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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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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44年二战中巴黎光复的那一年，法国作家、思想家布朗肖经历濒死事件后重生，成为一个活死人、死后余生者。从政论记者到归隐作家，从混乱的世间投身于隐身人的事业——文学。布朗肖用文字抵御现实世界的侵蚀，反刍死亡与生命的关系，思考“思考与死亡”的关系，并最终承认，死亡是不可知之物。 诚然，作家胡赳赳在《死亡说明书》一文的书写，不仅仅谈论布朗肖关于思考与死亡的问题，也在感叹作为“黑夜里的前行者”、“不在场的在场者”的布朗肖余生的消隐与空白。
今天，我们全文推送胡赳赳的《死亡说明书》，以飨读者。
死亡说明书
胡赳赳
一
布朗肖死了。
德里达把这个事件描述为一个过程，描述为一个正在进行时的事件。他将对死亡的凝视固定为一个慢镜头。某人正在缓慢地死去。他说布朗肖“以一种仍然更加凶险的方式，正死着，他因一个前所未有地迫近的死亡而正死着”。
2003年2月24日，这一天，德里达出席了布朗肖的葬礼，与其他作家和思想家一起成为某个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在这样一个仪式上，他们得知，布朗肖的遗骸以火葬的形式发生转归。这个正在死着的慢动作趋于结束。德里达作为葬礼上唯一发言的人，深具祭司的气质。
在法兰西的乡下，乡间火葬场也可以说是风景怡人之处。没有人知道，德里达的心有戚戚所述在何，他是否在悼念朋友的时候，也是给自己写下一份悼词？他悼念故人的词汇是否可以套用在自己头上？他是否希望自己的归处也是在一片风景的地方？不管怎么说，德里达内心深处有这种渴望，那就是他在悼词中的那份认证，“他的在场和他的撤离给本世纪永远地留下的一切光芒四射的、深渊一般的标记”。
死亡是一场漫长的坐化。可以抵达或等待。德里达将之分为三类：“没有抵达的等待，或在抵达的时刻依旧等待，在抵达了之后依旧等待。”每个人都是被先天判决的死囚，处在抵达或等待的边缘。这似乎是一个谜题。谜面由布朗肖的文字游戏构成。这个谜语是这样的：“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某种既内在于我们，又外在于我们的东西，它需要我们对自身而言有所缺失，以便穿越我们不会抵达的界线。”
在《等待遗忘》中，布朗肖于生前如此描述死亡：“他在死亡中维持等待，似乎把一个人死去的时候仍要等待的东西变成了死亡。”这是对死亡的双重凝视，死亡呈现出一种叠加态，它叠加了未知和已知，也叠加了现实和神秘。布朗肖因此断言：“它（等待）悬搁死亡，它消解死亡，它让死亡在每一刻都被等待的空洞的相似所超越。”
这样的聆听属于德里达，德里达精心将这一段编织进悼词中。他把布朗肖对死亡的理解，变成他对布朗肖之死的理解。在这样的回环运动中，等待与发生几乎是扑面而来的重构。死亡并不意味着逝去，而是某项运动的下一个环节。
动物真的体验不到死亡的吗，动物真的如此贫乏吗？面对这种追问，德里达用“差异”来解释，动物不可能与人一样体验死亡，同样，思想深邃者与思想贫乏者也面临这种差异。
而此在呢？此在永远存在，此在永远不会过时。当然，此在永远也不会死亡。凡是可以死亡的，一定不是此在。此在是死亡的剩余之物。此在是死亡的另一种可能。究竟是死亡生出了此在，还是此在葬送了死亡？我们不得而知。它们是两种交媾物的互相分泌。这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令人着迷。死亡也因此令人着迷。
二
