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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时军人对日军的战术还是颇有几分了解的。
这主要源于近代的一种风气，即军事学东洋，外交学西洋。
从1898年起，清廷就开始向日本派遣军事留学生。
1900年末，首期中国籍学生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当于13期）。此后，先后共有29期，共计1600余人毕业于此。
在老一辈中，比较出名的人有蔡锷、蒋百里、孙传芳、阎锡山等；中一辈有何应钦、蒋志清等。这位蒋志清，就是蒋氏。
年轻一辈中，有汤恩伯、何绍周、宋希濂等。
黄埔军校创建之初所学的战术大部分是苏式的，也有部分日式的。
毕竟，老蒋和担任教育长的何应钦等人都是留日的。
同时，很多地方派系创办的军校同样选用日式教材和日本教官。
比如桂系办的军校、川军办的军校。
川军老将王陵基就是因为日语不错，才从一个县长的职务被聘请回川担任日语翻译，并由此成了大部分川军将领名义上的老师。
不仅如此，就连陆军大学前九期聘请的也大多数是日本教官，学校的教程也大多是日式的。
虽然说，聘请的日本教官也好，翻译的日本教材也罢，所传授的并不是当时先进的战术，（在陆士和日本陆大读过书的学员们都很清楚，每当日军要讲先进战术的时候，总是以各种理由不让中国学员参加。）但基础的战术和作战原则是瞒不住人的。
日军的作战原则虽然多，但归结起来只有四个字，即攻击、包围。
既然对日军的作战原则如此了解，那么，在抗战初期，以蒋系部队为主的部队在正面战场上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客观地说，表现得很一般。
这倒不是说正面战场的部队缺乏勇气和牺牲精神，而是缺乏正确的应对战术和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比如在华北战场，宋哲元的第29军就始终认为，日本并没有与中国展开一次大战的可能，有的只是想借此谋求更大利益的企图。
这也是第29军在华北战场上为何屡屡失机的原因。
在接下来的保定会战中，就纯属于战术不对头了。
在平原地带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展开对战，虽然勇气可嘉，也不乏牺牲精神，但无疑以己之短对敌之长。
在淞沪战场上，更是如此。
在已经确定了要先敌进攻的方案之后，并没有立即展开行动，而是仍然存在着幻想，认为可以通过国际调停来避免战争。
淞沪会战打响后，又犯了逐次增兵的错误，始终在一线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拳头，予敌以致命一击。
更要命的是，淞沪杭地区本是河网地带，不利于大兵團展开，把几十万兵力放在狭小的淞沪杭地区，遭到了日军陆海空立体火力网的严重打击，损失惨重。
在决定撤退时，仍然幻想着通过调停来结束战争，以至于撤出阵地的部队又要返回原阵地。
在这反复之间，耽误了撤退的机会，部队再一次遭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失。
虽然从战略上来讲，把部队调到淞沪杭地区与日军展开大战是得分的，目的在于把日军由北向南进攻的战略改为由东向西进攻，给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撤离，并构建二线阵地赢得了时间。
同时，日军主力也被拖在河网地带，使其机械化部队得不到施展。
可从战术角度来讲，没有多少可取之处。
武汉会战是抗战初期打得异彩纷呈的一仗。
在这次会战中，中国将领使用各种战法与日军作战，在很多局部战场都获得了不俗的战绩。
在万家岭，甚至几乎全歼了日军106师团。
但在武汉会战中，中国部队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战术指导思想。
武汉会战后的南岳军事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各路将领在总结武汉会战时，找到了对付日军的办法，即破坏交通线和侧击。
这个办法非常重要，它就是后来的“后退决战，争取外线”这个战术的基础。
在经过了上高会战的检验后，一套完整的“后退决战，争取外线”的战术成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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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第9战区作战处副处长、处长、副参谋长、参谋长的赵子立曾经这样解读“后退决战，争取外线”战术。
