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开门第一件事是买小菜，蔬菜是大头。进小菜场，让人想起著名滑稽演员杨华生唱的《小菜场》：“红辣椒么红彤彤，青辣椒青光光。韭菜萝卜大蒜葱，番茄落苏和生姜。刀豆扁豆长豇豆，芋艿头是大队长。”
上海市民在八仙桥超市买蔬菜。 邵剑平摄
小菜小菜哪里来？土地里面种出来。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城市发展和人口增加，蔬菜需求与日俱增，近城粮棉田改为菜田，称“园地”。上海首部地方综合年鉴《上海市年鉴（1935）》写道：“近因交通便利，经营蔬菜者渐多，龙华镇及漕河泾镇附近栽种尤盛；沿吴淞江畔之农家，皆以种植蔬菜为业，种类亦多。”1949年后，市区居民吃菜来自市蔬菜公司的“市计划菜田”，郊区居民吃的是县供销社的“县计划菜田”。
上海郊区太小
1985年10月16日，上海到南昌371次列车开出上海北站不久，卧铺车厢走来一位身板笔直、个子高大的老人，他是率上海市慰问团赴共青垦殖场的团长裴先白，时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大家安排得怎么样？”他笑着问道。这位新四军老兵保持着部队传统，我们私下称他“老裴大哥”。
我这跑财贸的记者，与上海长期分管财贸的老领导很熟。上海解放后，裴先白先后任市第二商业局局长、市政府财贸办公室（下称市财办）主任、分管财政和商业的副市长。20世纪50年代以来上海人吃菜一本账，他清清楚楚，如数家珍。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启，中国开始了计划经济建设。各地按自身发展生产副食品，过去主要靠苏、浙供应上海蔬菜等副食品。上海市政府当年制定“郊区农业生产为城市服务”方针，菜地增至19.6万亩，蔬菜自给率达49.7％。到“一五”最后一年的1957年，蔬菜自给率提至66.7%，居民人均年消费比1953年增10%。陈云副总理在那年13省市蔬菜会议上提出：城市蔬菜供应“应以郊区生产为主，全国调剂为辅”。当时裴先白任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局长，该局负责上海副食品供应。他在调研后认为：要满足上海副食品需求，市郊菜地须扩至23万亩。但上海市郊小，再扩菜田难，要解决只有增加土地。他向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向国务院争取划几个县的土地给上海。”
自1949年7月嘉定诸翟镇西半部划入上海后，其他一些地方也陆续划入上海：1950年有川沙高行镇部分，1954年为嘉定新杨乡、田杜乡及马桥乡部分。到1958年1月17日除夕这天，国务院批准将江苏省松江专区的上海、嘉定、宝山三县划归上海。
1958年2月18日解放日报刊登有关嘉定、宝山、上海三县划归本市管辖的消息
“我们感觉上海郊区还是太小，必须再次扩大郊区。我们又提出划归整个松江专区。”裴先白说，他的提议让从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沪的柯庆施有点为难。
常务副市长曹荻秋赞同：“裴先白讲的是有道理的。不然，到最后没副食品，大家都拥着要怎么办呢？”
在三县划沪10个月后的11月21日，国务院第82次会议批准将江苏省苏州专区川沙、青浦、南汇、松江、奉贤、金山6县和南通专区崇明县划给上海。1958年，上海郊区从1949年的554平方公里拓至5865.19平方公里；小郊区变大郊区，菜田扩到30万亩，蔬菜自给率达88.4%。
1958年12月13日解放日报刊登有关七个县划归本市的消息
上海面积之增实为国家战略的重要一步。全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是沿海工业龙头，要提升和发挥作用，就当保证城市副食品供应。
送菜人练成了运动员
“不怕寒冬腊月，送菜为了工农联盟。中山北路转弯。淮海路转弯……”
1966年5月14日，第七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上海县虹桥公社女声表演唱《种菜想着吃菜人》爆红。“上海县虹桥公社的七个女社员以明快动人的曲调，演唱了体现工农联盟的女声表演唱《种菜想着吃菜人》，一边唱一边伴着锄地、播种、种菜、治虫、拉车等充满劳动气息的表演动作，表现了郊区菜农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城市的供应，在菜田里大闹革命的动人情景。”（《人民日报》1966年5月16日）
