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四）：梁武帝萧衍2
（6）梁魏争霸
天监三年（504年），北魏趁司州刺史蔡道恭病逝之际，派中山王元英急攻义阳。宁朔将军马仙琕奉命救援，但被击败。八月，义阳守将蔡灵恩力竭降魏，义阳三关（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亦被魏军攻占。
天监四年（505年），萧衍命临川王萧宏为帅，统军大举北伐。其中豫州刺史韦睿都督众军连克北魏小岘城、合肥等地。萧宏进驻洛口（今安徽怀远境），先锋昌义之先败后胜，攻克梁城（今安徽淮南田家庵附近）；太子右卫率张惠绍攻徐州（治彭城，今属江苏）不利；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守将蓝怀恭连败后被杀。作为统帅的萧宏怯懦愚劣，在得知魏安东将军邢峦已渡过黄河后不顾诸将反对，停军不前。后更擅自逃走，使梁军不战而溃，失亡近五万人。
自天监五年（506年）十月起，元英等率领号称百万的魏军围攻北徐州治所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遭守城的昌义之顽抗。萧衍先后派曹景宗与韦睿督军二十余万救援钟离。天监六年（507年）三月，韦睿等借淮水暴涨之际，派舰队发起攻击，大破魏军，一路追击至濊水上，使沿淮河百余里间，魏军的尸骸相藉，淮水为之不流。此役中，魏军阵亡及淹死者各十余万，另有五万人被俘。梁朝取得了自宋元嘉初年“南北交战以来南朝所未有之一大捷”。
天监七年（508年）十月，魏悬瓠军主白皁生等杀其豫州刺史司马悦，举州降梁。萧衍派马仙琕等出兵救援，一度收复义阳及三关。但元英等在随后分别击溃各路梁军，梁军所复土地全部丢失。萧衍请韦睿出镇安陆，这才避免魏军的进一步进攻。
天监十年（511年）三月，朐山（今江苏连云港）民众王万寿杀东莞、琅邪二郡太守刘砜，献朐山于北魏。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派兵占据该城。四月，萧衍命马仙琕督诸军攻朐山，并给予充分的支持。梁魏双方在朐山城外对峙至十二月后，陷入缺粮绝境的朐山城守将首先投降，魏军因而溃败，遭马仙琕打击，损失惨重。《魏书·卢昶传》称“自国家经略江左，唯有中山王英败于钟离，昶于朐山失利，最为甚焉”。
天监十三年（514年），萧衍为与北魏争夺寿阳（今安徽寿县），不顾大臣劝阻，执意采纳魏降将王足的建议，命太子右卫率康绚修浮山堰。堰修成后，上游形成巨大水库，使两百公里以外的寿阳被水围困。堰底河床为沙土，而在天监十五年（516年）秋康绚被征回后，继任者不修堰，导致建成的当年八月涨水时，大堰溃决，下游受灾居民数以十万计。
普通二年（521年），义州刺史文僧明叛降北魏。七月，信武将军裴邃迅速击破魏军，收复义州。
普通五年（524年），萧衍命裴邃统帅诸军北伐。九月，裴邃抵达寿阳城外，一度攻克外城，但因援军未至，被迫撤退。随后他整军再战，拓境至郑城及汝水、颍水一带，并于寿阳大破魏将元琛、长孙稚等。普通六年（525年）五月，裴邃卒于军中，萧衍派中护军夏侯亶接替其都督北伐诸事。普通七年（526年）七月，萧衍借“淮堰水盛”，淹没寿阳的时机，命夏侯亶等再度北伐，围困寿阳。十一月，魏扬州刺史李宪举城投降，梁朝收复了自南齐末年以来失陷的寿阳。随后，萧衍梁以寿阳为治所，重新设置南豫州。
大通元年（527年）正月，萧衍派司州刺史夏侯夔、谯州刺史湛僧智等北伐，连克平静、穆陵、阴山三关。十月，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举涡阳投降。十一月，萧衍命中护军萧渊藻镇守涡阳，并设西徐州。大通二年（528年）四月，萧衍接受魏郢州刺史元愿达的降服，并在义阳设置北司州。同年，北魏内部爆发“河阴之变”，魏宗室元显（郢州刺史）、元悦（汝南王）、元彧（临淮王）、元世俊（北青州刺史）、元志（南荆州刺史）等举州降梁。十月，萧衍应元彧之请，派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护送其回归北魏。同月，魏豫州刺史邓献举州投降。