赵子立认为，要想实施“后退决战，争取外线”战术，先要解决的是敌我装备差距问题。
日军的基本作战原则之一是攻击，攻击，则意味着进攻一方要拥有强大的火力。
在这一点上，日军是要优于第9战区的。
如果部队在对峙线上，也就是在新墙河防线与日军作战，日军是占有明显优势的。
他们可以在进攻线上使用大量的炮兵进行轰击，再加上空军的轰炸和战车的冲击，第9战区部队要想在对峙线上与具有优势火力的日军作战，短时间尚可，可要想战胜日军就相当困难。
对付这种强敌有两个办法。
一是在对峙线上逐次抵抗，然后撤退至一定距离。
按照李宗仁的话说，在这个阶段，对峙线上的部队一定要边打边撤，千万不能转身就跑。
至于后撤的距离有多远，要视日军的兵力多少而定。
二是要把道路全部破坏。
道路破坏后，日军的重炮与战车将无法通过，双方的火力差距将变小。
待到将敌引至预定决战地带，在优势兵力和优势火力的配合下，才有可能将日军击退。
这一条是实施“后退决战，争取外线”战术时关于削弱和抵消日军优势火力装备的办法。
通俗一点说，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将日军的火力拉到和第9战区同一水平线上，甚至还要低于第9战区。
日军的另一个基本作战原则是包围。
更具体一点说，是日军利用地障进行包围的战术。
地障指的就是地理上的障碍物，具体一点来说就是山脉、河流、湖泊。
利用地障进行包围，是日军非常喜欢也非常擅长的战术。
具体的做法就是，派出部队进行迂回，然后将对手向地障方向挤压，然后几路合击。
比如在南昌会战中，日军向南昌牛行方向迂回攻击，其目的就是要把罗卓英部向东朝鄱阳湖方向挤压，然后利用鄱阳湖这个地障置罗卓英部陷入背水作战的境地。
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赵子立解读说，既然已经知道了日军的这个战法，那我军主力就应保持在日军包围部队的外线侧翼，然后予日军以猛烈侧击。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击败日军。
这一点，就是“争取外线”的战术根源。
那么，赵子立所在的第9战区是否具备实施“后退决战、争取外线”战术的地理优势呢？
第9战区的要害之处在湘北，实施“后退决战，争取外线”战术的地点也在湘北。
那么，湘北地区共有哪些地障呢？
在第9战区东线，有鄱阳湖和赣江。西线有洞庭湖及湘江。
在湘赣两省之间，以幕阜山为起点，向南依次有连云山、罗霄山、武功山诸山脉。
在这山水之间，南浔线和岳长线地势平坦，是日军由北向南进攻的要道。
若日军南进，无论是面东背西或面西背东，第9战区都将占有地理的优势。
若日军进攻长沙，采用利用地障进行包围的战术，那么，日军的主力定会在我军的右翼，也就是从东向西挤压第9战区部队，然后利用洞庭湖和湘江这两个地障，将我军陷于背水作战的境地，然后再予以合击。
既然如此，第9战区在前后3次长沙会战和长衡会战中，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线”的战术究竟取得了哪些战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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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长沙会战，日军兵分四路而来。
在赣北战场，日军先从赣中、高安方向开始攻击，继以一部由武宁、修水铜鼓道向西南方向进攻。
一路由通城、白沙岭、长寿街方向向西南进攻。
一路以主力从新墙河正面向南进攻。
另外还有一路是奇兵，走洞庭湖登陆营田，包抄9战区部队在新墙河防线守军的后路。
战斗的结果是，在赣北高安方向的战场，日军始终未能突破高安防线。
在修水方向，由于罗卓英部占领了修水河谷两侧的山地，不断向敌军发起侧击，日军也未能得逞。
在通城、长寿街方向的战斗，日军虽然突进至汨罗江上游河谷，但由于日军主力在进至捞刀河北之后就撤退，这股日军也只能同时撤退。
新墙河至捞刀河方向的战斗，是1次长沙会战的主战场。
在这条战线上，日军动用了约15个联队的兵力，向驻守在新墙河的第52军发起进攻，其目的是企图将52军向西南方向挤压，将52军挤压于洞庭湖和新墙河所形成的三角地区，然后与走营田一路的日军配合歼灭第52军。
本来负责防守洞庭湖湖防的第37军只要封住洞庭湖水路，就可以阻止日军登陆。因为当时正处于枯水季节，日军是无法动用水上舰只的。
可在开战前意外发生，突然天降大雨，洞庭湖水位迅速上涨，日军利用小型汽艇和皮艇通过了水位上涨的河汊在营田登陸，第37军猝不及防，这才让日军钻了空子。