上海县虹桥公社社员的女声表演唱《种菜想着吃菜人》
上海种菜历史悠久。“据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上海县志》记载，有蔬菜44种。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宝山县志》记载，有蔬菜46种。”（《上海副食品商业志》）开埠后洋蔬菜登陆，1882年（清光绪八年）浦东严桥已种欧洲花菜，后又引进上海人叫“洋山芋”的土豆等。随着大量外侨和外省人迁居上海，入沪蔬菜新品更多，有番茄、卷心菜和刀豆等。到1949年，蔬菜就有65类300多种，改革开放初增到86大类360个品种。上海人吃菜是“从南方吃到北方，从山上吃到河塘”。
市区居民看不到种菜人辛苦，但送菜人的辛苦大家耳闻目睹。菜从田头送到当时市郊24个蔬菜购销站和市区146个中心菜场，也有从蔬菜购销站送到菜场的。我常见沪闵路一队队菜农送菜进城，自行车带拖车，蔬菜装得如小山。他们被称为“踏菜人”，分专业与业余。专业不参加生产队劳动就踏菜，有的属蔬菜公司外包工，轮到才能踏菜。
踏菜是力气活，也是苦生活。一车菜一般重1000多斤，少一点也有800斤，风雨无阻，起码踏个50公里。但大家抢着去，毕竟是“奶油差使”——工分高，还有空做家务、种自留地。
踏菜的自行车是重磅车，也有自家用自来水管焊三角架车身、用钢筋做上海人叫“书包架子”的后座，以此加强重装备。后座安一个L型钩子叫“拖铃”，勾住拖车把杆前中央带圆孔的舌头状铁板，自行车由此带动拖车。踏菜人两只裤脚管用木夹子夹住外侧，不是怕裤脚被机油弄脏，而是自行车多是半链罩，以防夹进链条和牙盘中。
踏菜大多为男劳力，也有极少数女性。梅陇公社潘凤娣16岁开始踏菜，从梅陇踏到闸北是从南到北穿市区，自行车坐垫的海绵里全是汗水，踏到北京路就肚皮咕咕叫，而点心店夜里九点半、十点钟就打烊了，只能吃自带的冷饭团。潘凤娣回想当年：“骑到一半骑不动，要哭。那时雨披也没有，戴个草帽，披块塑料。”
虹桥公社女声表演唱《种菜想着吃菜人》在田头演出。 邵海木摄
落雨并不是最苦，最怕是过桥。“老虎口”是必经的坡长桥高的曹杨路桥、武宁路桥和上海人叫“泥城桥”的西藏路桥。与潘凤娣一同踏菜的杜金鑫说：“到桥已经踏不动。三个人推一部上来。”碰到独自一人，只能硬着头皮一步步拉上来。有时遇到好心人，会主动帮着推车。不过，帮忙推车时顺点蔬菜揩油也不是没有。那时马路质量不如现在，热天太阳烤一天路面软化，重车踏来更沉重。从七宝进上海的漕宝路，还有农民当晒场，路上的稻谷、麦子给踏菜增加了阻力。毅力和体力锻炼了踏菜人。传说踏菜人中出了自行车运动员并非子虚乌有，潘凤娣就成了1974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50公里女子组冠军，还代表国家队去朝鲜比赛。
吃菜人也想着踏菜人。西藏路桥下的星火日夜商店为踏菜人提供周到服务：准备了价廉耐饥的面包、糕点，芝麻饼只要半两粮票，5分一只；免费供应开水，盛夏备凉水让送菜人洗脸揩身，有桌凳可供喝水、吃点心、休息；下雨天备有毛巾、姜茶，还拿出工作服替换；店里备有打气筒，营业员还帮忙推车上桥。潘凤娣记得：“有时骑到一半裤子坏脱了，有针线可以让你缝。”
1973年的星火日夜商店。 本报资料
“菜篮子工程”
1986年9月的一天，张广生来到中山东一路12号市府大楼（原汇丰银行）上班。此前他在南京东路353号东海大楼的市商业一局上班，如今到市财办副主任新岗位。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上海电视台新闻部和经济部时，常去市府大楼二楼市财办，去得最多的是市场处。进出走福州路30号边门，后才知这门原是汇丰银行供中国客户、中国买办出入的，中国人不能走正门由大厅进入汇丰银行。
到市财办第一天，张广生碰上开主任办公会。会后，他向将要离休的副主任王焕超请教：“我在会上听得是一头雾水，真的什么都不懂。”
王焕超笑着说：“不急。所谓的财办，就是菜办，慢慢地把‘菜篮子’搞清楚就行了。”
张广生说这是前辈向他移交工作时给的忠告。上海话“财办”“菜办”读音相近，这一谐音梗道出了这个市府职能部门的工作重心。
