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郑州博物馆已是午后三四点，一路向西赶往荥阳，我们要访问的《韩仁铭》位于荥阳文物局院内，并不对外开放，好在有郑州的朋友帮忙联系，可以一睹尊容。
荥阳市内街道狭窄，印象跟郑州完全不同，市面可说是萧条。在一个丁字路口停车，有当地工作人员来接，走入一条小道，一路分布着文广局、文联、棋院等单位。转角处，见一空地上立有一块文保碑，为“大海寺建筑遗址”，我恍然想起我们刚刚在郑州博物馆见过一个展厅的佛像，就出于大海寺，菩萨身段婀娜，作S形，透着动人的魅力，可惜几乎都残缺不全，或缺臂，或少头，雕刻手法却精湛，仿佛断臂的维纳斯，让人想起山东青州那批的佛造像。没想到我们这就来到了这批佛像的出土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现在这高地遗址上建有门球场，显然是老干部的活动场所。
大海寺遗址出土的唐代佛像
文物局位于路的尽头，院子四周堆满历代碑刻、石棺，一边是文物库房，零乱散落，可想中原之地出土文物之多。汉碑亭位于院子的中间，几簇低矮的灌木，亭子半新不旧，大概建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据说是为了接待日本访问团。行前我看资料，说碑石原在荥阳第六初级中学，显然也是这时移入文物局的。近两千年前的汉碑，能如此得到看护，也算是我们的幸运。
汉碑位于亭子正中的北侧，在露天的亭子里并不显高，大概比一人稍高，站在面前，显得亲切。因为两千年前的字迹，跟我们之间，完全没有任何阻隔。我跑到亭子下方，看碑阴、碑侧，都没有字，只正对我们的碑阳一面，是需要细细观摩的。
碑为圆首，有额，书“汉循吏故闻憙长韩仁铭”十字，字形短长相间，随势生发，看似规整，实则变化多端，这是碑额给我的第一印象。读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他说：“碑额十字，长短随势为之，王虚舟谓不规规就方整，故行间茂密是也。此与《张迁碑》额，皆汉隶之最得势者。”他说的是，只不过需要指谬的是，此为汉篆，最多有一点点隶意而已。
这么一说，我甚至怀疑，陆维钊先生融合篆隶的蜾扁书，也曾取法于此，抑或得到一丝灵感，因为他在1930年代的讲稿《中国书法》中，就曾谈到《韩仁铭》。他以为“峻洁一派，以《礼器碑》为代表……评者自孙退谷以下，或称之‘方整峻洁’，或称其‘谨直’。习之无流弊。《韩仁碑》《杨叔恭残碑》均与之相近”。虽然碑、铭误置，他对《礼器碑》《韩仁铭》的类比，我也不能苟同，但至少可以说，此碑已进入他的视野。
碑额下有穿，似为碑文刻就后所凿，因为损及了碑文最后三行上首八个字，碑额“闻”字左下一竖也被凿穿。碑的右下缺一角，致全碑文字有所残缺。碑文大致可释读为：
汉循吏故闻憙长韩仁铭
熹平四年十一月甲子朔，廿二日乙酉，司隶（校尉饬）河南尹：校尉空闇，典统非仁，素无绩勋，宣善（□□。察）仁前在闻憙，经国以礼，刑政得中，有子产君子（风。廷）尉表上，迁槐里令。除书未到，不幸短命丧身。为（国当）祀，则祀之王制之礼也。书到郡，遣吏以少牢祠（祀。铭）勒异行，勖厉清惠，以旌其美。竖石讫，成表言，如律（令）。
（五年）一月廿二日乙酉，河南尹君丞憙，谓京写（石），（竖）坟道头，讫。成表言，会月卅日，如律令。
括号中字为原碑所缺，是当地学者根据文意补充的，姑且听之。大意是闻憙县令韩仁治理得当，刑罚适中，有子产的君子作风，对其有意进行嘉励、升迁，但调令未到就不幸身亡。对其嘉行进行表彰，所以要写石，竖坟道头，这可能就是后世神道碑的雏形。文中出现两次“如律令”，这大概是两则汉代公文，一则进行表彰，一则刻碑完成向上级进行报告，这是在汉碑中不太常见的。这一点值得注意。
循吏列传，在《史记》中有专门一卷，虽然篇幅很少，写了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等几个人，但司马迁的用意在于“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这是对官吏的一种示范，也是对当事人的嘉许，这个传统应该说是延续至今的，只是换了一种名目而已。韩仁名不见史传，可能是级别不够，或许好官真没有什么可写的，碑文对其事迹也没有展开，此碑的留存，正好弥补了这种缺憾。
全碑字径较大，可与《孔宙碑》相较，写得较为舒展，舒展中又不乏规整，应该说既有铭刻汉隶的典雅，又不失去手写隶书的飘逸，在一个中间值上，是隶书学习很好的一个范本。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认为此碑“以疏秀胜，殆蔡有邻之所祖”，则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场观摩的感觉。
