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湖北的信件，写信人名叫侯礼祥，自称是原红一军团的干部，与杨得志是老相识。杨得志读完信之后，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的革命经历，当年他在红一军团担任师长的时候，麾下确实有一个叫“侯礼祥”的团长，可此人在抗战时无故失联，很多人都说他已经死了，如今怎么又好端端的给自己写信？
杨得志是越想越觉得奇怪，于是便让自己的秘书去查证一下侯礼祥的身份，大概三天之后，秘书告诉杨得志，这个侯礼祥完全没有资料或者文件能证明身份，大概率不是什么老红军，而是一个招摇撞骗的无赖小人！
侯礼祥是湖北人，他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红军，历任战斗班长、排长等职务，曾参加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立下了不少战功。1932年，侯礼祥因功升任红一军团红一团二营营长，他的顶头上司正是杨得志将军，1934年，杨得志升迁为师长，侯礼祥又紧跟着在杨得志麾下当团长，两人年纪相仿、志趣也相当，因此关系非常亲密，经常在一起聊天、工作。
1935年初，红一军团发起了泸定桥战役，侯礼祥主动请缨带领十余名精锐战士攀着铁索向敌人发动进攻，最终顺利击溃敌人，夺下泸定桥，为后续大部队打开了一条转移的通道。事后，侯礼祥受到了红一军团的大力表彰，并荣获手写奖状一面，以资鼓励。
1936年，侯礼祥进入红军大学进修，1937年抗战爆发后，侯礼祥被编入八路军总部警备团担任副团长，1938年，他护送彭老总前往山西前线指挥一二九师与一一五师作战。同年中旬，侯礼祥在外出送信的时候不慎遭到一小股日伪军的袭击，被打成重伤，虽然警卫员及时将他送到后方医院抢救，让他捡回了一条命，但他的左腿却也因此落下了残疾，无法再继续上阵杀敌。
原本中共中央打算将他召回延安工作，可他实在不愿意给党组织添麻烦，于是便主动申请退出八路军，返回湖北老家从事地下活动。1940年，侯礼祥的家中遭遇盗窃，他的身份证明与一众奖状、勋章均被偷走，与此同时，整个湖北的中共党组织也受到日本情报部门的打击，约有上百名党员被捕杀。中共湖北省委为了保存实力，便命令所有幸存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先蛰伏下来，等到以后风头过去之后，再重新开始革命工作。
然而，谁都没想到的是，就在这短短的“空窗期”，侯礼祥居然意外与湖北省委失去联系，成为一颗“孤子”，1941年，他多次尝试重回革命队伍，结果却始终未能如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侯礼祥因为早先上过几年学，颇有文墨，因此被湖北国民政府强行委任为“保长”，其职责相当于现代的村委会主任，于是乎，这个昔日的红军竟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受人唾弃的“反动分子”。
等到建国后，侯礼祥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被清算者”，从1950年开始，他便不断受到批斗，这给他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为了尽快洗清冤屈，侯礼祥便四处上访、找关系，希望能恢复自己的老红军、老党员的身份，结果却频频碰壁。一直到1961年，侯礼祥偶然得知老首长杨得志在济南军区工作，于是便写了一封信给杨得志，可杨得志的秘书却因为怕麻烦，直接将侯礼祥定义为诈骗犯，并没有给他回信。
好在侯礼祥性格比较执拗，他后来又给杨得志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当初与杨得志朝夕相处的过程。这一次，杨得志果然被吸引，很快给侯礼祥回了信，这对失散已久的战友至此宣告重逢。1974年，杨得志前往湖北出差，途中他专门绕道去看望了侯礼祥，此时侯礼祥刚好被查出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病，可由于手头紧，他实在没有钱去医院接受治疗，只能自行卧床静养。
这让杨得志很是生气，一个曾经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如今竟落得如此地步，真是令人不可理喻，于是杨得志便将当地的县长叫来，亲自为侯礼祥证明了身份，同时又命令县长必须将侯礼祥照顾好，否则严惩不贷！县长不敢违背杨得志的意思，马上为侯礼祥办理了一系列手续，为他提供干部级别的待遇。1991年，侯礼祥同志因病去世，时年七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