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关了八个黄埔一期生，其中一个被枪毙。”近来这种说法甚嚣尘上，实际上完全不符合史实，那些网文编造虚假故事，完全是对战犯改造政策的诋毁：其一，他们所说的那个被枪毙的黄埔一期生根本就没进过功德林；其二，功德林里的黄埔一期生绝不止八个，沈醉1956年在战犯大集中时进入功德林，见到的黄埔一期生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仙洲、范汉杰、曾扩情、刘嘉树、马励武、周振强、郭一予等十多人。
以讹传讹的危害实在太大，所以咱们今天就详细来聊一聊这些黄埔一期生的个人表现和特赦时间，至于那个被传“枪毙”的黄埔一期生邓子超，是1950年在赣州被捕。1951年一月在宁都被处决，根本就没进过任何战犯管理所——在1951年的“镇反”中，进了战犯管理所就等于获得了免死金牌，不但不会被判刑，而且连审判也没有，我们的政策是让他们通过学习改造而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实事求是地说，在功德林学习改造的一百多个将军级战犯，有很多确实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比如连沈醉自己也承认：“徐远举在重庆解放前夕，把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内所有共产党员、民主人士、爱国青年，甚至连因违反纪律关在里面的军统特务，都一个不留地杀掉了；周养浩在重庆担任保防处长时，把该处逮捕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和嫌疑犯都杀了，在担任军统局息烽监狱主任时，杀过共产党四川省委罗世文、军委车耀先，以及打进军统的共产党员张蔚林等上百人；我在昆明一次抓过四百多人，秘密杀掉几个 。”
沈醉一只眼睛一条腿有伤，胸口也有一处枪伤，那都是他在抓捕地下党时留下罪恶印记，要说枪毙，最该枪毙的就是这些面对手无寸铁的被俘者滥用酷刑并大开杀戒的军统特务，但他们非但没有被判处死刑，而且还都受到了优待。
沈醉1960年第二批特赦后当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每月有一两百元工资，后来更是享受司局级待遇，他写回忆录的稿酬，也丰厚得令人难以相信。
周养浩1975年特赦后，选择去台湾被蒋家父子拒收，然后去了美国——他离开的路费，当然是国家提供的。原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特赦后，让我填个表格。我拿起笔就填，工作人员说你考虑一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去向，留在大陆我们欢迎，去台湾我们欢送，到世界任何地方定居都可以，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创造条件。”
就连一向倔强的原第蒋军十二兵团司令黄维也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承认：“当时给我治病，我需要的药物都是通过公安部的卫生机构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买回来的。所以我的病治疗得很及时，很不错。事实上，在国民战犯中，除了我以外，杜聿明、康泽、文强，以及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这些人，都先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他们都和我一样，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我的饮食，是吃小灶病号一饭，每顿二菜一汤，每天有牛奶，鸡蛋、猪肉，一直吃到1958年，连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也没有断了喝牛奶。”
沈醉在北京的住房是分配的，环境那还可是相当的好：“国务院拨了在永定门东街的一座四层楼的新建楼房，给留在北京的特赦人员和原来有住房但条件不好的文史专员使用。我和董益三被关押期间，家属住的房子被一换再换，这次也分得了这座楼房的一个单元。”
功德林战犯的生活，超出当时的平均生活水平数倍，所以特赦战犯们都很长寿。笔者曾专门做过统计：第一批走出功德林的十名战犯平均寿命八十三点二岁，这还是因为王耀武和陈长捷拉低了平均数，就连王耀武和陈长捷，也过了花甲和古稀：王耀武六十四岁；陈长捷七十六，卢浚泉八十岁，杜聿明七十七岁，周振强八十四岁，宋希濂八十六岁，邱行湘八十九岁；杨伯涛和郑庭笈都是九十一岁，曾扩情九十四岁。
如果这些人继续跟着老蒋，能活到六十的都没几个——黄埔一期的杜聿明和黄维早已百病缠身，要没有当时高级干部都用不上的进口抗菌素，他们早就挂了。
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周振强都是黄埔一期生，也都是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的， 范汉杰和李仙洲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马励武和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第七兵团中将副司令何文鼎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第三军中将副军长杨光钰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郭一予和黄维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刘嘉树1972年病逝，这样算起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黄埔一期生就已经是十三个了。
沈醉之所以没提韩浚、何文鼎和杨光钰，可能是韩浚瞧不起特务，也可能是沈醉跟何文鼎和杨光钰不熟：韩浚就是《特赦1959》中那个孤傲的叶立三的历史原型之一，与叶立三不同的地方，是韩浚跟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一样，都曾经在红军中担任过相当高的职务。
我们细看这些特赦战犯的简历和生卒时间，就会发现那至少十年的学习改造，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寿命，黄维回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还不困难，我们照样吃，感觉是感觉到了，那时猪肉吃得少了。我们自己还喂猪喂鸡，生活没受到什么影响。粮食虽然也定量，每月四十五斤，但是亏空了另外可以报销，等于不定量。有些年轻的很能吃，我那时也很能吃，大馒头一顿要吃四个。”
黄维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粮食定量就是四十五斤，笔者九十年代也吃过供应粮，但一开始是三十多斤，后来是四十二斤，还没有黄维在功德林学习的时候多，而且小时候也吃过玉米面饼子和小米饭、高粱米饭，每顿吃四个馒头，那只能是美好的想象。
特赦后的黄维跟文强沈醉都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有的还被选为政协委员甚至常委，沈醉回忆：“办公室设在全国政协东院，这里是原清朝顺承郡王府，宫殿式建筑，花木扶疏，环境幽雅。专员们在生活上也全部由政协负责，都在附近安排有住房，有公费医疗，专员们享受高干司局长级同等待遇，大家对这一安排都十分满意。”
沈醉当然会感到很满意，但是笔者却有点不满意：王耀武、宋希濂、杜聿明、郑庭笈等人抗战有功，享受较好待遇可以理解，沈醉和董益三等军统特务，没被判处死刑已经算是宽大的了，滥杀无辜的特务怎能跟抗日名将相提并论？
当然，我们的改造政策无疑是成功的，比如沈醉就已经彻底改变了：“突然听到了周总理重病的消息，这真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感到特别难受，情不自禁地天天为他老人家暗中祈祷。过去不相信有什么神，有什么上帝，现在，我却希望冥冥中真有一位主宰人类命运的神，能好好保佑他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如果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来换取他老人家的健康时，我会毫不吝惜地把自己身体上任何部位的东西，直到心肝与生命，都立刻献了出来。”
优待感化，顽石点头。沈醉和文强、黄维等人翻天覆地的变化值得肯定，像徐远举周养浩那样罪大恶极的特务都没有没有被判处死刑，功德林里的黄埔一期生，又怎么会有人被枪毙？
我们查阅史料，就能戳穿“功德林关了八个黄埔一期生，其中一个被枪毙”的谣言，因为功德林的黄埔一期生不止八个，而且一个都没被判处死刑。
一个问题解决了，还有新的问题要留给读者诸君讨论：抗日名将待遇好一些大家都没有意见，那么在您看来，那一百多个将军级战犯，尤其是将军级特务，有几个应该用另一种方式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