学教授、地方名人。阿包大方过去打招呼，潘年英给她留下联系方式。
等到2018年他们第三次见面，变成潘年英主动。“我用了‘排除法’，觉得只有找阿包。”那一年他处在人生最低谷，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痛得坐卧不是，“生不如死”。但他却因为种种原因无人照顾，知道阿包在医院做过护工，就拨通她的电话。
被人贩子拐骗到河北
那年冬天，在贵阳高铁站的出站口，阿包看到人潮涌动中，潘年英拄着拐棍，一步一步艰难挪出来。十多年倏忽过去，他变得憔悴、消瘦，人也苍老了很多，“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天嘞，潘哥，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了嘛！”阿包声音清细温和，语气随情绪起伏，话音后面黏附着丰富的感叹词。
“我的感觉也是沧桑，岁月在她身上的痕迹是掩饰不住的，脸黑了嘛，变胖了嘛，已经成一个大妈了嘛。”潘年英也很唏嘘。他说，那一刻想起《红楼梦》的最后，贾府被抄家了，贾宝玉出家了，遇到被拐卖的史湘云时的那种苍凉，“原来大家是一家人，现在一看，沦落天涯”。
阿包大女儿在小区租了一套房子办晚托班，恰好有一间空余的卧室，阿包就安排潘年英在那里住下。她照常给学生们做饭做菜，有空就去照料潘年英的生活和身体。认识几十年，两人终于有时间闲谈，自然说起很多往事。
1995年前后，阿包过得最难。因为“超生”，除了两张床，她家的东西几乎都被搬走了，还欠下800元罚款。为了重新把日子过起来，阿包去贵阳市区打零工。没想到这次命运的“刺”把她扎得更伤，遇到人贩子，被拐骗到河北，以3500元的价格卖给一户人家。
所幸那家人知道阿包结扎了没有生育能力后，除了严加看管，对她还算不错。他们说，只要她给老赵发电报，老赵寄钱过来赔偿损失，阿包就可以回去。不久，两个穿制服的人上门来问阿包，要不要回去。人生地不熟、又没和警察打过交道的阿包不知对方身份是真是假，害怕又被拐卖，惶恐中拒绝了。消息传回贵阳，老赵以为，年轻的阿包像当地一些对贫困生活不满的女人一样，撇下孩子走了。
自那以后，贵阳就没消息传来。整日以泪洗面的阿包只有自己解救自己。一个多月后，在邻居大妈的暗中指点下，阿包趁着赶集卖花生的机会终于成功逃跑。又经过一个多月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辗转，她才回到家，“生活真的是……旮旮角角、点点滴滴都在把我逼”。
这段被拐卖过程的整个经历，阿包第一次详细说起，包括老赵生前都不知情。按照当时的观念，老赵对阿包还算可以，没有家暴和辱骂，只是两人忙于生计，很少交流，“他也没多少文化，没问你在那边苦不苦——其实他的话也多嘢。”说到这里，阿包的语气多少还是有点委屈。
有时，阿包边讲边流泪，潘年英也跟着垂泪。他大她5岁，老家天柱县和雷山县直线距离只有一百多公里，他家寨子在山区，条件甚至比阿包家更差。人生早期的几年，他们成长环境高度相似，但最后，命运却呈现巨大的分化。
“幸运。”潘年英不假思索地概括。他是长子，三个姐姐也没机会上学。在小学考初中、初中考高中两个关键时刻，他的分数两次被少统计，都被非亲非故的老师及时发现而得到纠正。最终，潘年英顺利绕过一座座命运分水岭，凭借天资、勤奋和坚韧，在1980年考上贵州民族大学中文系，成为寨子里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
潘年英郑重告诉阿包，她的人生值得记录。听到这里，阿包仿佛看到1995年春天那个早晨立下的写作决定在重新向她挥手，“我说好嘛，我来说，你帮我写”。
这些文字是写作吗？
2020年，潘年英提出和阿包一起生活，两人回到潘年英任教的湖南科技大学。稳定下来没多久，阿包看着潘年英总有忙不完的事，觉得他肯定没时间帮忙写人生经历了，就自己行动。
她去超市买了一本2块钱的信笺纸，等到晚上外孙女苗苗和潘年英睡了，按照大女儿小菊教的方法，用微信语音转文字的功能，说60秒左右就暂停，转成文字后再誊写。展开纸，拿起笔，阿包一想起此生所有的苦难皆始于8岁失恃，眼泪就啪嗒啪嗒滴，信笺纸都浸透了，“越掉泪越记得住，我就是有一种信心，今天晚上把它整完”。
潘年英说，一般写作者会先酝酿主题、搭框架、收集素材，阿包的写作完全是情绪和经历的自然流淌，“她没觉得写一本书很难，这种无畏是一种本能或者说性格，来自于长期底层生活的磨砺”。
