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节选自该书部分章节，感谢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授权发布，题目为编者所拟：
高欢，字贺六浑，自称渤海郡修县（治今河北景县东）人，出身六镇兵户之家，“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
北魏末年六镇起义时，高欢率众先后加入了杜洛周、葛荣和军阀尔朱荣的队伍。高欢因智勇兼备、气度深沉而恢宏，很受尔朱荣器重。尔朱荣曾询问左右，自己若去世后谁能统率大军，左右都回答是尔朱兆，他却说：“此正可统三千骑以还，堪代我主众者唯贺六浑耳。”
尔朱荣被魏孝庄帝暗杀后，尔朱兆领兵再入洛阳，将孝庄帝绑架至晋阳后，将其杀害。高欢此时任晋州刺史，有心反叛而实力单薄，恰逢葛荣部下余众二十余万人流入并州、肆州，“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止”。
高欢趁机诱骗尔朱兆将剩下的“六镇反残”编入自己部下，到山东去躲避灾荒，随后依靠这股力量与河北豪强的支持，在信都举兵反抗尔朱氏的统治。他接连打败尔朱兆，进据邺城、洛阳，拥立魏孝武帝元修，自任大丞相、太师。
永熙元年（532年）七月，高欢率兵进攻并州，占据晋阳，尔朱兆逃到肆州秀容（治今山西省忻州市西北），次年正月尔朱兆被消灭，于是高欢控制了山西高原、河北平原和山东半岛，成为中国北方势力最强大的军阀，他将晋阳附近作为军事和政治重心，以震慑其他地区。
永熙三年（534年）七月，高欢与魏孝武帝的矛盾激化，高欢从晋阳领兵南下进据洛阳，魏孝武帝逃往长安，投靠宇文泰。高欢追击不及后，于九月回到洛阳，另立孝静帝元善见，北魏王朝至此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在东魏政权建立前后，高欢为了应对各种威胁，作出了以下战略部署。
（一）立晋阳为霸府，屯重兵于并、肆、汾州
早在永熙元年（532年），高欢进入并州驱逐尔朱兆时，就将霸府设置在晋阳，以统治所辖区域。他的主力军队则部署在晋阳周围的并、肆、汾三州境内，其地域范围相当于今山西省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
北魏末年六镇起义后，当地军民纷纷内迁，边疆失守，朝廷被迫在并、肆、汾州侨置恒、燕、云、朔、显、蔚六州，以安置原来北边三州（恒、燕、云）及六镇的移民，称其为“六州鲜卑”。高欢当年就是依靠这股力量起兵，打败尔朱氏集团的，高欢领兵回到晋阳后，仍安排他们居住在原地。
对此，王仲荦总结道：“北齐神武帝高欢实以此六州鲜卑兆基霸业，故北魏东魏先后于并、肆、汾侨置六州，以居此六州鲜卑军士。”
由于并、肆、汾三州在军事、政治上非常重要，又设并肆汾大行台来统领。
分布在并、肆、汾三州及境内侨置州郡的鲜卑军士，即高欢麾下的主力部队，战时聚集在晋阳待命出征，因此被当时人们称作“晋阳之甲”。这支部队的人数前后有所变化，在永熙三年（534年）高欢入洛之前，晋阳可出动十二万人，这还不算留守的军队。高欢对孝武帝上表曰：“臣今潜勒兵马三万，拟从河东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库狄干、瀛州刺史郭琼、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卫将军彭乐拟兵四万，从其来违津渡；遣领军将军娄昭、相州刺史窦泰、前瀛州刺史尧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拟兵五万，以讨荆州。”
这就是他在晋阳附近的部队，不包括“山东兵七万、突骑五万”。
高欢拥立孝静帝后，至天平元年（534年）十月，亲自指挥从洛阳迁都邺城，“事毕还晋阳。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晋阳随即成为全国实际上的军政中心，邺城的东魏朝廷只是徒具形式而已。主管河南、河北诸州丁帐及发召征兵事务的外兵曹，还有掌管马匹饲养、征集事务的骑兵曹，都脱离尚书省而归属大丞相府，由高欢直接统辖，北齐建立后分别改称为外兵省和骑兵省。他还吞并了原来北魏在河南的近十万人马，势力更加强大。
天平四年（537年）东魏发动沙苑之役，“神武（高欢）西讨，自蒲津济，众二十万”，经此一役，达到了其全盛时期。至北齐末年国力衰弱，后主从晋阳发兵南下援救晋州，仍能出动十余万人，由此可见当地兵力之强盛。
（二）迁都邺城，置于晋阳霸府兵力控制之下
北魏自孝文帝南迁以来，洛阳作为其都城已有数十年，它的缺陷有三：
一是其位于天下之中，在战乱之时四面临敌而不够安全；
二是其地处豫西丘陵山地之间，平原狭小，物产有限，平日尚需要关东的漕运接济，若是遇到灾荒则难于度日；
