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透过古窗棂，洒在青石板上。古院空间，光影交错，朴实无华。窗外江水清澈，宁静处宛若一面镜子，折射出江边古宅一段艰辛和辉光。
时间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央苏区重兵压境，层层布哨，步步设防，实施血腥的军事“围剿”,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地处三江交汇的江口，距离“白区”、红都瑞金、赣县苏维埃政府较近，水陆交通便利，还能与其他地方相通，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商品集散地。
1933年4月，江口对外贸易分局在江口圩一幢民房里成立，设有两个仓库，一个存放金银贵重物品，一个存放货物。至1934年11月，江口分局完全停止营业。19个月的风雨“红色金融史”，是一部“史诗”，更是一段充满回忆与情感的历史符号。
民房诞生“金融局”
“当时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时任江口对外贸易分局局长姚名琨，在《回忆中央苏区》时提到，1930年，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但经济十分困难，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低再低。苏区的食盐、土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缺乏，价格也越来越高。
姚名琨还回忆说，由于工业品的缺乏，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供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组织成立了消费合作社。之后，中央成立了对外贸易总局，其下成立了四个对外贸易分局，分别在赣县江口、汀州、会昌乱石圩、吉安值夏，“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我任江口对外贸易局局长。”
江口镇三江交汇，水土丰美，物产富饶，百姓勤劳善良。自古以来水运发达，于都、兴国等地来往舟楫，多泊于江口塘至江口圩河段。这里江水悠悠，舟楫之利，渐成为赣县区境东部最为繁荣的集镇。
当年，江口圩这幢民房里，诞生了影响历史的红色“金融局”。它直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下设的对外贸易局领导，姚名琨（姚玉生）任局长，侯文涛为会计，陈秀元为出纳，李楷玉为采购。
该局有4条专用船，每条配有4至5名船工，还下设4个采办处，分别是储潭、大湖江（含良口、武索）、长洛（含韩坊、大埠）、兴国（办土产出口），每个采办处有3至5人。1933年冬，工作人员发展到107人。成立了江口分局党支部，张子和任书记。
1934年7月，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派刘炳奎到江口分局任局长，姚名琨调湖江采办处负责。此时，分局设有6个科，分别为会计科、出纳科、采办科、业务（保管）科、总务（含交际科）、运输科。从江口到瑞金沿途，设有12个联络哨，还有一支30余人的武装运输队，主要任务是护送银圆。
这个在特殊时期成立的“金融局”，从门庭冷落到车水马龙，从默默无闻到“名声在外”，从惊心动魄到逝于烟火，叙写了一段又一段坎坷金融史。1934年11月，江口对外贸易分局止于风雨飘摇里。
一波三折破困局
江口距离赣州市60华里，是赤白交界地。江口对外贸易分局刚成立时，半月余门庭冷落，业务没有半点进展，职工时刻有生命危险。
当时，姚名琨家人被“国军”骗到了赣州市，只有他一人在苏区，如果有人认出来，被杀害的危险很大。他向组织汇报了“苦恼”，领导一边鼓励他克服困难，一边要求“贯彻白区贸易政策，争取白区商人。”
茅店是当时苏区最前沿，到此做生意的商人很多。姚名琨和采办员李楷玉到茅店调查，得知白区商人并不了解苏区对外贸易政策，不敢来苏区做生意，怕红军没收他们的资本，也怕被当成“探子”关起来。
找到了问题症结，江口对外贸易分局开始“破局”。苏区边界的墙上，一张张“标语”随处可见，宣传苏区对外贸易的政策，吸引了不少商人的眼球。半个月后，一些肩挑小商贩，来到了江口对外贸易局做买卖。
“那天正逢江口圩，有个赣州来的商人，卖了几十斤盐给我们，我们照价付了几块银洋给他。”姚名琨在回忆文章里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他拿到银洋后反复敲打着，听到‘叮叮’响声，又放在耳边反复听，还瞧我们的脸色。”
《赣县苏区对外贸易史料选编》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受访人姚名琨描述的场景：
我看出了这个商人的思想顾虑：怕银洋是假的。便对那位商人说：“你不喜欢这种银洋吗？那就由你选！”我叫营业员抬出一箱银洋，打开后，里面全是清一色的“鹰光边”，白花花的。他一看很高兴，选了几块中意的银洋，拔腿要走。
我叫住他说：“请你帮个忙，我们要买许多盐、布，能否串通商人来做点生意？”他看到我们公平交易，回答说：“我还有几百斤盐，卖给你们，好不好？”我和颜悦色地点头欢迎。于是，他眉飞色舞地走了。一两个小时后，这位商人带了一大伙商人，挤进了营业部。
据记载，当天江口对外贸易局购进食盐4000多斤，出售稻谷1万多斤，第一次打开了红色贸易的局面。此后，每至逢圩，江口都有赣州商人的成百条货船，载着盐和布来交易。还有肩挑小商人，先后共计几百人，有时高达五六百人到江口做买卖。
当时江口贸易分局讲究信用，且根据货物缺乏情况确定利润，白区商人觉得有利可图，都愿意到此做生意。1932年4、5、6月份后，业务成倍增长。至7月，江口贸易分局组织机构和人员配置逐步完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外贸易总局计划采购什么货物，只要开出购货单，由各个联络哨传递到江口分局，该局就按计划去采购。
