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关于陈三立光绪三十二年( 1906) 保定之行，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所记从细节到大要，都颇有讹误之处，不可尽信。如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开复在光绪三十一年而非二十九年; 袁世凯主张立宪之隐情非仅陈三立一人窥得，而是路人皆知; 并非袁世凯主动邀请陈三立，推荐者乃毛庆蕃; 等。尤其是陈三立对于立宪的态度，陈寅恪也出现了误判。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予以辨正，以期近真。
关键词：陈寅恪；陈三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立宪
自光绪十五年( 1889) 以吏部主事身份请假北归，至民国二十二年( 1933) 移寓北平六子陈寅恪处，在 40 余年中，陈三立主要是在湘、鄂、赣、苏、沪、浙等地活动，未曾踏入北京半步。唯一一次离帝京比较近的，是光绪三十二年四月末的保定之行。这次北上，因为与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有些瓜葛，颇为时人瞩目。
陈寅恪在晚年所成《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一节里，曾经讲到父亲的这次保定之行: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以次年为慈禧七十寿辰，戊戌党人除康梁外，皆复原官，但先君始终无意仕进。未几袁世凯入军机，其意以为废光绪之举既不能成，若慈禧先逝，而光绪尚存者，身将及祸。故一方面赞成君主立宪，欲他日自任内阁首相，而光绪帝仅如英君主之止有空名。一方面欲先修好戊戌党人之旧怨。职是之故，立宪之说兴，当日盛流如张謇、郑孝胥皆赞佐其说，独先君窥见袁氏之隐，不附和立宪之说。是时江西巡抚吴重憙致电政府，谓素号维新之陈主政，亦以为立宪可缓办。又当时资政院初设，先君已被举为议员，亦推卸不就也。袁氏知先君挚友署直隶布政使毛实君丈( 庆蕃) ，署保定府知府罗顺循丈( 正钧) 及吴长庆提督子彦复丈( 保初) ，依项城党直隶总督杨士骧寓天津，皆令其电邀先君北游。先君复电谓与故旧聚谈，固所乐为，但绝不入帝城。非先得三君誓言，决不启行。三君遂复电谓止限于旧交之晤谈，不涉他事。故先君至保定( 可参《散原精舍诗》卷下《(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四月下旬至保定越闰月二日实君布政兄宴集莲花池》及《赠顺循》诗) ，后至天津，归途复过保定( 可参同书同卷《保定别实君顺循三日至汉口登江舟望月》诗) ，遂南还金陵也。
在这一段的讲述中，颇有疏略和混乱之处，可作疏证如下：
一、有关陈氏父子开复
清廷以慈禧七十寿辰开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之外的戊戌案内各员原官原衔，事在光绪三十年( 1904) 而非二十九年( 1903) ，为五月八日，上谕“著该部及各省督抚迅即查明具奏”。随即有“将起用陈三立”之传言。但真正的督抚“查明具奏”，则已是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四月三日之事，江西护理巡抚周浩据布政使陈庆滋、按察使锡恩会详，会同署两江总督周馥奏请“将已革原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开复原衔，已革吏部主事陈三立开复原官”，十天之后御批“著照所请”。至此，压在义宁陈家心头上的这块石头才被搬开。开复之事一定在陈三立心里荡起了波澜，但此时他正忙于江西南浔铁路筹划诸事，没有留下记录他心绪的诗歌，如此大事竟成空白。他身边的朋友都十分关心此事: 五月三日，身在九江的易顺鼎赋诗寄怀王以慜和陈三立，有“二兄并国宝，明诏方历试。王嘉奖，陈开复。老病多所求，望君早为帅”之语，对陈三立有所期待; 当年曾任湖南南学会会长的皮锡瑞，五月十七日已在“幼梅处”听闻陈三立开复，第二天日记里又写道: “闻伯年开复，幼老亦开复，惜已归道山。”看得出，他再次向别人求证，既欣慰又伤感; 而湖南时期的“道艺相切磋之友”罗正钧，则在写给廖树蘅的信里预言: “伯严幸已光复，摧挫之余，恐亦不能复出矣。”