布朗肖在《灾异的书写》中，面对大屠杀的焚烧，不断引发他思想上的阵痛。思想因此被悬置着，俯瞰灾异所发生的异象。天空中的光呈现出异样的颜色，星辰和事态分离。人类的命运因此堕落不堪。
黑夜本应是黑色的，然而火光冲天的灾异，将黑夜变成白夜。布朗肖写下这样的句子：“平静，大屠杀的焚烧，正午的灭绝——灾异的平静。”
这种句子有多大程度受策兰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德里达敏锐地指出二者的相似之处，他说：“死亡的生者变成了活死人，甚至变成了一个被活埋者的幻影。”
被活埋者的幻影或曰幻相，无处不在。活死人是20世纪的悲剧，是战争与死亡所带来的巨大创伤。思想家处在应激反应之中，在这种寒彻透骨的冰冷世界上，人不免要思考这种“灾焚的异化”是如何发生的？是什么使得最高的哲学家必须思考，人、机器、身体、指令与灾异书写之间的关系？劫后余生者的样本，是否已经把拟举手表态的亡灵予以排除掉？“被活埋者”与“活死人”之间存在一个“虚构”的关系。他们交相辉映，穿行在虚拟与实指之间，也穿行在不可能与可能之间。
布朗肖回到卡夫卡的布景，他详细研究了卡夫卡式的绝望。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布朗肖发现了一个奇妙的回环：“有时正是死亡作为存在者无法抵达的东西对存在者显现了。”这是一种超越生理现象的“借尸还魂”。一个异想的结构被打开了，在“死亡”和“超越”之间，死亡获得了一种神圣的力量。布朗肖说：“有时，死亡显现为超越；有时，超越显现为死亡。”
超越什么呢？超越存在。只有死亡可以超越存在。甚至于，在死亡的“无作和凄惨”中超越存在。布朗肖打开了死亡的神圣空间。但他从来没有提出“神圣”二字。这个神圣空间是可以被感知的，却无法被言说。
布朗肖打开的神圣空间，还可以用这样的句子来表示：“未来绝不会再次崭新，正如过去拒绝再次地发生。”在《在适当时刻》中，布朗肖如此决绝地下结论，他冒充了“事件的鬼魂”。他抓住了一张脸，又抓住了另一张脸。他视灾变为疯狂的瞬间，同时又是“时间的坠落”。时间坠落了，同时又砸出巨大的虚空。这个虚空是一个拓扑式的神圣空间，弥漫着“活死人”与“被活埋者”的叠加态，在有限与无限的混合状态中，事件与幻影形成“魅”的拟态。于是，忧郁与喜气洋洋的庆祝同时发生。
三
布朗肖提出“中性”的写作与“中性”的存在之思。书写本身就是存在的同一性主题。书写构成了绝对的存在。书写指向了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布朗肖则如此描述：“中性会在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之掩盖下给出自身。”
布朗肖（右一）与他的朋友们
中性既不是活着，也不是死亡。难道它是永恒吗？不是。难道它是不朽吗？不是。中性是一种神秘主义，它是虚无中的实在和实在中的虚无。中性不是任何的在场，也不是任何的不在场。布朗肖说：“甚至当中性将自身引向否定性重复的无限侵蚀时，中性都避开了自身。”
德里达从中间状态入手，体会差异所带来的“中性”。他如同撬开一个牡蛎，精准而熟练，打开却空空如也。存在者丧失了其自身的存在，但存在者既非鲜活，也非死亡，存在的本质或许是存在者避开了存在。德里达的这句话倒是中肯的，他进一步解释“中性”说：“它既不是存在，也不是一个存在者，而是存在和存在者的彼处或此处。”
布朗肖体会这样一种死亡或消亡，那就是：“词语仍在生者和死者之外被说出，证实着证词的缺席。”布朗肖从严酷的“灾异”中脱身而出，他的书写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什么是一劳永逸的，死亡也不能。死亡不过是“沉默将我们带入遥远者的临近”。
下面这段论述，可谓是布朗肖的高光时刻，是他思索死亡命题的一种深度领悟。他说：