可由于在一战长沙前，各部队已经按照“后退决战，争取外线”的计划部署好了部队，在战局不利的时候，立刻按照计划行事，让日军扑了一个空。
日军渡过汨罗江南岸进至捞刀河北之时，日酋冈村宁次就发觉事情有些不对头。
因为他发觉，对面的中国守军并不是因抵抗不住而撤退，而是在有计划地向日军两侧外线转进。
如果在捞刀河北停止进兵，双方的实力在这个阶段还算是均势。
如果渡过捞刀河向长沙进兵，双方的实力就将发生转换。鉴于此，冈村宁次主动撤兵。
1次长沙会战，双方其实是打了个平手。
这其中，并不完全是冈村宁次发觉了薛岳的意图，还在于后退的距离还不够。
后退的距离不够，则意味着日军实力尚存，双方的实力对比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化。后虽穷追猛打，但斩获并没有期望中大。
第2次长沙会战，严格来说算得上是一场败仗。
薛岳的指挥背离了“后退决战，争取外线”的计划，甚至可以说是一次攻势作战。
这其中的原因是薛岳中了阿南惟几的计策，把本用于防守新墙河的部队抽调到新墙河以北的大云山去增援，这直接造成了新墙河防线空袭，被日军乘虚而入。
紧接着，薛岳为了弥补在新墙河防线并未迟滞、消耗敌人的失误，又先后把10军和74军派到内线作战。
薛岳的计划是，把这两支精锐主力派到内线，尽可能的阻止日军推进的速度，好让他为其他部队的展开赢得时间。
如果说把第十军提前派到内线还算有情可原的话，把第74军也派到内线阻敌，则是完全背离了“后退决战，争取外线”的计划。
当时，赵子立就提出异议，他认为应该把74军派到浏阳一线。
浏阳处于整个长沙战场的外线，可以随时侧击南下进攻长沙的日军。
可薛岳不听，硬是把74军派到了春华山一线，这直接造成了第74军遭到了在抗战中的头一次严重损失。
若非陈诚在宜昌采用了“围魏救赵”的战术，让阿南惟几不得不撤兵救援，在第2次长沙会战时，长沙就已经丢了。
因为当时日军第4师团和13师团的早渊支队已经进入了长沙。
第3次长沙会战，是连一贯死不认输的日军也不得不承认的一场大败。
这其中固然有阿南惟几临机做出进攻长沙的决定，让进攻长沙的日军无论在兵力还是后勤物资的保障上均处于弱势的原因在内，但第9战区在这一次会战中，可以称得上是充分展示出了“后退决战，争取外线”这一战术的高明，是一次教科书般的大胜。
但这一切都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第9战区的战力在通过一系列的后退与日军拉平，甚至反超。
这其中的关键是后退的距离。
前3次长沙会战中，日军的攻势到了长沙城下后，基本上算是尽到了全力。
这就意味着，后退决战中，第9战区后退的距离是从新墙河到长沙。
若日军的战力到了长沙后仍然未到底线，那就意味着，长沙并非是决战的地带，还需要继续后退。
这一点，在长衡会战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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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发起长衡会战前大肆扩军，直接用于长衡会战的兵力已经达到了8个师团。
反观第9战区呢，由于第3次长沙会战后，日军有两年多的时间未对第9战区发起进攻，第9战区大量的精锐部队抽调到滇越、滇缅边境与日军作战。
在长衡会战发起前，第9战区仅有60余个团的兵力，其实力比全盛时期低了将近一半儿。
双方的实力对比，就意味着在长衡会战时第9战区后退的距离应远远超过长沙。
按照赵子立的估算，哪怕后退到衡阳，日军的战力也未必用到底线。
“后退决战，争取外线”的战术，在抗战时期用于对付日军攻击和包围的战术，确实起到了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后虽在长衡会战中，薛岳采用这个战法失利，但并不意味着这个战法有误，而是薛岳并未实事求是地评估战场态势，采取正确的应对办法，而是单方面的迷信于所谓“天炉战法”。
赵子立虽然在长衡会战开战前就对薛岳提出要把预设的决战地点放在衡阳，可却被薛岳拒绝。
事实证明，赵子立的提议是正确的。
在长衡会战中，由于第9战区后退的距离不够，这就造成了决战的地点提前。
决战的地点提前，则意味着日军的战力尚存。这让撤到外线，然后侧击日军的部队正好与锐气正盛的日军打了一场消耗战。
这对第9战区无疑是相当不利的。
等到薛岳回过神来调整部署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些侧击的部队均伤亡惨重，已经无力对在衡阳爆发的大战采取有力的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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