第一本信笺纸快用完的时候，潘年英无意间看到了阿包写的内容。字虽然有些歪斜，但整体比较好认，事情过程也叙述清楚，“她天生有种讲故事的能力，一讲起来没完没了，有很多细节，线索清晰。如果她有文化，经历可以写十本书。”
只是阿包不会使用标点符号，纸上密密麻麻。全部写完后，潘年英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断句、分段，再找人打印文稿。除了有些不懂的地方叫阿包重新做了补充，他没改任何文字，“我最初的设想是把阿包的经历作为素材，写成一部像《活着》的长篇小说。但阿包的讲述有她真实的语气，无法被代替的价值，讲一个前工业社会的人来到现代社会所遭遇的困境，写的不仅是自己，也是一个群体。”
不过，这种直白的写作风格，让书在出版过程中遇到挫折。有编辑以文本过于口语化为由拒绝，有编辑想叫潘年英重新润色和调整。他都拒绝了。后来，乐府文化创始人涂涂看到书稿。他出版过知名非虚构作品《秋园》，但无论是写作风格还是作者的家庭情况、文化程度，阿包和《秋园》的作者杨本芬都完全不同。
“签这本书的第一天，我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这本书值得出版吗，它的开头像人生流水账一样。一个只上了两年学的文盲，她对着手机讲出来的这些文字，是写作吗？我的答案是，‘是’。”涂涂在豆瓣上这样写道，“并不是每一个辍学的孩子，都会努力靠自己去赚出那两块钱的学费，并不是每一个不认识字的人，都会为写不好自己的名字而羞愧，并不是每一个人在50岁的时候，还会为自己没能坚持上学而叹息”，“她绝不仅仅是诉苦，在苦之中，一个人可以这样活着，活出尊严。人类有口头文学的传统，而阿包是天生会讲故事的人”。
出版前，潘年英拟了几个书名，最终涂涂选了《阿包》。
两个女儿都读了大学
看完《阿包》，小菊才真正了解母亲。
“从小妈妈给我的印象就是勤快努力，永远都在上班。”她身材和阿包很像，画着眉毛和眼线。那时家里经济条件拮据，姐妹俩都没读幼儿园，从小跟着阿包卖菜，中学时帮忙做家政，这些经历锻炼了小菊的社交能力，她看起来自信而有亲和力。
阿包被拐卖时小菊6岁，她的记忆里还留下一些片段。她记得那时快过年了，带着4岁的妹妹送阿包去坐公交车。临走前，阿包拿出两张2毛钱的纸币叫她们买糖，“妈妈上班去了，挣钱来给你们买新衣服穿。”结果左等右等阿包没回来，老赵还把前妻叫来当家，小菊第一次感到恐惧。
“我跑回来了”，后来，阿包只给小菊讲了这么一句，爸爸、奶奶也闭口不提。看到《阿包》里的叙述，中文系毕业的她才明白何谓“字字泣血”，“当时就哭得稀里哗啦”。
除此之外，那天下午，在阿包做住家保姆攒来首付的贵阳家里，说到阿包和过去的生活，小菊脸上始终是平和或者愉悦的表情，“从小到大，我们家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经济条件差点，但是过得很踏实很开心很幸福，爸爸妈妈吵架都很少”。
她的印象中，爸爸憨厚老实，平时比较沉默，家里一来亲戚朋友，喝了酒就成话痨，“反反复复吹牛”。妈妈性格虽然急躁，但乐观开朗，再苦再艰难都是自己消化，从不把情绪迁怒到女儿们身上。这种家庭氛围下长大的小菊有安全感，完全没有网友们喜欢倾吐的“原生家庭创伤”，母女关系也很亲密。
“我什么话都跟她说，包括初中有男生追我。” 那时，小菊在矿上子弟中学读书。那是一个非常大的矿区，流动人口多，家属区离婚率不低。每个周末，阿包从贵阳下班，提着大包小包的菜一下公交车，就看到路边茶馆里坐着一些穿漂亮裙子、跷起二郎腿打麻将的女人，“我心里面想，我的天，她们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那么苦那么累？”那种环境下，很多家庭都疏于管教子女，学校风气也不好。
阿包告诉小菊，如果对方成绩好，两个人一起促进学习也可以，“但是你好好读书，考到更好的学校，说不定认识的男生更好。”多年后，学了教育心理学的小菊一想起这番话，就由衷佩服阿包超前的教育理念，“她没说你必须怎么样，而是给你分析，让你有主见。你说这些观点她哪里晓得的？”
小菊说，其实那时她已经知道要好好读书了，“想逃离这个地方”。她的自驱力来自周末跟着阿包去贵阳妇幼保健院的医生们家里做家政。阿包在医院保洁做得好，很多医生就叫她去做家务。忙不过来的时候，她带着女儿们一起去，小菊第一次接触到完全不同的阶层。与局促杂乱的工人家属区相比，医生们的家宽敞明亮，有的是三室一厅，有的住别墅，足足4层，屋顶还有花园。他们的家具也好看，一看就物质条件优渥。