三是其距离北方的经济重心河北平原、山东半岛稍远，不易对这些地区进行统御；而邺城就在经济重心附近，周围物产丰饶，供给便利，驾驭应手。
汉初张良曾对刘邦说洛阳“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慕容垂也说：“洛阳四面受敌，北阻大河，至于控驭燕赵，非形胜之便，不如北取邺都，据之而制天下。”御史崔光等亦向北魏孝文帝建议：“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
高欢在领兵入洛之前，洛阳地区因频频受到战乱破坏而日益衰弱，因此他曾向孝武帝提议：“以为洛阳久经丧乱，王气衰尽，虽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狭，不如邺，请迁都。”
但是这一提议遭到拒绝，因而高欢就截断了河北对洛阳的漕运来威胁孝武帝，“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诸州和籴粟运入邺城”。
东西魏分裂后，洛阳“西逼西魏，南近梁境”，面临的形势更为不利；而且该地距离高欢的霸府晋阳较远，又被黄河阻隔，与其建立联系和控制不便，不如将都城定在邺城，以晋阳加以控御更为近便，为此高欢下了迁都的决心。“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乃议迁邺。”傀儡孝静帝不得不服从，“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此后东魏直到北齐末年，始终延续了以邺城为都城、晋阳为别都的政治格局。
高欢在入洛之前，曾给孝武帝上表说他拥有“山东兵七万”，这是在太行山以东河北平原和山东半岛的全部兵力。孝武帝西奔长安前，曾“亲勒兵十余万屯河桥”。后来他逃往关中，“六坊之众从孝武帝西行者不及万人，余皆北徙”。胡三省注：“魏盖以宿卫之士分为六坊。”剩下的部队多随孝静帝北迁到邺城，可能还有一部分留在河南戍守或随高欢回到晋阳。
守备邺都的兵力有多少，史籍未有明确记载，大约会有数万人，其数量与战斗力都远不如晋阳的主力部队，双方实力对比悬殊，因此齐主高湛对侍中高元海说：“以邺城兵马抗并州，几许无智！”
东魏元氏皇帝居住在邺城，他在名义上是高欢的国君，但在实际上仍属于高欢潜在的敌人，高欢需要密切关注邺城的政治动向，防止东魏皇帝及其皇族、贵戚与拥护元氏的大臣们发动政变，从而摆脱他的控制而自己掌权。
从政治上来说，高欢居住在邺城也不太安全，必须吸取尔朱荣被孝庄帝在洛阳暗害的教训，而且他在朝内树敌较多，不如在自己的根据地晋阳更为可靠。而朝中万一发生动乱，从晋阳所在的太原盆地居高临下东行，大军能够迅速开赴邺都所在的河北平原。严耕望曾论述：“武平七年十二月丁巳夜，帝弃晋阳东走，庚申至邺……则自晋阳至邺才三日。”这也说明了两地交通之便利。
为了对邺都实行严密的控制，高欢及其后北齐的统治者频繁往来于晋阳与邺城之间，据毛汉光统计，东魏北齐四十三年之间，“高氏执政者共穿梭三十七次，驻在晋阳的时间约二十九年，在邺都的时间约十四年，在晋阳的时间为在邺都的时间之倍”。
（三）分兵据守河阳，遇急则派晋阳主力南下支援
古代中国的北方曾以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市西）或崤山（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境内）为界，分为东西两大区域，称作关东、关西，或山东、山西，这也是东魏和西魏立国的基本统治地区，双方的经济重心是华北平原与关中平原，而沟通这两大区域最为便捷的道路就是豫西通道，自潼关东行，穿过崤函山区至洛阳盆地，再向东过偃师、巩县、虎牢、荥阳，即进入豫东平原。这条道路的枢纽是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阳，该地四通八达，总绾几条干道，西魏若是沿豫西通道进军关东，洛阳是其必经之地。
东西魏分裂之际，宇文泰挟持孝武帝逃往关中，高欢追击到豫陕边境，并留下兵将驻守。“命行台尚书长史薛瑜守潼关，大都督库狄温守封陵（风陵渡）。于蒲津西岸筑城，守华州，以薛绍宗为刺史。高昂行豫州事。” 东魏豫州治今河南省汝南县，与萧梁及西魏接壤，高昂（字敖曹）即行豫州事管理当地的军政事务。
另外，高欢还在河南留下了窦泰和侯景两员大将，但未设一名主帅统领。天平二年（535年）四月，萧梁遣元庆和攻城父（治今安徽省亳州市东南），“丞相（高）欢遣高敖曹帅三万人趣项，窦泰帅三万人趣城父，侯景帅三万人趣彭城，以任祥为东南道行台仆射，节度诸军”。可见高昂、窦泰、侯景各自的部下至少有三万人，由此看来，东魏在黄河以南的驻军应有十万以上。
