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70年代出生的人，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含辛茹苦抚养大我们兄弟姐妹六个。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到大就受到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疼爱，身上难免有点娇惯之气。幸好还不至于脱离农村人的本质，也就是本性并不坏，虽然多了点娇惯，也还知道“适可而止”。
哥哥姐姐们上学的成绩都不太理想，也有当时条件的限制，他们最多也就读完了初中。到我上学时，家里已经只有我一个人上学了，条件自然也得到了改善。
于是，家人几乎把所有的关注都集中到了我身上，不需要我帮着家里做任何事，即使是学校放农忙假，他们也绝对不会叫我去干活。
哥哥甚至还说：你去地里干活那是“帮倒忙”，还不如在家里多读几句书，把成绩搞上去。
所以，我的成绩相对还算是很不错的，虽然不能说是拔尖的，却也常年保持在班级前三的水平。
家人一直希望我能上中专，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父亲病了一场，吃了大半年的药才痊愈。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便经常在我耳边唠叨：你将来就去读卫校吧，当医生不但能救死扶伤，不管什么朝世都能吃饱饭。
于是，我中考的志愿就填了卫校，我们那一届有两个选择：一是地区卫校，二是县里的卫校，我以一分之差被县卫校录取。
原本以为，上了卫校就算端上了铁饭碗，毕业后就能去医院当医生。
可进了学校才知道，县卫校的毕业生，只有一部分能分配工作，因为生源主要是卫生系统的职工子弟，毕业后也就能自己去找接收单位。
但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又怎么能够帮我找一份吃国家粮的工作呢？
于是，三年卫校毕业后，即使我的成绩名列第一，也还是遇上了“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回到了老家种地。
这时候，父亲反倒对我表示出一些歉意了，说当时就不应该“怂恿”你去读卫校，如果当时去上高中，或许还能考个大学。
也怪不得父亲这么说，和我同届的堂哥成绩一贯就比我差，但当时上了县里的高中，我卫校毕业这年，他高考就考上了大学。
所谓木已成舟，或许也是16岁的我还太小，还不懂得回家种地与上大学之间的差异，心里对父母并没有任何的埋怨，反倒很坦然地说：只要我有本事医术好，还需要担心没饭吃？
既然无法去医院上班，读了几年卫校总得搞点事做吧？父亲为了“弥补”对我的误导，凑了一笔钱帮我开了一个小诊所，诊所就开在我们村的桥头上，而我就成了坐堂医生加药师。
那个年代，农村诊所的管理还不是很规范，再加上管理机构对本县卫校的毕业生也比较同情，我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办好了开业手续。
就这样，我这个十六七岁的“小毛孩”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乡村医生了。
在那个年代，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还相当严重，就以我们乡为例，除了公社所在地附近的几个村子有几个赤脚医生之外，偏远村落甚至连赤脚医生也没有。
我家所在的村子也没有，还扼守着两冲的山水，往里走还各有三四个村子。于是，我的诊所开业不久，我马上就成了附近几个村子乡亲们眼里的“红人”。
凭着比较扎实的基本功，我的诊所很快就打开了局面。附近几个村子的人，但凡有点头疼脑热的，基本都会来找我看病。稍微重点的病、或者年龄大点行动不便的人，还会来请我出诊。
我虽然在和同学们联系时自嘲“赤脚医生”，但心里却并没有忘记老师教导的医德。
当时有一句很高大上的口号：到2000年，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我自己也颇有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在接待病人时，我基本都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内心深处也确实最佩服古往今来的那些“大医精神”。
不到半年，我这个小伙子，在附近几个村竟然都有了不错的口碑。来我诊所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有时候连吃饭都得忙里偷闲对付一口，乃至于来请我出诊的人，有时候还得等一段时间。
凭着那份信念，我算是站稳了脚跟，只要我背着药箱走出去，在附近几个村子里，都能获得乡亲们热情的接待与尊重。
这对我是一份极大的鼓励，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精神上的收获，还要远超过金钱物质的利益。
就就么没过多久，我就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而且还有点乐此不疲了。
客观点说，当乡村医生这份工作，体力上还真的有点累，但我却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这里面无非就是两层原因：
一是能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崇高的理想”，其次也无需讳言，当乡村医生的收入也还算不错。
日子就像流水般过去，我也从当初那个十六七岁的“大男孩”成了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了。
在当时的农村，男青年二十岁就开始有人说亲成家，像我这样的“优秀青年”，自然更不会被人忽视。
只不过，或许是我真的“优秀”的缘故，那些有意无意给我说亲的人所提及的女孩，要不就是容貌有过人之初，要不就文化水平在农村比较高的人。
只可惜，我那时一心扑在事业上，对于爱情似乎还暂未开窍，于是就辜负了很多人的好心。
时间来到93年初，这年的我马上就要二十岁了。这三四年来，我已经算是一个老资格的乡村医生了，对于日常接诊时遇到的各种病症，基本都能做到处变不惊，处理起来也得心应手得很。
十一月底，我去一个叫肖家冲的村子出诊，处理完病人回家时已经黄昏前后了。那天下了点雪，也幸好下了点雪，天色虽然暗了，但路面还是看得很清。
我骑着那辆嘉陵70的摩托车歪歪扭扭地往家里赶，走到和公路交界处时，眼见得过了河就是我的诊所，心里总算松了口气。
走了一两百米公里就要再次沿着河堤回家，公路和河堤的交汇处有个不小的拐角，有人放了点稻草码成了垛。我的摩托车不小心滑了一下，人虽然没有摔倒，但摩托车却倒在了路上。
幸好速度很慢，摩托车倒在地上发出一阵轰鸣然又是怠速在转，我自嘲地笑了笑，刚想要扶起来继续回家时，耳中传来一阵呻吟声。
我四处打量了一下，怎么也没有看到人影，于是便把摩托车扶起来熄了火，检查有没有哪里摔坏时，那呻吟声再次响起。
这一次我终于听清楚了，那个声音是从稻草垛里传出来的。
这么冷的雪天，谁会在稻草垛里？我便一边大声问“谁”，一边朝稻草垛走去。
走到稻草垛旁边一看，果然是一个人躺在那里，全身上下都堆着稻草，只露出一个戴着“冬瓜帽”的头在外面。
听到我的询问，那个冬瓜帽朝稻草外面伸了一下，嘴里还在说：是我，外地人。
听口音，这是个外地人，出于职业习惯，我便走到他身边，拨开了他身上的稻草问道：这么冷的天，您躺在这里干嘛？
说话之间，稻草已经被我拨开了，我的问题已经无需他回答。
因为我看清楚了，稻草垛里的人是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一条裤腿上还有很明显的血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