廖树蘅，光绪三年( 1877) 出任陈家馆师，是陈氏父子湖南新政时期矿务方面的干将。罗正钧可谓“知音”，果然，在陈三立开复后，虽“疆吏有欲荐请起用者”，但他“坚谢之”。此“疆吏”应指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调补两江总督的端方，陈灨一《新语林》有云: “( 陈三立) 家于金陵，日与端方之流品评书画，端将具疏复其官，陈闻而坚辞，高洁非人可及矣。”所谓“将具疏复其官”，当是“荐请起用”之误，其时陈三立原官已复。不过，陈三立的“不能复出”，主要是如陈寅恪此处所说的“无意仕进”，而并非真的“神州袖手”，像关系到其家乡的铁路修筑，他不但积极参与，而且是最重要的主政者之一。
二、并非“独”陈三立“窥见袁氏之隐”
袁世凯入军机是在光绪三十三年( 1907) 七月二十七日，而他奏请预备立宪是在之前的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关于袁氏主张君主立宪的动机，非仅如陈寅恪所说保身避祸，在此假公济私之外，当代研究者认为，立宪以自强救国亦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因此，袁世凯在给天津道毛庆蕃信中所说的“某任事以来，恸时事之日艰，与国权之浸替，自维受恩深重，不敢效蹈常习故者之所为，徒以张皇补苴，无益于治，因欲求根本大计，为朝廷建万世不拔之基……顾列国竞争，一日千里，深恐从容雅步，噬脐无及耳”等话，当非夸大掩饰，自张门面，而是确有其为国担忧的一面。我们不能因为袁氏曾告密荣禄、称帝欺世等事，就无视他曾有过的强国情怀。
陈寅恪又云“独先君窥见袁氏之隐”，即只有陈三立看穿了袁世凯欲行立宪架空光绪帝，从而避免“秋后算账”的心思。此亦不确。袁世凯此意，当时本非深密难窥者，如陶湘与盛宣怀书中所言: “本初另有深意，盖欲借此以保其后来，此固人人所料及者。”看来，所谓“袁氏之隐”，差不多已是路人皆知的秘密。
三、陈三立的立宪立场
立宪之说自光绪三十年日俄战争发生之后，渐次风行于士林与官场。在清廷宣布立宪的过程中，陈三立的朋友如郑孝胥、张謇等人均是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甚至，张謇为能让政府接受宪政改革，还在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下先期游说20 年未联络的袁世凯，希望袁能仿效日本伊藤博文等人，主持清廷立宪。这确实对袁世凯奏请立宪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宣布立宪之后，袁世凯曾谦虚地对张謇说: “天时人事相逼而来，得英绝领袖之才如执事者，鼓吹舆论，隐然为舆论之母，万流仰镜，喁喁向风，盖诸君子之热诚毅力使然，当轴者只从而利导之，岂曰能贤。”此语虽有吹嘘张謇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张在立宪一事上对袁所起的推动作用。郑孝胥深度介入立宪活动则在上谕立宪之后，他与张謇等人一起积极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在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至宣统元年( 1909) 十二月间连任三届预备立宪公会会长，成为预备立宪公会的领袖。
因此，陈寅恪说“当时盛流如张謇、郑孝胥皆赞佐其说”是不错的。但陈三立是否“不附和立宪之说”，则有待重新检讨。若单从郑孝胥、张謇、陈宝琛等不少师友都参加了预备立宪公会而陈三立未与其事来看，他似乎的确“不附和立宪之说”。不过，深入翻检一下史料就可发现: 陈三立光绪三十三年曾被举为江西谘议局创办所协理; 次年八九月间被推为名誉协理; 年底被举为江西谘议局筹办处名誉参议，以备咨询; 宣统元年六月又被选为南昌府议员; 在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的《申报》上，还出现了陈三立与郑孝胥、张謇、蒯光典、汤寿潜等人“拟联合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士公上国会请愿书”的报道。凡此种种，皆说明他曾多次参与立宪之事; 说他未曾附和立宪之说，恐怕说不过去。虽说陈三立被奏派为学部二等谘议员后，确实“推卸不就”，但这不足以成为他“不附和立宪之说”的例证。他之所以“推卸不就”，恐怕主要是“无意仕进”，并恪守“不入帝城”的原则，一如他此次保定之行。