1964年，张广生从黑龙江商学院毕业，分到在沪的七大国家一级站之一的上海五金机械采购供应站，从此开始在上海生活。他感叹道：“20世纪后半期，令上海人最难忘的就是‘菜篮子’发生的变化。”
“‘菜篮子里看形势’是上海人的一大发明，上海人对菜篮子的关注比其他城市居民更胜一筹。”张广生是这样认识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们就感到菜篮子越来越轻，经常装不满。因而，菜篮子的大小轻重就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街头巷尾议论的中心，老百姓关注的热点。”
市民的菜篮子（选自1989年《人民画报》）
他到市财办时，上海是个13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市区人口800多万。虽在20世纪80年代放开了部分蔬菜的计划和价格，使供应量有所增加，但也只达到每人每天200克蔬菜的标准，蔬菜供应紧张状况没太大改变。
来自东北佳木斯的他还感到：“上海人买菜还与其他地方的习惯不同。当天吃的菜要当天去买，上海人买菜图的是新鲜。上海人吃菜与北方人还不同，往往把根、茎类菜不算菜。只有青菜、芹菜、蓬蒿菜等绿叶菜才算菜。老领导曾经风趣地说：‘上海人的嘴巴要求真高，三天不见青，两眼冒火星。’”
1988年，上海人的词汇里多了个词——“菜篮子工程”。上海人的菜园子要升级，视为战略问题考虑，当作系统工程建设。张广生说：“朱镕基市长经过调查研究，听取了裴先白、叶公琦、庄晓天等老财贸系统领导的意见，明确把保障市民副食品供应列为新一届政府工作的突破口。经过反复酝酿，市委、市政府于1988年8月市副食品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上海的‘菜篮子工程’及其实施规划。并提出‘县长抓菜园子，区长抓菜摊子，市长抓菜篮子’的口号，落实在各级政府为市民办实事的项目中。”
正说着，窗外一辆厢式车驶过，车厢上的大字醒目：“上海市菜篮子工程专用车”。它24小时进市区无须通行证，过江、桥、路、高速免费。到1996年张广生从市财办主任转任市商委主任时，全市已有“菜篮子工程车”460辆。
上海市民充分享受到“菜篮子工程”的好处。图为在联华超市， 消费者可以选择新鲜蔬菜、净菜和配好的盆菜。 本报记者吴文骥摄
“菜篮子工程”实施当年的调查表明：1987年被上海人列入一号问题的菜篮子，1988年退到第四号。全年郊菜上市107万吨，常年菜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7.3%，上海每人每天吃菜330克。1989年国庆刚过，朱镕基收到淮海中路双禾村10位居民的来信：“现在副食品市场供应比以往充沛，品种丰富。国庆期间副食品供应安排周到，使居民能高高兴兴欢度佳节。”
上海菜园子升级见成效：新建、扩建一批稳定可靠的生产基地，建起新产销运行机制，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增强，市场应变能力显著增强。1997年7月10日，张广生代表冯国勤副市长出席“全国菜篮子”工作会议，汇报了上海的“菜篮子工程”。李岚清副总理在会议总结中肯定了上海的工作。张广生深有体会道：“‘菜篮子工程’是上海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系统工程，也是稳定市场和人心的民心工程。菜篮子的变化，展现了上海市民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改变，菜篮子继续考验人们的智慧和水平。”
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农业科技的发展，上海人民的菜篮子更加丰富了，不再有人担心“三天不见青”了。回顾上海的菜篮子历史，我们依然要向那些为我们的盘中餐努力奋斗过的人们致敬。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题图来源：题图为蔬菜源源不断被运送进上海(选自1989年《人民画报》） 图片来源：照片除署名外由作者提供
来源：作者：袁念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