上述战役之后，侯景留在东线，筹措并入侵萧梁的淮南，被梁将陈庆之击退。豫西的东魏守军剩下窦泰与高昂两部。虽然后来西魏收复了华州和潼关，但是国势仍然较弱，无力大举东征，洛阳暂时没有受到威胁。
天平四年（537年）正月，窦泰在小关（今陕西省潼关县东）兵败自杀，东魏在豫西的军队受到重创。十月，高欢在沙苑（今陕西省大荔市西）大败，西魏趁机东进至洛阳，占据河南多地。高欢于是调侯景回到河南主持军务，元象元年（538年）二月，“东魏大行台侯景等治兵于虎牢，将复河南诸州”。高昂则担任侯景副手，“复为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与行台侯景治兵于武（虎）牢”。
值得注意的是，东魏在河南的防守战略发生了重大改变，即放弃洛阳城，将重兵集结在洛阳东北的河阳。
河阳古称孟津，是黄河中游的著名渡口，自西晋以来便架设浮桥，方便通行。严耕望云：“此桥规制宏壮，为当时第一大桥，连锁三城，为南北交通之枢纽。渡桥而南，临拊洛京，在咫尺之间。渡桥而北，直北上天井关，趋上党、太原；东北经临清关，达邺城、燕、赵；西北入轵关，至晋、绛，诚为中古时代南北交通之第一要津。”
洛阳由于市内居民迁徙到邺城，成为一座庞大的空城，因而不易防守。高欢将河南军队屯集到河阳，可以防止敌军北渡；西魏兵马若想经过洛阳东进，则要顾虑其后援、粮草会被河阳守军截断，必须先攻占河阳，消除其侧翼的威胁，才敢放心东行。河阳在北魏孝文帝时曾在北岸渡口筑有城池，为了加强当地的防务，高欢在沙苑战败的次年，即元象元年增筑中潬城和南城。
东魏对河南洛阳地区的防御策略是：如果西魏大军沿豫西通道进攻，即由河阳驻军凭借坚固的城池进行阻击，同时派遣晋阳的军队主力前来救援。上述部署在实战中相当奏效，中潬城和南城建成后的元象元年（538年）八月，宇文泰率领西魏兵马东征，侯景在河阳桥南迎击，“北据河桥，南属邙山，与泰合战”，结果先败后胜，迫使敌兵撤退。“东魏太师（高）欢自晋阳将七千骑至孟津，未济，闻魏师已遁，遂济河，遣别将追魏师至崤。”
从此以后，东魏在河阳固守、等待晋阳援军南下的战略始终不变，并在北齐时期得到了延续，多次挫败了西魏、北周大军的进攻，详情见后文。
晋阳及附近地区为什么能成为东魏北齐屯驻主力部队、设置霸府和朝廷进行统治的军事政治重心？其原因较为复杂，特分述如下。
首先，太原盆地具备利于防守的地理条件。高欢打败尔朱兆后，“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所谓“四塞”是说晋阳周围群山环绕，其东有太行山为屏障，阻隔华北大平原；其西有吕梁山与黄河作为襟带，成为陕北高原与并州地区之间的天堑；其北有云中山、系舟山遮护，与忻定盆地相连；其南有太岳山脉隔绝内外。
此外，并州在地势上居高负险，从河北及豫北平原进入山西需要艰难攀登，但从太原盆地开赴两地则是居高临下，因势利便，所以称得上是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顾炎武曾感叹说：“自河内观之，则山高万仞；自朝歌望之，则如黑云在半天。即太原、河东亦环趾而处于山之外也。乃其势东南绝险，一夫当关，万军难越，西北绝要，我去则易，彼来则难。夫非最胜之地哉。”
其次，太原盆地气候适宜，物产丰富。太原盆地的东南两面有山岭将海洋气流阻隔，属于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由于地势较高，年平均气温要比同纬度相邻的河北平原低3~6摄氏度，与草原气温相近，适于畜牧业。北朝时期，草原马匹进入中原，往往要在晋阳所在的并州饲养一段时间，以逐渐适应中原的气候和水土。如北魏时，“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因此当地也是东魏、北齐饲养军马的基地。齐后主曾赐宠臣穆提婆以晋阳之田，斛律光随即反对说：“此田，神武帝以来常种禾，饲马数千匹，以拟寇难，今赐提婆，无乃阙军务也？”
另外，晋阳北邻的肆、恒州也有大规模的官办马场。“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细马，合数万匹，在五台山北柏谷中避贼。”骑兵是东魏、北齐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兵种，将主力部队屯集在并、肆、汾州，有利于战马的饲养和就近补充。
此外，鲜卑军士本是草原民族，平时愿意居住在温度、水土条件与草原相近的并、肆、汾州，不愿到夏季酷热的河北、山东与河南等地生活。
太原盆地周边的山岭还有煤、铁矿产资源，当地的金属冶炼技术相当发达，北齐政府在那里专门设置了管理冶铁生产的“晋阳冶”，有著名工匠綦母怀文，使用夹钢法锻造宿铁刀，“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丰富的煤、铁矿产资源与冶炼工艺便于兵器的制造，高欢曾说：“并州，军器所聚”，这也为当地大部队的集结提供了军士所需的武器装备。