在陈寅恪的叙述中，支持其父“不附和立宪之说”的最重要、最坚固的材料，当然是其所引述的江西巡抚吴重憙“致电政府”时的那句话: “素号维新之陈主政，亦以为立宪可缓办。”此实误读误引。
吴重憙之电作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是对九月十九日官制编制馆厘定官制大臣所提出、用来征求各省督抚将军意见的地方官制改革大纲的长篇回应，《申报》曾以《赣抚复编制馆议改外省官制》为题连载于十一月十八、十九两日。侯宜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各省地方官制改革复电抄件予以整理，以《清末督抚答复厘定地方官制电稿》为题发表于《近代史资料》第76 期，吴电亦在其中。吴氏长电主要谈当前地方官制存在的问题和自己的整顿思路，以及对编制馆地方官制改革方案的意见和建议。在论及地方自治机关“议事会、董事会”之设立时，吴举江西地方官场事例来说明“江省系属腹地，山乡愚鲁，民智未开”，“地方自治机关应办庶务遽欲其决议辅助，更戛戛乎难矣”。此句之后即说: “连日采访各绅，以最考求时务之陈主事三立亦以尚非其时。应恪遵懿旨，俟数年后规模初具，立宪实行期限宣布天下，再议举行，以昭慎重。窃以为立宪基础尚未完备，此层更宜从缓。”很显然，陈三立是认为地方自治的议事会、董事会之类———即吴重憙认为“更宜从缓” “此层”“尚非其时”，可以等立宪“规模初具”之后再行设立。从“应恪遵懿旨”一句来看，陈三立无疑是认同七月十三日立宪之谕的。
所以，陈三立“不附和立宪之说”是不成立的，他甚至还是时人眼中地方立宪活动不可或缺的人物。当然，考虑到他这一时期为南浔铁路诸事奔波于南京、九江、南昌、武汉、上海等地，行程忙碌，可能较少实际参与立宪活动; 再加上他“无意仕进”，所以只是被委以“名誉协理”、“名誉参议”等虚衔。
其实，陈三立早在光绪三十年的除夕诗里，已经表达对国家立宪的看法，这就是那首情绪激越的《除夕被酒奋笔书所感》:
纪年三十日已除，儿童鹅鸭相喧呼。高烛照筵杂羹饼，被酒突兀增长吁。国家大事识一二，今夕何夕能追摹。西南寇盗累数载，出没蹂躏骄负嵎。东尽黄海北岭徼，蛟鲸搏噬豺虎趋。雌雄彼此迄未决，发祥郡县频见屠。群岛万酋益嬲我，阴阳开阖方龃龉。当今事势岂不瞭，奈何余气同尸居。自顷五载号变法，卤莽窃剽滋矫诬。中外拱手徇故事，朝暮三四绐众狙。任蒿作柱亦已矣，僵桃代李胡为乎。宏纲巨目那訾省，限权立宪供揶揄。何况疲癃塞钧轴，嗫嚅淟涊别有图。剜肉补疮利眉睫，举国颠倒从嬉娱。公然白日受贿赂，韩愈所愤犹区区。吾属为虏任公等，神明之胄嗟沦胥。极念禹域数万里，久掷身命凭鞭驱。朋兴众说有由致，欲扫歧异归夷途。士民覆幕出至痛，地方自治营前模。事急即无万一效，终揭此义开群愚。岁时胸臆结垒块，今我不吐诚非夫。闻者慎勿嗤醉语，点滴泪血霑衣襦。
诗中视“限权立宪”为“宏纲巨目”，“地方自治”为“开群愚”之首义，可谓立在政治改革的潮头。但陈三立眼中的政府变法不过是朝三暮四的欺骗罢了，疲癃满眼，剜肉补疮，无人为国家长远打算，他对此愤怒而又悲观。在光绪三十二年的《除日祭诗和剑丞》里，陈三立再次言及立宪:
奎蹄缘蠕蠕，不避燖沃灭。棘丛飞翻翻，不戒网罟设。寰壤著大群，颠挤得跛蹩。指掌白马岁，灾变固已烈。四张麒麟楦，辉我炎黄国。宪法顿输灌，合彼海裔辙。猥以资汹汹，霾电诡一掷。吾衰泛江湖，向人有瘖舌。刺取剩余景，咀嚼吐楮墨。
诗从国家目前灾变已烈的处境写起，指出国内缺乏真才，到处是“麒麟楦”一样虚有其表的庸才，所以当宪法输灌之时，引起种种吵嚷反对之声，汹汹不已，霾电诡掷。虽然陈三立浮处江湖，“向人有瘖舌”，但显然他对国家立宪是支持的。只是，他仍然像两年前一样，对立宪的前途与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悲观，一如他在这一年《除夕》诗里所重申的: “看残赋芧偷桃局。”
四、非袁世凯主动邀请陈三立，而是先有毛庆蕃之荐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署直隶布政使的确是天津道毛庆蕃，他自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署理，三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卸事。但此时直隶总督并非杨士骧，而是袁世凯。杨士骧任直隶布政使，时署山东巡抚。罗正钧以邢台知县署清苑知县，于闰四月十七日补授天津知府，调署保定府。吴长庆之子保初则依袁世凯居天津，任电话局差使，月支银饼二百枚，袁约以“不得议政事”。