中大通元年（529年）四月，陈庆之连战皆胜，使元颢成功入主洛阳，魏帝元子攸逃往河北。六月，魏淮阴太守晋鸿以湖阳城降梁。同月，魏权臣尔朱荣攻杀元颢，洛阳失陷，陈庆之撤回。十一月，魏巴州刺史严始欣举州投降。此后，萧衍还曾试图扶持魏宗室元悦、元法僧为魏帝，因诸种原因，均遭失败。
中大通四年（532年）正月，魏南兗州刺史刘世明为人胁迫，举州降梁，萧衍改魏南兗州为谯州，仍以刘世明为刺史。次年（533年）六月，魏建义城主兰宝杀魏东徐州刺史，举下邳城降梁。中大通六年（534年）十月，萧衍命元庆和率众北伐。元庆和听闻魏军出师，不敢前进，最终无功而返。
大同元年（535年）十一月，北梁州刺史兰钦收复汉中，并迫使魏梁州刺史元罗投降。
大同二年（536年），东魏将侯景入侵楚州，乘胜进抵淮上，但被陈庆之击败。同年十月，萧衍再次下诏大举北伐，旋即又诏令众军班师，与魏通和停战。此后梁魏间到侯景内附之前，再未发生大规模战事。
（7）引狼入室
侯景原来是被鲜卑族同化的羯族人，在北齐奠基者高欢帐下征战，屡立战功，深受高欢欣赏倚重。但侯景为人反复无常，并且与高欢之子高澄不和。高欢死后，高澄想夺侯景的兵权，他就于太清元年（547年）正月投降西魏，但西魏宇文泰对他有戒心，并不倾心接纳，于是侯景请求以“豫、广、颍、洛、阳、西扬、东荆、北荆、襄、东豫、南兗、西兗、齐等十三州”降服梁朝。萧衍很高兴，封其为河南王、大将军，并派军接应。后来，萧衍与高澄讲和，但要以梁朝遣送侯景回东魏为条件。侯景得知后，以诛杀朝中弄权的朱异为借口，发动叛乱。叛军长驱直入，最后兵临建康、围困台城，本来萧衍已经号召各地军马驰援，但由于各路援军心志各异，在几次作战不利后就按兵不动，坐观成败，于是叛军得以继续围攻台城。而守卫城门的临贺王萧正德早已投靠了侯景，开城把叛军放入，台城沦陷。
侯景掌权后，萧衍虽在表面上受制于他，但内心极为不平。侯景想让其党羽宋子仙出任司空，萧衍说：“调和阴阳（三公职责），怎可用此物？”侯景又请让他的两位同党任便殿主帅，也被拒绝。侯景不能强迫萧衍，心里甚感忌惮，太子萧纲曾入宫觐见，流泪劝谏，萧衍却说：“谁让你来的！如果社稷有灵，还可恢复；如果不是这样，何必流泪！”侯景派手下的兵卒入直省中，有的人赶着驴马，带着弓刀，在宫廷中随意进出。萧衍询问原因，直阁将军周石珍回答：“这是侯丞相的卫兵。”萧衍听后大怒，斥责周石珍道：“是侯景，为什么管他叫丞相？”左右侍从都很害怕。自此以后，萧衍的要求也大多不能被满足，日常饮食供给也被减少。年迈的萧衍忧愤交加，从此一病不起。
（8）台城身亡
太清三年（549年）五月初二（6月12日），萧衍躺在台城皇宫净居殿，嘴里发苦，索要蜂蜜不得，在发出了两声”嗬！嗬！”（表示惊讶）的声音后，便在饥渴交加中逝世，享年八十六岁。侯景密不发丧，将其遗体暂时置于昭阳殿，到二十六天后方才被迁移到太极前殿发丧。由萧纲继位，即梁简文帝。同年十一月，萧衍被追尊谥号为武皇帝，庙号高祖。同月葬于修陵（今江苏丹阳陵口）。
（9）为政举措 ①政治 a.勤于政事
早在入主建康时，掌权的萧衍便下令废除了东昏侯在位时的苛政。如中兴二年（502年）初，萧衍下令“减损浮费”，“御府中署，量宜罢省”，又命公开焚毁东昏侯的“淫奢异服六十二种”。
萧衍称帝之后，初期的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自己很勤于政务，而且不分春夏秋冬，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
b.选拔良吏