（北齐徐显秀墓位于太原郊区，墓主便是北齐名将）
再次，太原盆地道路四通八达。太原盆地还是联结西北、东北、中原和塞外的交通枢纽，蜿蜒的河流与峡谷陉道，使并州得以实现对外交通。
当时，晋阳通往各地的干线有“并邺道”，即东南到襄垣，再东越太行山脉出滏口（今河北省磁县西北）到达邺城；或走“土门道”，东出井陉（今河北省井陉县西北）后再南下抵邺。又有“并洛道”，即南经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出天井关到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再从河阳渡黄河抵达洛阳。又有龙门、蒲津道，即沿汾水河谷南下，至正平（今山西省新绛县）折而西行抵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市），再沿黄河东岸南下至蒲津（今山西省永济市）渡黄河后，沿渭水北岸西行到长安。或由正平南行，在礼元（今山西省闻喜县北）穿过峨眉台地，进入运城盆地后沿涑水到蒲津，与前一条道路汇合。还有平城道，即北经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到北魏古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再北行或东北行出塞；或由马邑北上经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北）出塞。
最后，晋阳具有重要的地缘优势。除了上述各种条件，当时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特殊性使晋阳及所在并州的地理价值极为重要，这一地缘优势促使高欢下定决心，将其作为霸府别都，并将东魏的重兵屯集于此。详述如下。
其一，晋阳迫近西魏的领土。对于高欢来说，当时的主要外敌是关西的宇文泰和南朝的梁武帝萧衍。这两个敌人当中，宇文泰威胁最大。因为梁武帝昏聩，朝政紊乱，无力北伐。而宇文泰精明强干，握有重兵，又挟持魏帝和东魏诸将家属，是高欢的心腹之患。
在追击孝武帝的进军行动中，东魏占据了汾北与河东，在黄河沿线与西魏直接对峙，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西魏都是高欢的首要目标。屯兵晋阳，外有河山之固，敌军难以入侵；距离西魏边境又不甚远，兴兵西征较为方便。宇文泰要想进兵中原，必须通过崤函山区的豫西通道，或是走河东的晋南豫北通道，高欢从晋阳南下抵御，既可以走陆路迅速驰援，也能利用汾水顺流运输粮草人马；可谓攻防俱便，这是他屯集重兵于晋阳的重要原因。
其二，此处距离北边柔然势力较近。柔然是生活在中国漠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后来势力一度衰弱，自北魏末年北方发生战乱后，柔然再度强大起来，酋长阿那瓌“勒众十万，从武川镇西向沃野，频战克捷”。即从大漠南下，占领了自今内蒙古武川县西至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一带，逼近晋北、陕北高原。阿那瓌于是自称可汗，对中原构成威胁。
为了减轻北方边境的祸患，东西魏竞相与其通婚结好，西魏文帝和高欢都娶阿那瓌之女为妻。自战国秦汉以来，晋阳就是中原王朝抗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一座重镇。因此，高欢在晋阳驻扎军队主力，既可以对西魏构成威胁，又便于北向出兵与柔然交战，可谓是一举两得之策。
其三，东赴华北平原有高屋建瓴之势。在东魏的统治区域里，沃野千里的河北平原与山东半岛是经济重心，其粟帛财赋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为了对上述地区就近治理，高欢将东魏皇帝与朝廷迁徙到邺城，将其作为名义上的国都。
由于军事上的需要，高欢屯重兵在晋阳有利于对西魏、柔然作战。如果河北、山东发生动乱，东魏军队的主力“晋阳之甲”可以穿越“太行八陉”中的井陉与滏口陉两条道路，从山西高原顺利下行，迅速开赴华北平原镇压叛变。
综合可见，晋阳正好处在高欢在中国北方的两个强敌—西魏、柔然以及潜在的政敌东魏皇帝的驻地邺城当中，也就是在关中、漠南与河北之间，把重兵和统治中枢机构部署在这里，可以居中策应，便于联络各方，无论哪个地区发生战争或严重动乱，都能利用晋阳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迅速赴援。当地的形势险固、物产丰饶，又利于自守，所以据此作为军事基地和政治中心，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