苏区造“老鹰头”和西药采购
1933年夏天，江口贸易分局“红色贸易”呈现大发展态势。该局秘密派干部到赣州城内争取商人，以取得更多进口物资。“广裕兴”作为赣州城内最大商行，是最早被争取到的对象。
广东军阀李振球和陈济棠是该商行“后台”。江口贸易分局和“广裕兴”互派代表，驻点对方区域设立秘密采购站、组织货源。至此，“江口局”营业额迅速增长，每月进口营业额在60万到150万元以上。苏区生产的剩余商品——农产品，从江口运往赣州。苏区急需的物资，70%以上通过这里以各种方式向赣州采购，然后运往苏区，供应宁都、广昌、兴国等县，及中央政府各机关和军事上需要。
“繁荣”之时，出现了决定成败的大问题。苏区市面上交易的货币，都是以赤金和中央造币厂铸的银洋“大头洋”、“小头洋”作为外币。没多久，赣州商人发现苏区流通的银圆，都是“苏区土造”，在赣州城被禁止使用。这导致苏区进出口贸易急速下降。
时任江口贸易分局局长姚名琨，立即向中央总局报告了情况。上级部门得知“白区”商人喜欢“老鹰头”银币，苏区中央造币厂没有此种银币铸造机器钢模。要解决该问题，只有到国民党统治的上海市，采购一架造币机和马金钢。这个任务交给了江口贸易分局，他们通过赣州一位大商人，历经千辛万苦，去上海采购了一架造币机和几大箱马金钢。造币厂很快造出了一大批“老鹰头”银洋，江口分局的对外贸易立即恢复了。江口贸易分局受到了表扬，还配置了一个连的警卫队，奖励一支手枪和一匹马。
1937年7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根据地日益缩小，成千上万的红军伤兵从火线上抬下来。上级部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分局除完成其他进口任务外，还要完成10万元西药采购任务，赣县江口分局的任务是6万元。贸易总局领导带领一个武装排，到江口分局加强领导力量。
一次江口逢圩日，江口贸易分局深入市场，组织召开“白区”商人座谈会。据姚名琨回忆，当时来了23名商人，交谈时了解到，要从赣州运物资到江口十分困难。当日下午，再次组织20多名“熟商”座谈。宣布动员商人任务后，一名叫汪东金的商人，带头报了2.5万元计划。
“我当场表扬了他！”姚名琨在回忆中说，“当时还宣布，超额者奖励20元。其他商人也纷纷承担了采购任务。汪东金还建议改变运输方向，由原来运货的上水船，改为下水船。我们认可了他的办法。”
汪东金有个亲戚叫何慕陶，在赣州开西药店，是西药界的“暴发户”。何老板和江口贸易分局做过不少生意，还签了订货合同。当时，苏区正好有一批西药需采购，汪东金从中斡旋，何慕陶同意将国民党订购的西药，转卖给江口贸易局。1个月后，20多名商人从赣州采购来一批布、食盐、西药，陆续在储潭、大湖江、良口、五索4个采购站交了货。
江口贸易分局与当地百姓，想出了种种办法，隐藏在敌人的枪口下，一次次混过严苛的检查。经过40多天艰苦奋斗，江口贸易局超额完成任务，采购西药超过8万元。
江口分局遭袭和停业
江口贸易分局从诞生到破局，从出色完成任务到全盛期发展，成为苏区一颗璀璨明珠。然而，1934年8月，遭遇的一场敌袭，让它遭受了严重破坏。
1934年9月2日，《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关于江口贸易分局损失事件的决定》，详细记录了遭袭的过程。时年8月10日早上6时许，敌人袭击江口，从开始进攻时起，经过40分钟时间，才占领江口。占领后不到2小时，因受到红军及地方部队攻击，即行溃逃。敌人在占领时大肆抢掠，江口各经济机关，特别是贸易分局遭遇巨大损失，总计损失现金和物资达37926元。
上述“决定”分析了巨大损失的原因之一，是贸易分局的负责同志，直接违背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的屡次指示与警告，对于敌人的进攻，没有任何的警觉，并且不作任何必要的准备。第二，在敌人开始进攻以后，贸易局的负责同志没有沉着地坚决地负起应有的责任，在40分钟时间内，有计划地把主要财产，或最轻便可带的3万余元钞票拿出。另外，在事变中，分局负责同志表现出极不可允许的仓皇失措的态度，四散奔逃，置巨量财产于不顾，以致现金被敌人轻易抢去。
该“决定”认为，这一损失的直接负责者，为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与江口分局局长刘炳奎，当时二人均在江口，事前既未能很好地准备，事变中又未能尽其应有的责任，来保护苏维埃的财产。更不可允许的，是刘炳奎同志在事变发生后，竟能安然回家休息三天，而放弃自己在这一巨大损失以后所应负担的任务。
这次遭袭后，钱之光和刘炳奎被撤职，另委任毛泽民同志为贸易总局局长；继续追究这一事件，并在整个贸易局及其他经济机关的系统内，开展严厉的斗争，反对在敌人进攻面前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动摇。还要求坚决纠正脱离战争的营业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为彻底转变贸易局及其他经济机关的工作，保证红军的供给而坚决斗争。
姚名琨在回忆中说，为了整顿和恢复江口分局贸易业务，他由采办处调回江口分局负责。业务刚刚得到恢复，时年10月23日接到通知，要求他收拢货币，停止营业。之后，姚名琨到瑞金中央对外贸易总局开会，当时中央总局已缩编，只留了1个办事处，工作人员13人，由陈祥生负责。时年11月，江口分局完全停止营业。
“解放战争胜利后，江口镇的红色金融体系，逐渐与国家统一体系结合起来。”赣县区江口镇党委书记许亮深有感触地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了银行改制和整合工作，原有的红色金融机构也进行了相应调整。这些机构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和人才资源，依然对国家经济建设产生着深远影响。” 文\图 李子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