所谓的死亡，是缺少了“现在”这一维度的时间，我与这一缺乏了现在维度的时间没有任何的关联性。我无法朝向死亡完成纵身一跃，因为，我无法在“死亡”中死去，恰恰相反，“我”在“死亡”中丧失了死亡的能力。也就是说，所谓的死亡是匿名的“某人”的死亡，“某人”的持续死亡。
与其说布朗肖讨论的是死亡问题，不如说他在讨论生命的蜕变。生命如何进入一种蝉蜕或羽化状态？某个人称代词是无法在死亡中死去的。死亡只是对现在这一维度的超离。但死亡是非现在的此在，死亡是朝向另一维度的临在。某人的死亡，与某个人称代词脱离干系。具体的某人死了，但生命依然不可名状地发生。
四
1944年，布朗肖经历了人生中的濒死事件。他是一个劫后余生者，但他认为自己已经经历了死亡，他是一个活死人，一个死后余生者。一个死去了又无法确认自己活着的人。他的余生是大段的消隐和空白。一个经历死亡的人的活着，还能称为活着吗？布朗肖在反刍死亡与生命的关系。他有大量的“余白”。这个余白不停地在提示他，死亡已经来临，死亡已经过去。
布朗肖在《我死亡的瞬间》回顾了这一事件，他写道：“好像从此之后，外在于他的死亡，只能与他身上的死亡发生冲突了。‘我活着。不，你死了。’”可以说，从此以后，布朗肖一直处在死后的空间，他把自己置身于死者中间，“他已经死了很久了”。他像一个亡灵存在着，或者说是一个活着的亡灵。他的写作延续着度日的意义。
1944年，是二战中巴黎光复的那一年。就在巴黎光复前两个月，布朗肖很不幸地在家乡被德军俘虏，枪决时，士兵在等待执行命令时，苏联红军出现了，德国军人被赶跑了。而此时布朗肖仍不敢相信背后拿枪的人换了一茬。那时，他的心理体验依然在等待枪响的那一刻。也就是说，他在极短的时间里，内心已经演练了无数遍枪响时该如何死去。
他这样写下了自己的心理活动：“我知道——我知道么——德国人已经在瞄准，等待最终的命令的那个人，在那时经验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轻盈的感觉，一种至福（然而，没有什么好高兴的）——主权的欣快？”
布朗肖当时以为，自己对待死亡，或许是狂喜还有平静。他将在一种所有感觉打开的状态下失去所有感觉。他回忆起那时的内心情形：“死去——永生。也许是狂喜。更确切地说这情感是对苦痛之人的同情，是不再永生或永恒的快乐。自此之后一种秘密的友爱把他与死亡结合在一起。”
然而他终于完成了尘世的回归，由于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德国人忽然被赶跑了。他好半天缓不过神来。他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隐藏起来。他终于可以明白地看到：大地在燃烧，灾异的焚烧如同末日景象：所有的房子都被点燃了，一位农场主的三个儿子不幸死了，浮肿的马倒毙于路途。
这一年，布朗肖37岁。他成为一个死去的活人，他活成了一个亡灵，一个文学隐喻。这是一个巨大的分野。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位政论记者，偶尔写作文学评论。当然，他还在背地里偷偷写作他的《黑暗托马》，一本迥异于卡夫卡的文学之书，混杂、晦涩、难解，充满哲学意味。好在，布朗肖结识了能理解他的巴塔耶，并成为一生的挚友。
此后，在死亡的极点来临之后，活着的布朗肖悄然退场了。他从一个混乱的世间投身于隐身人的事业——文学。他打开了一个文学空间。一个未亡人的叙述。他经历了什么？他的危机和他的思想。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是重要的。
五