毛庆蕃、罗正钧虽非袁党的核心人物，但确是袁世凯赏识之人。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就曾奏保毛庆蕃一次。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时任直督的袁世凯奏调毛庆蕃代办户部银行，改归直隶补用; 三十年六月七日，袁以毛“品端操洁，持正认真”，以候补道署永定河道，十二月十五日奏报调署通永道; 三十一年三月实授永定河道，九月调任天津道，即署直隶按察使，十月十五日升署直隶布政使;三十二年八月十七日以新授直隶布政使增韫到任，回署按察使职。罗正钧于光绪二十九年以知县请咨回直，三月到省，十一月十五日袁世凯以其“操洁才长，尽心教养”奏请无论繁简请补实缺; 三十年五月十二日奏署邢台知县，后实授; 三十一年署清苑知县; 三十二年闰四月十七日补授天津知府，署保定府。布政使、按察使，可谓直督的左右手。邢台“地当七省通衢”，乃“冲、繁、难”之要缺; 清苑为直隶首县，保定更是直隶首府。由此在在可以看出袁世凯对毛庆蕃、罗正钧的重视。当然，二人也以真心相报，兹举一例。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袁世凯请辞各项兼差，毛庆蕃曾有一书专论袁氏之出处，毛书未见，但据袁世凯复函“昨奉惠书，所以代为谋者至深，且远非执事相爱之笃，安得闻此肺腑之言”等语可知，毛庆蕃肯定是设身处地为袁氏谋划，说了不少掏心窝的话。
毛庆蕃在光绪四年( 1878) 即与陈三立相识于长沙，并同游岳麓，后来成为光绪十五年的进士同年; 罗正钧曾是陈三立居湖南时的“道艺相切磋之友”; 而吴保初与陈三立同为“四公子”之一，光绪二十九年游南京时，曾与陈三立往还。于是就有了光绪三十二年三人同邀陈三立“北游”之事。
在陈寅恪的记述里，是袁世凯主动让毛、罗、吴三人“电邀先君北游”。但据黄嗣东《伯严自保定归以近诗索和依韵答之》一诗中“推袁争赴河朔会，荐祢频传北海尊。谓毛实君布政”一句来看，应该是毛庆蕃首先推荐了陈三立。大概是因为直隶新政需才孔亟，毛氏遂有此荐。而这正与袁世凯欲“先修好戊戌党人之旧怨”的私意相吻合，于是才有“北游”之请。当然，袁世凯祭出的是“观政”。
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描摹出一幅陈三立与袁世凯对立的图景，并确认了陈三立反对立宪的政治立场，但通过上述辨析，我们发现这一描摹和确认与史实存在不小的偏差。
在袁世凯任直督的6 年中( 1901—1907)，直隶新政蓬勃发展，成为晚清最后十年维新事业之“圭臬”。这一过程中袁世凯表现出的才智，在庙堂之上、江湖之中，皆有目共睹。对于留有新政遗憾的陈三立来说，自然会对袁世凯格外留意。所以，尽管陈三立心中会有“戊戌党人之旧怨”，罗正钧所言“袁世凯初督北洋，声名甚藉。陈散原颇重之”，应为实情。毕竟，新政关乎国家未来，这是情感与理智之别。有了这个“颇重之”的基础，才会有这次保定之行: 陈三立要前往“觌政役”，一探袁世凯治下保定的究竟。不过陈三立的这次保定观政与宣统三年张謇的天津观政相比，结果有些不同。宣统三年，张謇北上出席中央教育会议，南返时过天津，在参观了罪犯游民工厂、马路、图书馆等设施之后，感叹“慰廷要是不凡，但气稍粗犷耳，举世督抚，谁能及之”。而陈三立则得出了“非英雄也”的结论，修正了此前凭借各种见闻建立起来的袁的形象，认为其非救世之英雄也。
在对宪政的认同上，陈三立其实与张謇、郑孝胥等人并无二致，这是当时陈三立的基本政治立场。只是因为繁杂的江西铁路之事和“无意仕进”的出处选择，他未能像张、郑那样深度卷入宪政实践，表现得像一个作壁上观者。而且，陈三立对清廷包括立宪在内的新政活动持有悲观看法，最终在痛心中迎来清庙的坍塌。
陈寅恪在撰写此稿时，双目已盲，仅凭记忆和助手写作，再加上处境艰难，一些难以检索的史料，不能一一求证; 而“暮齿”之年，记忆力衰退，疏略混乱之处也在所难免。因此，有关保定之行的记述发生出入和失误，是可以理解的。
转自《近代史研究》2016 年 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