更让小菊触动的是，她意识到彼此之间的认知鸿沟。“当时我觉得，卫生就是自己打扫，怎么还要请人去做？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个‘冤枉钱’，只是觉得有钱真好。”小菊感受到知识产生的力量，也明白只有好好读书，才能脱离矿区，像医生们一样过有体面的生活，“不然永远也不可能买得起人家的那些东西”。
2005年，小菊考进贵阳市一所高中，后来考到凯里学院。2011年，阿包小女儿高考，她成绩差一些，只考上大专。阿包自责说，原因在于她长期不在家，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督和管理。不管怎样，她们也是矿上家属区里少有的、两个女儿都读大学的家庭。
人是可以改变的，需要机会
“阿包如果运气好，读过书，甚至比我们都强。”潘年英说。当初，很多人反对他们一起，觉得差异太大。有杂志写他们的稿子，用了“教授丈夫”“文盲妻子”这样的对立标签，温和的潘年英很不高兴，希望对方删除这些措辞。
潘年英举了很多例子来佐证自己的结论。阿包跟着妈妈学刺绣，没几天就会了。七八个教授、博士都启动不了的取暖器，她三下五除二就弄好。简单指点几下，她拍出来的照片就“像模像样”，还跟着学会了无人机操作。
潘年英总结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一面，当擅长的一面产生价值，就得到社会认可。“以前阿包做各种零工，就算有价值，也是最低的价值。”《阿包》这本书的出版，是对她能力和社会价值的最好认可。
“人是可以改变的。”潘年英加重语气强调，这需要机会，加上人本身的素质。所谓的素质，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化素质，而是一个人最应该有的、最本质的品质——善良、真诚、勤奋，在他看来，这些阿包都具备。所以她写第二本书《姊妹》的时候更自在，更善于描述细节，表达也更好。现在，她的第三本书已经写了一半。
“她更柔和了。”小菊认为，妈妈的改变离不开潘年英的精神支持。当初，潘年英从湖南来贵阳的时候，小菊不介意阿包去照顾他，“这是她在给别人创造价值，保姆也是非常光荣的职业。”后来，得知潘年英想让阿包做老伴，小菊反而担忧起来，“她是否低人一等在我看来都是次要的。我在意的是，她会不会因为和潘叔叔没有话题，一天到晚很无聊，精神上是枯萎的”。
“从我妈妈身上，我学到的是一定不要靠别人，要靠自己，所以我的婚姻观、价值观、人生观，也是比较积极向上的。”大学毕业后，小菊在贵阳的培训机构当过老师，后来创业办晚托班，巅峰时期有三个点，托管了四五十个学生，还提供补习服务。“双减”政策出台后，业务才收缩了。
小菊悉心培养两个女儿，给她们读绘本，带去学画画、跳舞。周末和节假日，一家四口去露营、钓鱼、爬山、自驾游。了解到兴义的高考成绩比贵阳还好，小菊果断把好不容易办起来的晚托班交给别人打理，在兴义买了个160平方米左右的学区房，举家搬迁。“那里有兴义八中，所有的娃娃都凭个人实力考进去，每年考清华北大的高分全部都在八中。”哪怕今后孩子与名校无缘，她觉得也尽了力。
不过，小菊说自己不是“鸡血家长”。她更关注教育新趋势，“国家双减政策下来之后，还有人口出生率下降，以后不需要花钱补课补起来的人才。”在教培行业工作多年后，小菊也在寻找转型，想做自媒体，把对教育的思考做成各种课程卖给家长。
“有文化的靠文化，我没有就只有靠劳力，做一分得一分。”阿包这样总结自己的艰难谋生。对小菊的现状，她是发自内心满意，“有知识，是搞教育的，用脑子挣钱”。
“我算是参透了教育的本质。”小菊说，她会在课程里告诉家长，现在AI这么发达，非要给娃娃补课，不如让他们学主持、表达，“真正与别人共情，学会察言观色，听弦外之音，有换位思考能力、交流能力”。看起来，这些和以前她跟着阿包卖菜、卖隐形吊带中学到的能力很像，但又不一样。小菊说，这才是20年以后最火、最值钱的行业需要的。
未来如何与这些新行业从容共舞，并在两代人的竭力攀爬下，再往前迈一步，则是阿包家第三代女性要探索的人生新课题。
《阿包》
阿包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乐府文化/果麦文化 2025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