布朗肖撰写了《文学与死亡的权利》（1947），这也是他第一次较为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布朗肖写道：“‘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只得到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回答。”布朗肖首先将文学分割为作品、作者和读者，分别探讨了它们及其各自间的关联，并明确指出作品不属于作者，作者亦不站在公众那一边，甚至作者已经被作品所取消，“作家就像在虚无中劳作的虚无”，“我说出自己的名字，就像在唱我自己的挽歌”，在文中布朗肖还探讨了语词与对象、战争、历史、革命、死亡及垂死等等论题，也第一次提出了他经由黑格尔、荷尔德林、马拉美而来的语言对事物的谋杀，这些在以后都得到了布朗肖的深入探究。
布朗肖也以创作实践来践行他的理论，1948年，他出版了转向叙述自身同时也是回应荷尔德林的《至高者》，随后则是被巴塔耶称为“三联画”的《死刑判决》（1948）、《在适当时刻》（1951）、《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1953），这三部作品主要的与“垂死”（含有15岁时手术引发败血症及更为惨重的37岁时险遭枪决的经验）“时间不在场”和“中性”这些一步步走向最后“作者之死”的关键论题。
2003年2月20日，布朗肖以96岁高龄于伊夫林省的梅斯尼尔·圣·德尼去世。布朗肖度过了他沉默而漫长的一生。汇集了他晚年几篇重要文论的《来自别处的声音》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在其中的《最后的演者》（1984）的开篇，他引用了柏拉图的名句：“对于死亡，任何人都一无所知。”
在最后，当双重死亡降临，布朗肖得到了那种他和卡夫卡所追寻的“满意的死亡”了吗？
——“现在，死亡，满意的死亡是艺术的报酬，它是写作的目标和实证。”
六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布朗肖的生平有着怎样的面貌。
1907年9月22日，布朗肖出生在法国东部索恩·罗亚尔省勃艮地区的奎恩村。16岁时，他升入斯特拉斯堡大学。18岁时，他在此地与终身挚友伊曼努尔·列维纳斯相遇。列维纳斯对应的是哲学，在列维纳斯的引介下，布朗肖开始接触现象学和海德格尔。
布朗肖（左一）与挚友列维纳斯
22岁时，布朗肖动身前往巴黎，随即以《怀疑论者的独断主义概念》在索邦大学取得高等教育文凭。之后，他开始了为一系列报刊撰写政治时评的生涯。作为一名带有右翼倾向的政论记者，应该说他惹来了不少的非议。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24岁时，他出版了第一篇作品《圣雄甘地》。随后是30岁之前发表的《遗言》和《田园牧歌》（1936）。
31岁时，布朗肖突然转入文学评论领域。他为评论萨特的《恶心》，写作了《一种小说之初》。正是这次转向，为布朗肖投射出巨大的文学空间，他虏获了包括贝克特、列维纳斯、巴塔耶、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南希在内的大批作家和思想家。
因二战的全面爆发，布朗肖在33岁时彻底放弃了政论记者的身份。当年，德军攻占巴黎，法国沦陷。这以后的20年间，布朗肖没有再发表过任何政治评论。而与政论的显露相比，潜隐的《黑暗托马》亦是一条隐性线索。从25岁开始着手写作，而一直要到34岁时才得以完成（九年后又大幅删定至不足6万字）。《黑暗托马》让布朗肖重回了他的起点，重新确认并厘定了自己的道路。此后，40岁的布朗肖来到法国南部的埃兹村，开始了其一生当中第一个十年的隐居生涯。他进入了他写作的核心。他在夜间写作，获得了一种超越他者的存在体验。此时，照在物和世界上以及西方哲学传统之上的光撤销了，他进入了一切都消失之后“一切都消失了”出现的那一种夜，彻底进入了死亡，这是他写作的永恒主题。
51岁时，隐士布朗肖重返巴黎，定居于沃日拉尔路上的一间小公寓。重返巴黎之后的布朗肖将重心转移到了评论之上，先是出版一些文论和小说的合集，而后则直接消弭了文类之间的差别，不再区分，让所有的写作都变成了写作。过了两年，政治活动上再次出现了布朗肖的身影，这一年，布朗肖发表《不屈服权利声明书》，并在萨特发起的《121宣言》上签字，加入到了反战知识分子阵营，之后他还与早先分道扬镳的萨特见了面，并写信与其讨论《国际评论》的创办。