萧衍虽雅爱文士，但颇注重政事能力。他曾手敕答刘孝绰云：“美锦未可便制，簿领亦宜稍习。”在对官吏的选拔任用方面，他尽量选用良吏。首先，萧衍注意对在中央掌握重权的官员的任命，他先后重用范云、周舍和徐勉等人。这些人或者有才能，或者有德识，或者敢于直言谏诤，都是难得人才。梁武帝任用他们对于改良萧齐后期混乱的政局，稳定社会，恢复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他们，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为了推行他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他的政令实行起来以后，梁朝的吏治得到显著改善。萧衍也十分清楚，当时州郡官员多非良才，但是对于贪暴官吏，一经发现都要给予严厉惩处。
东晋六朝是贵族门阀把握话事权的时代，九品中正制已不能起到选拔人才的作用，社会人才机制出现壅塞。因此在选用官吏问题上，萧衍遇到了一个如何处理士族与庶族关系的问题。要稳定、巩固统治，必须首先调和统治集团内部士族与寒门之间的矛盾。为了提高萧梁政权的影响力，萧衍便采取了拉拢高门士族的措施。让高门士族中的不少人担任高官，而实际大权却由庶族掌握。这是因为，高门士族出身的人大都崇尚玄虚，不亲事务，对于簿领文案等事不肯用心，而出身寒门的令史却谙熟政事，勤恳耐劳，如范云、徐勉、周舍等人均来自士族的中下层。对寒门庶族，他也尽量做到“惟才是务”。天监四年（505年），梁朝设置五经博士，又设立招收寒门弟子的五经馆，“修饰国学，增广生员”。学生免学费，食宿全由国家供给。生员只要能精通其中一部经书，经过考试后都可以录取进入官吏队伍。在诏令中萧衍说，哪怕是放羊的，看牛的，只要能考上，有才能，就录用他，绝对不准阻拦。此举让寒门子弟有了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性。在政府提倡鼓励之下，向学之士自四方云集。自萧衍开始，通过考试录用人才成为常设制度，这为以后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c.广纳谏言
萧衍还广开言路，曾多次下诏称不论是在朝的官吏或地方的刺史以及四方士民，如果想对刑政发表意见，只要利国利民的都可以上奏。为此，他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没有被使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
d.修订刑律
萧衍重视刑律的制定。称帝之后，他就命令群臣制定新律法。南齐时的郎官、洛阳人蔡法度，家传律学。他家中藏有齐武帝时删定郎王植之的《集注张杜旧律》，共一千五百三十条，但未实行过，而字迹却将磨灭。萧衍于是任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使其损益王氏旧律，编写《梁律》。天监元年（502年），以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参议断定，定为二十篇。天监二年（503年），《梁律》修成，又有《令》《科》各三十卷。
在法律的具体执行过程中，萧衍优待官僚贵族，有犯罪者则想方设法为之辩解。而百姓有罪，都案之以法。有的连坐则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则全家冶罪。有一位秣陵老人曾当面向萧衍指出：“陛下为法，对老百姓要求严，对于权贵却宽松，这不是长久之术。如果能改正，将是天下百姓的福分。”萧衍接受了这—批评，便下达了一些宽减刑法的诏书。但萧衍“锐意儒雅，疏简刑法”，致使公卿大臣都不重视刑狱，特别是萧衍晚年，怠于政事，又专精佛戒，对王侯子弟的犯法，则宽之又宽。以致王侯子弟更加骄横，有的竟然白日在建康大街上杀人。至中大同元年（546年）之后，禁网逐渐宽疏，百姓安之，而贵戚之家，更加目无王法，为非作歹。侯景乱梁时，便有书告城中士民，历数此种权贵盘剥以供己用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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