八行碑文，到中间碑穿之下而止，正好占碑阳的一半多，后面留下了大片的空白，这在汉碑中是不太常见的。我笑说，这是给后人留空题跋的吗？事实上，也的确留下了三段金代正大年间的题跋。历数了韩仁铭的发现过程：
此碑出京索间，《左氏传》京城太叔之地，荥阳令李侯辅之行县，发地得之。字画宛然，颇类《刘宽碑》书也。韩仁，汉循吏，蚤卒，不见于史，而见于此，非不幸也。李侯亦能吏，天其或者为李侯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显晦有时，犹士之遇不遇也。向使此碑不遇李侯，埋没于荒野草棘中，得为础为矼足矣。吾闻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然自古贤达，埋光铲采，堙灭无闻，亦何可胜数？抑有时而不幸也，后千百岁，陵谷变易，独此碑尚存，李侯之名，托此以不朽，亦未可知也。正大五年十一月廿一日翰林学士赵秉文题。
赵秉文，字周臣，自号闲闲，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幼颖悟，读书若素习，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累迁至礼部尚书。哀宗即位，乞致仕不许，改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兼说书官。著述甚富，有《滏水集》传世。
元好问写有一篇《闲闲公墓铭》，对其评价甚高，他说：“公之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字画则有魏晋以来风调，而草书尤警绝，殆天机所到，非学能至……主盟吾道将三十年，未尝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养如寒士，不知富贵为何物。盖学道所得云。”赵秉文善书，有《题赵霖昭陵六骏图》《赤壁图卷题诗》等作传世，行草书似学米芾大字，沉着痛快，大气磅礴。
《归潜志》记录赵秉文的一些逸事，不少跟书法有关：因其名声太大，求书的人太多，他甚以为苦，致仕后，在宅门上贴“老汉不写字”。但其实他在家几乎都是在钞书。熟人强要也不好拒绝，甚至有一个叫雷希颜的好朋友，在一起吃饭后，就出示古人墨迹，准备佳砚、好纸，喝上一两杯，赵秉文的书兴就上来了，写上好几纸，这位雷姓友人在一旁赞叹，“此颜平原也”“此米元章也”……他就停不下来了。
《韩仁铭》碑后的这段题跋，赵秉文用楷法隶书写就，显然他在模拟碑文，但其实金代文人已不知隶书为何物了，长长的字形，那种结字方式，都是行楷。或许我们可视之为行楷书，加上了一些蚕头燕尾，强作复古。他认为此碑文字颇类《刘宽碑》，但《刘宽碑》并没有拓本传世，我们只可想象了。
在赵秉文之后，紧跟着是李献能的题跋：
两汉重循吏，而韩君之名，不见于史，则知班、范所载，遗逸者尚多。此碑又复埋没于荒榛断垄中，阅千载而人不识，是重不幸也。及余友辅之涤拂苔藓而树之，然后大显于世，其冥冥之中亦伸于知己者耶？辅之疏朗英伟，初非百里才也，乃能不以一邑为卑，留心政事，急吏缓民，霭然有及物之志。行见□树褒□□践扬□□，其功名事业，必将著金石而光简册，盖不待附见于此，然则二君皆不朽人也无疑。赵郡李献能。
李献能小传收录于元好问《中州集》，谓献能“在翰院凡十年……正大八年，河中陷，独得一船走陕州。被召，以道梗不能赴就，权陕府行省左右司郎中，军变遇祸”。他与元好问为莫逆交，有一首《荥阳古城登览寄裕之》，当中一句“天荒地老古今情”即出自元好问《水调歌头·汜水故城登眺》“一千年，成皋路，几人经？长河浩浩东注，不尽古今情”，都说此地战争频繁，冤魂无数。
赵秉文、李献能两人在碑后的题跋，都说到韩仁不见于史，而此碑“又复埋没于荒榛断垄中，阅千载而人不识”。幸好有他们的好友李天翼，在此担任县令，“涤拂苔藓而树之，然后大显于世”，这是韩仁铭的发现史，是金石史的一页，宋、金文人都好古。
两篇跋文后，就是县令李天翼留下的字迹：正大六年八月□日，奉政大夫荥阳县令李天翼再立石。他才是真正的发现者。《中州集》同样收录了李天翼小传，说他“历任荥阳、长社、开封三县令，所在有治声”。李天翼自述“再立石”，显然是立到了县府，作为一种对前辈的尊敬，对后来者的鞭策。
清人黄易的《嵩洛访碑日记》，写他离开郑州后，“初八日，午抵荥阳，汉闻喜长韩仁铭，在县治仪门内，西向露立，顶作垂虹，足半入土，剔至碑座，其下与碑阴两侧俱无字”。可见从金至清的几百年间，《韩仁铭》警示着一代又一代的荥阳县令，一直发挥着它的教化作用。
我们在这汉碑亭中盘桓许久，轮流着看，不知觉间，日又西斜。有的同学看得仔细，不断摩挲，我想他肯定在头脑中快速比对，汲取灵感。此时邻边的家属楼飘来饭菜肉香，我们才感觉肚腹空空。我们还要连夜赶往嵩山下的登封，只好作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