61岁时，布朗肖再次归隐。此后，他连给朋友的信件也只有寥寥数语。不过在那一年，他仍积极参与五月风暴之中，匿名发表了一系列支持学潮的文章，也就是在此间，他遇到了崇拜自己的福柯，“在索邦大学的校园里，可能是六月或七月，就是那次，我有幸与他（福柯）交谈了几句，而他本人根本不认识我这位攀谈者”（《我所想象的米歇尔·福柯》，收入《来自别处的声音》）。
布朗肖像是一个黑夜中的潜行者，一个隐忍的存在，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他用文字抵御来自现实世界无边的侵袭，或者说文字是他的堡垒，是他的分身，直达消弭与无穷。
七
一个寻求死亡或想去死的人，是没有活者的义务的。他不再视活着为最高法则，他摒弃了那些令他活跃的事物，他没有义务忍受活着。因为生存的义务使人束缚，而一旦你想象死亡，生存之绳索便消解了。一个活着的人需要不停地活着，而一个死去的人不会死去。死亡是某种意义的终极形态。正是看到这样一种关系，布朗肖在思考某种时刻——“当死亡不让我死去”——然而他者的死亡呢？布朗肖认为是双重死亡。“因为他者已经是死亡，就像死亡的困扰一样压覆在我身上。”他人的死亡令自我窒息，这便是双重死亡。他人之死不仅意味着他死了，也意味着我在他脑海中的形象熄灭了。
布朗肖严肃地思考了死亡问题，他也翻阅了其他作家的见解。他记录了费希特的观点：“在自然中，一切死亡同时也意味着新生，正是在死亡之中，生命达到了顶峰。”同时他也记录了诺瓦利斯的说法，还有波拿文都拉的说法。
布朗肖同样不能回避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死亡：苏格拉底之死。但他并未深入进行探讨，而是将其定性为“讽刺性的死亡”。他简短地描述为：“苏格拉底的死亡也许将它自身从死亡中带走，并使它变得不为人知且不现实。”这种说法显然有失轻佻，但却是法国知识分子所视为的优雅。
在对死亡多重面向的考察中，苏格拉底由于年代久远，变成了一个刻奇的符号。同时，布朗肖又抱怨柏拉图在其关于“洞穴论”的探讨中，没有讨论死亡，“死亡在那里是多余的，被遗忘的”。
八
布朗肖承认，死亡是不可知的可知之物。所以他说：“对于死去的无从体验，这也意味着：面对死去的笨拙，如同一个从未学习或曾经缺课的人那样死去。”
同时，他也思考“思考与死亡”的关系。思考如同死去，或者，像死去一样思考。这二者有何关联呢？二者的相似性在于，思考如同死亡一样，“没有目标，没有权力，没有单位”，也没有“状似”。状似是一种貌似吗？或者是一种摹拟？一种具有差异的重复？一种随机的显现？布朗肖没有给出解读，但他又说，像死去一样思考，就是将“状似”从思想中清除。
布朗肖似乎透明性地看到卡夫卡的发狂。在书写中的发狂。如果不书写，卡夫卡会疯狂的。但是，书写何尝不是一种发狂呢？书写是用一种发疯对抗另一种发疯。这也给了布朗肖讨论发狂的契机，他这么看待：“如果两难困境在于：要么发狂，要么死去，那么不会没有回答，发狂将会是致死的。”
致死的深渊终将来临，活着要迎来诸多的不耐烦，以及发狂。不耐烦要么演化为发狂，个人的，向内的；要么演化为暴力，集体的，向外的。他看到了系统性的某种病变：“死亡在持续地完成，却没有任何东西能在死亡中死去，在系统之后存留下来的，没有存留的残余，死去的推力在它重复性的新中。”
直到96岁在巴黎逝世，这无尽的深渊困扰了布朗肖一生。
（本刊发表时有删处）
胡赳赳，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北京的腔调》《中国的倒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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